母国制度环境约束下企业动态能力与国际化区位选择

摘要：通过整合制度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和国际化理论的既有相关研究，探讨了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区位选择的影响机理。在中国具有演进性和分割性特征的制度环境约束条件下，企业将逐渐形成与之匹配的变革更新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机会识别能力，这种异质性的动态能力使中国企业在相似的制度环境中能够获取相对于发达国家企业的比较优势，从而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初期亦应选择进入制度环境同样具有演进性和分割性的国家和地区。

关键词：制度环境；动态能力；国际化区位选择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11.13

中图分类号：F742；F2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5）11-0061-04

Abstract：By integrating the relevant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or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evolutional and segment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China， Chinese enterprises will gradually gain the capability of update， resources integration and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this special dynamic capability contribut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against other MNEs in similar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Chinese enterprises should choose a host country whos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evolutional and segmental at the primary stag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 words：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dynamic capability； location choice

引言

国际化区位选择由哪些因素决定？这是企业进行对外投资面临的首要问题。目前，大部分既有研究均只关注了发达国家企业如何选择对外投资区位，以及如何在东道国获取竞争优势。而对来自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应该选择何种投资环境以获得生存和发展机会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与西方大型跨国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薄弱，母国制度环境尚不完善。Peng认为引入制度因素将更好地解释其国际化区位选择机制[1]。然而，制度理论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区位选择的研究尚未形成独立体系，甚至不同的研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如Buckley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呈正相关关系[2]。Kolstad和Wiig却认为，中国企业的投资倾向与东道国的制度质量成反比[3]。之所以得出如此异的结论，主要归因于以往研究多将不同类型的企业看作一个统一整体，以此来分析东道国及母国区位因素对企业投资倾向的一般性影响，却没有从异质性层面进一步探讨不同企业对区位因素的偏好。

由此可见，既有研究对母国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区位选择这一问题还知之甚少。换言之，对来自中国的企业是否会形成一种源于母国制度环境的特殊能力，这种能力又如何指导其国际化区位选择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答。鉴于此，本文首先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转型经济时期中国的制度环境及其特征进行分析，探讨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动态能力形成的影响机理，进而剖析具有异质性动态能力的中国企业如何选择国际化投资区位。

1母国制度环境及其特征

尽管中国的制度环境在过去几十年间已经得到了大幅改善，但处于转型经济时期的中国企业依然不得不在亟待完善且动态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寻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基于此，分析母国制度环境的特征并考察其复杂性与动态性，成为中国企业如何匹配制度环境的关键所在。

11制度环境演进性

近代中国宏观制度环境的变迁是围绕着经济制度的更替进行的，并呈现显著的演进性特征，即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边际性调整，逐步修改原有制度的内容，在新制度的比例逐步增加的过程中实现对旧制度的替代，最终建立适应新的发展需求的制度体系[4]。

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形态的演变亦不是自发进行的，而是在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引导下逐步推进的。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改革过程中一直掌握着主导权，并通过制定阶段性目标、实时转换策略，推动改革从易到难、由浅入深不断发展。不管是自东向西逐步推进的梯度发展战略，还是先局部再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次序，均体现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的，具有时间上的长期性与空间上的渐次性特征[4]。另一方面，经济效益的激励、意识形态的改变以及置身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形成了中国制度形态不断向目标模式转换的强大推力。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需求、与大型跨国企业竞争的压力也成为中国改革和体制变迁的主要动力。

很显然，政府与市场双重力量的推动保证了中国制度环境变迁的方向和速度，从而中国的经济体制实现了由“单一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终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演进序列。随着市场的不断发育，国民经济体系中市场的比重不断增加，计划的比重不断减少，计划相对于市场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格局，最终有力促进了国内竞争市场环境的形成。与之相对应，改革边界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科技领域及其他领域，整个制度形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亦实现了转换更替（如图1）。 12制度环境分割性

中国的区域制度环境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从地理区位来看，中国已经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以及京津冀经济圈，并且这3个区域间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差别显著。除此之外，从行政层级来看，中国省、市、县三级制度环境同样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出现了由地方保护而造成的隐形壁垒。

银温泉和才婉如指出，中国分割性的制度环境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产物，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基本上并未出现类似现象[5]。一方面，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是以试验方式由点带面逐步展开的。在此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作为首选的试点享受了大量政府优惠政策。这种不均衡的制度安排使东部地区制度环境与市场环境的发展水平均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地区间的制度环境差异因此被逐渐拉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中央逐步将财权和财力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成为责、权、利集合的财政管理主体。同时伴随着中央对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绩效考核，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竞争态势，甚至通过地方保护措施分割本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联系，造成了制度环境逐渐分割现象（如图2）。

樊纲和王小鲁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以及世界银行报告均对这种地区间的差异进行了评估与记录，并指出制度环境分割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是普遍存在的[6]。尽管中央政府为缩小地区差异采取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措施，但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体制以及历史遗留等问题，使得我国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一目标难以在短期内实现。

2母国制度环境与企业动态能力的形成

如前所述，转型经济时期中国制度环境具有显著的演进性及分割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面临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与动态性。根据战略管理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理论的相关研究，企业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大多是依赖于动态能力对企业自身资源结构的调整[7， 8]。因此，为适应演进性与分割性并存的母国制度环境，中国企业需要形成与之相匹配的整合、构建和重组内外部资源的动态能力。沿用Collis、Eisenhardt和Teece等对动态能力的维度划分标准，本文将企业动态能力分为变革更新能力、资源整合能力、机会识别能力三个构面[9，11]。

21母国制度环境演进性与企业变革更新能力

企业为适应不同制度环境的要求需要建立与之匹配的差异性能力体系，并由此获得竞争优势[12]。在中国动态更替的制度环境中，企业在原有制度条件下建立的核心能力被不断侵蚀，在稳态市场中形成的竞争优势被不断打破。为建立新的竞争优势，企业迫切需要更新和重建适合新的制度环境能力体系[7]。例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不具备独立产权，资源分配以及产品销售均由政府主导。在此阶段，企业最有效的策略是维持现状、按时完成政府制定的计划指标。而进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企业被逐渐打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失去了“统收统支”的保护伞和“铁饭碗”式的用人机制，企业必须在供大于求的环境中主动参与市场竞争以获取更多的优势资源。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减让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的举措使中国企业必须面对更多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对手。在此阶段，中国企业需要学习西方企业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生产技术以维持原有的竞争优势°。从而在中国不断演进的制度环境中，不同制度转型阶段对企业的能力要求存在差别，这需要企业拥有一种持续更新核心能力的动力，这种动力则来源于企业的变革更新能力。由此可见，为保持与制度环境的协同演进，中国企业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应具备相应的变革更新能力（如图3）。

22母国制度环境分割性与资源整合能力

由于中国制度环境分割性的存在，不同地区的企业或企业分支机构在响应当地需求的过程中掌握了异质性的市场资源、政治资源以及技术资源，实现各种资源的有机融合将为企业创造价值，获得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5]。但也正是由于制度环境分割性造成的技术标准、市场准入以及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壁垒，导致了中国不同区域、不同行政层次的企业之间甚至企业分支机构之间的资源流动存在障碍，因而处于不同制度环境中的企业或企业内部分支机构共享和转移营销技术、管理模式等资源的成本较高。为实现全国性的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处于分割性制度环境中的中国企业需要开发创造性的资源整合方式和信息共享模式，从而形成相应的资源整合能力。如图4所示。

例如，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在对自身优势和市场状况进行全面分析和周密策划后，利用其核心优势，走通过并购进行低成本发展的道路。在兼并大连、江苏和上海等的多家集装箱厂后，实现了对中国沿海地区集装箱市场的整合，并借助中国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等的国家优势成为本行业的世界一流企业。

23母国制度环境演进性、分割性与机会识别能力

中国制度环境的演进性与分割性共同促进了企业机会识别能力的形成。企业为感知机会、获取先动优势需要对政府政策可能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同时从外部环境中收集相应的信息以掌握所在行业的发展运行规律[13， 14]。然而制度演进过程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使企业难以全面掌握制度演进的手段与方式，提高了企业判断政策变化趋势的难度[12， 14]。如果企业一味盲从响应政府政策而不对其中的机会或威胁因素进行分析与鉴别，则会面临较高投资风险。其次，制度环境分割性阻碍了地区间的信息沟通，增加了企业跨区域收集政策、市场、技术等信息的成本，因而难以获取有关本地区以外的商业信息。因此，演进性与分割性并存的制度环境使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规律和特征，以及变化可能产生何种影响的分析变得困难。为了与制度环境保持一致，企业会投入更多资源以获取政策信息与行业信息，保持与政府法律法规以及行业发展趋势的匹配，进而开发出较强的机会识别能力（如图5）。

3企业动态能力与国际化区位选择

如前所述，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中国企业依靠机会识别能力，在变革更新能力的推动下，根据企业感知到的外部机会进行资源配置与整合，动态地适应了复杂变化的制度环境，最终取得所拥有资源与知识和所处制度环境的动态匹配。 更进一步，具有较强变革更新、资源整合以及机会识别等动态能力的中国企业应该如何选择国际化投资区位呢？国际商务领域的研究指出，企业国际化应从制度环境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因为在与母国制度环境相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营将更有利于发挥其在母国制度环境中所培养出来的能力和知识经验的价值[15]。

31企业变革更新能力与国际化区位选择

不同制度环境下企业变革更新能力的功效存在差异性[9]。当制度环境相对稳定时，较强的变革更新能力是缺乏价值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因为在静态环境中企业获取竞争优势所需要的核心能力不需要快速变更，也就不需要变革更新能力的推动。但由于能力的维持需要成本，因此具备变革更新能力的中国企业如果投资制度环境相对稳定的国家将有碍企业绩效。相反，在制度环境同样具有演进性特征的东道国，变革更新能力将发挥出更大的效益，弥补企业在生产技术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而在与发达国家企业竞争的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因为习惯于在稳定的制度环境中经营的西方及日本跨国公司，容易被发展中国家频繁的制度变更所束缚，而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在母国经营时已经适应了繁复的制度变更，因而能够更好地根据不同的制度形态做出适当调整。因此，具有较强变革更新能力的中国企业倾向于进入制度环境具有演进性特征的、制度环境尚不完善的国家和地区。

32企业资源整合能力与国际化区位选择

对中国企业而言，适应分割性的母国制度环境所形成的资源整合能力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将使其在差异性较大的制度环境中获得比较优势。尽管制度环境分割性在所有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但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禀赋以及某些历史性原因，不同国家的市场分割情况仍然存在较大差别。在制度环境分割性明显的东道国，资源整合能力使企业以较低成本实现知识和信息共享。而在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的东道国，企业即使不具备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仍然可以以较低成本实现全国性的整合。因此，资源整合能力在制度环境分割性较大的东道国更能体现其优越性，具有较强资源整合能力的中国企业将倾向于进入制度环境分割性较大的国家。

33企业机会识别能力与国际化区位选择

中国企业具有在不透明的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下获取信息、识别机会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所缺乏的[2]。因此，在动态变化且不确定性较高的制度环境中，中国企业的机会识别能力有利于其通过信息收集或根据已有经验判断行业发展趋势及未来的政策走向，进而获得先动优势。相反，如果外部环境变化速度缓慢且变化方向单一，则企业将缺乏识别外部机会的训练、逐渐失去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不利于其机会识别能力的运用与提升[14]。因此，具有较强机会识别能力的中国企业倾向于进入制度环境动态演进且信息共享存在一定障碍，即演进性与分割性并存的国家和地区。

综上所述，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面对动态性较高、市场分割性较大的制度环境时经验丰富，容易在复杂制度环境中建立灵活处理制度问题的比较优势，因而制度环境相似性是中国企业进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进一步，演进性、分割性的母国制度环境塑造出中国跨国企业特殊的动态能力，引导其对外投资流向制度环境相似的国家和地区。

4结语

本文通过整合制度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和国际化理论的既有相关研究成果，深入剖析了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区位选择的影响机理：首先，在中国演进性与分割性并存的制度环境约束下，企业会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变革更新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以及机会识别能力。其次，这种动态能力作为一种源于母国的优势将在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中持续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一些与中国制度环境相类似的国家，动态能力将更有益于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因此，受母国制度环境的影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实施应该先从发展中国家入手，在累积了大量国际化经验以及技术知识的基础上再考虑逐步实施全球扩张战略。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优势来研究其国际化区位选择问题，是对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区位选择理论的有效补充。首先，既有文献大多只分析了东道国制度环境或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距离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对企业的内部能力因素并未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其次，现有研究主要使用垄断优势、交易成本等相对静态的理论去解释母国制度环境与国际化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其他动态的理论视角（如动态能力理论）[16]。最后，既有研究主要以全球治理指数（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笼统地概括母国制度环境，却未对母国制度环境特征进行更深入的剖析。本文认为，母国制度环境特征是企业行为的重要参数，企业在适应制度环境的过程中开发出的资源和能力则是决定其战略选择的根本原因。因此，深入理解母国制度环境因素将有利于解释企业能力构建过程以及区位选择机理。

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为中国企业如何构建适应制度环境的动态能力指明了方向，同时为企业如何选择投资目标国提供了理论指导。作为尚处于转型经济时期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国制度环境的演进性与分割性一方面给企业的生产经营提出♫了较高要求，另一方面也为企业动态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有利环境。通过不断适应中国演进性和分割性的制度环境，可以促使企业培养出与之匹配的动态能力，为其国际化战略的顺利实施奠定基础。

然而，本文仅对所构建的理论框架做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尚未进一步收集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未来将实现将上述理论框架的可操作化，通过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开发相应的测量量表进行实证检验。此外，本文只关注了制度理论以及动态能力理论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区位选择的影响，下一步可整合其他理论以构建更完善的理论框架，以提高企业国际化区位选择，以及国际化区位选择与企业国际化绩效之间关系问题的阐释力和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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