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马叙伦
我的父亲马叙伦是个很平常的人,他认为作为一名中国人应该为中华民族不受外辱,国家自强,人民平等、当家做主、安居乐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早年生活
家里有一幅画,很有意义,也是传家宝。画上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奶奶,一个是我父亲。奶奶在织布,父亲在旁边帮忙、看书,说明当时家庭的环境是比较艰苦的。
父亲在《先母叙事》这篇文章里面说得很清楚:他的爷爷曾在北京做官,家在杭州,当时生活条件可能比较好一点。他出生时爷爷已经去世了,家境已经不行了。他的爷爷去世以后,他的奶奶一直是跟着他的父亲的,当时家里还有他伯伯的孩子,加上他们家自己的几个孩子,老得老少得少。他父亲的身体一直是比较弱的,后来在衙门里面有一个抄抄写写的工作,最后生病去世了,这时他才9岁。他父亲去世之后和他奶奶的棺材,因为没钱安葬就停在那里。他的母亲织布、缝鞋做鞋,他编袋子、折元宝维持生活,这样凑了钱,先把他的奶奶安葬了,再把他的父亲安葬了。后来有个朋友看到了,可能在官府里面帮着筹了点钱帮了个忙。这位朋友派来送钱的人到了家里,看到有个穿得挺破旧的人,就问少奶奶在哪里,他的母亲说我就是,对方非常惊讶。
父亲在《我在六十岁之前》一书中曾写到他的革命思想是发生在16岁时。他读过王夫之的《黄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嘉定屠城记》和《扬州十日记》一类的书,有了民族、民权两种观念的轮廓。这年又碰上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冲破了北京,更加深了他的民族观念。他又读了一些国外的文章,像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和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等一类的书,不知不觉地非要打倒清政府建立民主国家,并且要找真正志同道合的同志。
这时他为了为同学打抱不平,失去了到日本学陆军的机会,只能到上海帮朋友办杂志写文章来维持全家的生活。当时的上海是维新派集中的地方,他开始接触到了当时的社会。这时他还来往于沪杭两地教书写稿。辛亥革命时他参与了杭州的行动。29岁应北京医科专门学校的邀请进京教书,后又在北大教书、教育部任职,直至50多岁。
与早期民进
我有一个表哥曾经写过一些文字,讲的是他和我父亲在上海的一段,筹备民进的时候,他帮我父亲做了一些事情。上海的温崇实,我和他也有联系,都是看着我长大的,我去上海都会去看他。温崇实是共产党员,参与民主运动,经常给我父亲提供素材,包括蒋介石内部的一些情况,给共产党方面提供一些内部消息,知道什么他就连夜告诉我父亲,父亲连夜写稿子发表。
民进创始人之一陈慧,是陈叔通的女儿,很早就和我父亲认识,所以和我父亲关系特别好。她是教英语的教员,从美国留学回来,研究戏剧。我是1940年出生的,当时父亲在上海没有固定收入,奶粉这些东西都是她给我买,我管她叫荩就是姑姑,我的孩子叫她太姑姑,关系非常近。
在上海的时候,雷洁琼、严景耀、林汉达等,开会都上我们家。当时我们住在上海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房子是别人的,我们家没有房产。这些人来了都是我妈妈做饭,他们都特别喜欢吃我妈妈做的饭。记得雷洁琼的先生严景耀人很好,特别喜欢我,总是带着笑容。
生活简朴
父亲生活简朴,除必要的开支绝不浪费,储蓄起来。
父亲的衣服也就那么几套,除了出去应酬穿的,其余的都很随便。但在国家号召购买公债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拿出当时全部储蓄购买了公债。抗美援朝时期,国内掀起慰问志愿军的高潮,他让母亲和我做了很多慰问袋送给志愿军。
父亲总能废物利用。他将送来的文件上的空白纸边裁下来留作草稿纸用,或者让我订成小本子上学用。信封也是这样,翻过来粘起来再用,这些事情都是我做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用纸,他要求我写字一定要从白纸的左上角开始写,若是打草稿则先用铅笔写,再用钢笔覆盖着写一遍,一张纸当两张纸用。他最不能容忍的是一张白纸拿来就往中间写,写完就扔。
父亲也不吃什么山珍海味之类的东西。他每天磨杏仁浆喝,那个小磨现在还在我这里。父亲会做一个菜,叫马先生汤,民进老一☮辈的人基本都喝过这个汤。陈毅、钱学森的父亲也都被请到我家来喝过这个汤。当时钱学森刚从美国回来,因为他父亲是我父亲在北大的老同事,父亲请他们父子到家里来吃便饭(钱学森因事没能来,他的父亲来了)。我父亲亲自动手,母亲给打下手。用十几个碗分装不同的材料,做一碗汤,其中雪里蕻、白菜、豆腐这三样是必须有的,剩下的就是火腿汤、鸡汤啊,再兑在一起,愿意再放其他东西煮成的汤也行,再兑在一起,就是好喝,但是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谁也喝不出来,很绝。这道汤是怎么来的呢,是20世纪20年代父亲在北大的时候,和别人到现在的来今雨轩(原来叫“长美轩”)去吃饭,觉得那里的汤不好,就把自己琢磨出来的汤告诉他们了,店里叫它“马先生汤”,那个时候红极一时。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来今雨轩还有这个汤。黄裳先生在《文人饮食谭》这本书里写有《马先生汤》一篇文章。
教育子女的“宽”与“严”
父亲的教育方式很好,一是“放开”,二是“以身作则”。
按照以前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肯定不会让我出去玩的。但父亲没有对我限制,没有说不许去这里,不许去那里。在上海,我们家对门有一家小织袜厂,他家有孩子,我就在小弄堂里跟他们玩。后来到了北京以后也是一样,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住在大方家胡同,对门那家是我的小学同学,她哥哥是蹬三轮的,住的是大杂院,家里非常挤,我几乎每天都到她家去玩。在我家门口,和别的孩子,也有男孩子玩拍洋画、扇三角这些游戏。 父亲很少管我,上初中报名,也是我自己拿着家里的户口本,冒着小雨从南小街大方家胡同一直走到灯市口去报的名。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大概是1956年,父亲身体已经不是太好了,我问他自己应该报考高中还是中专。提到学校曾经带我们参观过西直门的一个电力学校,里面有楼房,还有实验设备,就想考那个学校,父亲只说了一句,那个学校是要住校的,我一听,就不想去那个学校了。所以考什么学校、上什么学校,都是我自己做主。后来高中我考上了65中,是一所刚建的男女合校的仿苏学校,在沙滩那里,我每天骑车去上学,他也没有过问。之后考大学他也没管,都是自己爱报什么报什么。在对孩子的教育方面,父亲的确是很开放的。
但我父亲对自己、对家人要求都很严,非常清廉,以身作则,身居要职却从不为自己和家人谋取半分利益。我有个哥哥叫马龙章,是上海交大学飞机制造的,当时国家正组织人员去苏联学习,总理安排他参加。父亲知道以后对哥哥说,现在国家正需要你,你要凭着自己的能力参加选拔。哥哥就没有去,后来在空军,转业以后安排去沈阳滑翔机制造厂工作,直至去世。很多书上都写到过这件事情。
父亲没有为我上学和工作的事情做过安排。我初中上的是女十二中,在灯市口,男女分校。李济深的女儿李晓彤、王光美的侄女等人也都在这个学校,但当时相互之间根本不知道谁是谁,我们班上的同学也都不知道我父亲是谁。那个时候的人真的很朴实,不懂得走后门,我们也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自觉遵守制度
父亲非♋常自觉地遵守制度。记得我小的时候,每逢十一、五一,晚间像他这样的人可以带子女上天安门看放烟花,他只带我去过一次,我看到了毛主席,孩子们排队和他握手,我很兴奋。第二年我还要去,父亲就不带我去了,他说:你已经上高中了,按规定上高中的孩子是不能带的。我想,⌚我上什么学他们也不知道。父亲就是没有带我去。
在住房和车子的事情上,父亲认为房子、车子是给他工作所配(当时房子的书房和客厅的房费、电费是公家付的,其他自付),未婚子女可以一起住,结婚后就不可以了。车子别人是不能随便用的,母亲和我也不例外。
当时我们家有三个工作人员,一位司机、一位老阿姨和一位工友老史。司机是国家派的,是有工资的。阿姨和工友的工资,国管局和父亲讲也由他们来负担,父亲不答应,说他们两个不是只照顾我一个人,是管全家的,应该由我们自己负担,不能跟国家要钱,所以他们两个的工资是我们自己负担的。
20世纪50年代提倡火化,能接受的人是很少的,但他认为人是皮囊盛血,本无足珍,早在40年代就建议过火化,所以在毛主席提倡火化时,父亲立即就签了名,回到家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也不感到意外。
父亲对文物很重视,生前他就把他认为有保存意义的请帖、条子、书信、聘书等当时看似不起眼的东西都送到了博物馆,将字画、扇面、瓷器等送到了故宫博物院。书籍早就送走了。1986年革命博物馆举办四老展览时,除了我们捐赠的以外,都是他生前捐赠出去的。有些事情甚至我们家属都不知道。
父亲去世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死亡证明、革命工作人员死亡证明书,是我去东城区革命委员会办的,因为我们的户口在东城区。给的抚恤金和正常人一样,按解放后的工龄算的。
父亲从不以自己的地位要求别人为他做什么,他做了什么事情也从不张扬,也不为家人谋利益。在现在有些人看来父亲是“傻子”,我说做人的准则什么时候也不能变。像这样的“傻子”越多越好,我们国家就不会有犯罪,不会有贪污腐化等劣迹了。
善待他人
父亲到北京先住在北京饭店,1949年的后半年搬到了方砖厂辛寺胡同4号,即现在马叙伦纪念馆处,当时是个四合院,那时有三个警卫员,后来搬到大方家胡同时又增加了服务人员,父亲和他们的关系处得很好,平等待人,非常客气,从不给他们添麻烦。
父亲去世后,因为老阿姨无依无靠,我们跟国管局商量,帮她要了一间房,就在现在我家的对面,我们好照顾。家里有一些零碎东西,比如我当时骑的那个自行车,工友老史喜欢,就送给他了。他们离开我家的时候,我们也按照国家标准给了他们钱。那个时候司机和警卫都是公家派来的,父亲去世后司机和警卫就回去了。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父亲的为人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正因为这样的身教,警卫们转业后和我们一直有联系。有一位转业在上海,出差到北京会到家来坐坐,我出差去上海也去看他,我上海的哥哥去世时他也去吊唁,现在已经去世了;一位转业到内蒙古野外队后又调到太朴寺旗工作,过春节我们都相互问候;还有一位在山东农村。如果父亲的为人不是和蔼可亲或不是平等对待的话,他们三个也不可能和我保持几十年的关系。
父亲病了以后,家里请了一位特别护士柯贵贤女士来照顾他,我们称她为柯同志,她和林巧稚她们是一辈人。柯同志在我家工作十余年,直到我父亲去世,给的酬劳是我们自己负担的。一次,柯同志在我父亲还清醒的时候请父亲给她写จ几个字,“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这几个字就是在那时候写的。20世纪80年代她将这幅字捐给了国家博物馆。
父亲跟党走,对自己要求很严、很高,在我们聊天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不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我还不够党员的条件。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的后人现在在世的有中国共产党党员,有民进会员,有其他党派的成员,有普通群众;有五个是做教育工作的,还有一个是全国人大代表;有在职的,有退休的。都是遵照父亲的遗言跟着共产党走,做像他一样的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ธ作、学习,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让父亲看到一个永远是明天更美好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