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比较分析

时间:2024-12-26 03:30:53 来源:作文网 作者:管理员

陕西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比较分析

【摘 要】 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分析了陕西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异同、共同之处:如强调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都重视“五门功课”的实践功修,都具有东方文化的共同特点;两种文化的不同点:具有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清真寺建筑文化的不同,民族文化基因与文化构成的不同,两种文化对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与地位不同,节日风俗礼仪上的细微差别。陕西伊斯兰文化既是对伊斯兰文化研究的继承和创新,也是对陕西本土历史的超越。

【关键词】 陕西伊斯兰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比较

从事历史科学的任何专业,都要做到三点:一是必须有历史哲学的修养;二是注重整体分析;三是比较研究。[1]历史研究的整体观、类型分析法与异同对比法既可反映两种文化密不可分的现实,又可避免孤立、片面错误的看待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广博和深远的历史洞察力。本文试图从以上观点出发,用科学的鉴赏力选择陕西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二者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

一、两种文化的共同点

由于两种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基础都是伊斯兰教,这一基点使得二者具有诸多的共同之处:

1、两种文化都强调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

在整个伊斯兰文化体系中,宗教文化是伊斯兰文化的基础,其他政治、经济、教育文化都是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的。1300多年来,伊斯兰文化由于其不同的民族载体而吸取不同的文化基因,但其宗教文化的思想核心——六大信仰却一直保持不变。也就是说,不论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还是陕西穆斯林,其基本信条都是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这也是世界穆斯۵林必须遵守的基本要素。六大信仰的原则被概括为“六信”,即信真主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前定、信末日审判。但是六大信仰的基础是“信真主”,这是伊斯兰文化的根本属性。对穆斯林来说,信仰是一种终极关怀,一种获得终极价值的力量。伊斯兰文化体现在穆斯林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可以在六大信仰中找到印证,并联系起来。六大信仰是穆斯林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是世界各国家、各地区穆斯林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乃至衣食住行的指导基础。

2、两种文化都重视“五门功课”的实践功修

如果说,六大信仰是世界各国穆斯林宗教信仰的范畴,是穆斯林信仰真主在心灵的内化,那么五门功课就是宗教实践的外化,属于六大信仰内核的保护外核。有一段圣训说道:“伊斯兰教是建立在五根柱石之上:作证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之使者;礼拜真主;斋月斋戒;缴纳天课;朝觐天房。”[2]可见,以上五门功课是伊斯兰教的基础。

3、二者都具有东方文化的共同特点

一是注重道德伦理。作为伊斯兰本源文化为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陕西伊斯兰文化,二者具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就是注重文化的伦理性,即它的注意力大都放在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关系上,道德至上是其基本信条。因此,这两种文化培养出来的人大多是道德型的人,而西方文化多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文化培养出来的人大多是知识型的人。[3]

二是强调中庸。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对任何事物都主张中庸、均衡原则,即不可不及,也不可太过。二者都兼顾现世与后世、调和信仰与理性、提倡出世与入世的协调一致;要求经济与文化的均衡发展;关注集体价值,维护个人权利,既履行义务,又保证权利的获得;既注意现实,又不放弃理想;既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又不忽视心理建设。

二、两种文化的不同点

陕西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两种文化都受到本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具有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阐释出的不同文化内涵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主要体现了阿拉伯民族的地域文化特色。阿拉伯人民族性的基石主要体现在贝都因人的精神气质,即认同阿拉伯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伊斯兰文化中的体现就是文化体系的开放性、排他性、扩张性与矛盾性。陕西伊斯兰文化主要以西安为核心遍及关中平原的广大地区,其文化范围在吸取真主唯一、使者范样的基础上,又吸纳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陕西伊斯兰文化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从世界穆斯林的宏大背景来考察,陕西伊斯兰文化具有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往的痕迹,这是世界其他地区穆斯林所不具有的地缘性特色;二是从中国穆斯林的整体视野来探讨,西安古都上承秦汉隋唐等历史文化资源,这种深厚积淀的历史底蕴是陕西伊斯兰文化独有的地域性优势。

2、清真寺文化的不同之处

“清真寺”是从阿拉伯文“买斯吉德”意译过来的,“买斯吉德”是从“斯吉德”而来,“斯吉德”的意思是“叩头”。既向真主安拉叩头的地方,也就是礼拜真主的地方。陕西伊斯兰文化的清真寺文化也具有如上特点,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具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是陕西清真寺的建ห筑类型文化具有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形式的内涵。陕西的清真寺采用中国四合院模式建筑布局,♋寺院结构依中轴线设置,完全遵循中国古典建筑营造法则“万变不离中”来构建建筑物的布局。不过由于考虑到礼拜朝向,清真寺的走向为东西。

二是陕西清真寺运用中国的传统艺术装点美化寺院建筑及其环境。墙面均以砖雕形成一个个图案,文字一般都是中阿并用。清真寺内部的装饰上也吸收了中国传统雕刻、彩绘技法。西安化觉巷清真寺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传统文化结合交往的体现。

三是陕西清真寺历史是西安回族历史发展轨迹的“凝固的历史”,它反映了西安穆斯林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状况及民族精神风貌。陕西清真寺的“寺坊”组织既是中国回族社会的一种典型社区,又是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单元。“坊”原本是中国古代城市区域划分的称谓,主要指城市街闾里的居住区。我国的隋唐时期即已有之,明清时期发展为城市基层编制和管理组织的称谓。而陕西回族的寺坊既有行政区域划分的含义,又有自己民族文化的浓烈色彩。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街巷为基本社会单元,以一座清真寺为中心开展宗教活动和社会生活;二是具有教务管理和寺务管理的双重组织管理模式;三是各自管理,互不隶属。[4]

3、民族文化基因与文化构成的不同

陕西伊斯兰文化的载体——陕西回族——是种族基因和文化基因最©独特的民族,是多种族结合、多文化融和的产儿。其种族DNA和文化是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在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内外多种民族和种族以伊斯兰教为精神纽带,以神州大地为活动平台和载体,通过不断交流、融和,在中华水土的滋养和中华文化的熏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个经济和文化起点比较高、历史相对悠久的独特民族。具体而言,在人种上,陕西穆斯林是在唐代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东来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为基础形成的“藩客”、以及后来蒙古西征、东西交通大开的条件下,大批东来的西域人与汉族、藏族、满族等不断融合而形成的。

在文化上,陕西伊斯兰文化是在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等交流、融合,并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形成的。陕西伊斯兰文化以一定的结构和形式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由于种族和文化上多元融合的背景使她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具备一种固本创新、兼容并包的文化禀赋和精神气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既继承了伊斯兰文化的两世兼顾和终极关怀理念,又吸收了汉文化的价值理性和厚德载物精神、西方近代文化的工具理性和效率观念,形成了一种以伊斯兰文化的价值观为核心、以汉文化为依托的多元、多向、多层次的文化结构和思维方式。 4、两种文化对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与地位不同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在吸收东西方文化丰富营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承前启后,沟通东西的历史地位。一方面,阿拉伯大帝国处于欧亚非☃三大洲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东西方交通枢纽的历史地位,因此在沟通东西方文化上起着特殊的作用。他们把东方的学到的东西传到了西方,进而影响到全世界。中国人的四大发明也经阿拉伯人之手传给西方,对西方社会发展进步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而陕西伊斯兰文化并不具有世界地位。就文化交往层面,历史上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友好交往使伊斯兰教完成了中国本土化的进程并成功融入了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宝库中璀璨的组成部分。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不可获缺的组成,其在世界的影响地位也仅体现在中华文化(陕西伊斯兰文化作为子文化)对世界文化所作出的贡献。

5、节日风俗礼仪上的细微差别

陕西穆斯林传统节日以伊斯兰教历结合中国农历来计算的,这一点与阿拉伯国家的斋月及开斋节时间上有差异。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斋月时间固定不变,而生活在汉文化传统环境中的中国回族必须采用中国传统历法才能正常生活。陕西穆斯林开斋节由于实行“见月封、见月开”的传统古制,经常出现入斋与开斋不一致的情况,也就是开斋节不在同天举行的原因。陕西穆斯林有偏爱奇数的习惯,比如在举行宗教性仪式中点香,点一、三、五等单数,而不点双数。陕西伊斯兰丧葬文化也体现出中国民间丧葬伦理文化的特点,如“埋体”之前要通知母系的姻亲亲属,即娘家人。在丧葬事上,一定要有外家的参与。外家亲属没有到场,亡人不能轻易转移。[5]陕西婚姻习俗在严格保持伊斯兰教的婚姻规定的基础上,更多反映了中国传统婚姻形式,特别是陕西关中婚姻习俗的特色。其婚姻文化主要内容为提亲、订婚、完婚,婚姻形式也包括回族内婚、回汉通婚,离婚与再嫁的程序是遵守中国政府的相关法律规定。 文明对话是21世纪人类生活的主题。不同文化之间需要了解,不同国家之间对话,不同民族之间需要沟通。陕西发展外向型经济格局应该重视同阿拉伯地区的交往,而交往之前应该深入理解伊斯兰因素在二者交往中的重要意义,即研究陕西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异同点以及各自的文化心理与民族特性。

【注 释】 [2] 马明良著.伊斯兰文化新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30.

[3] 马明良著.伊斯兰文化新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54.

[4] 马健君.西安回族民俗文化.三秦出版社,2008:204-213.

[5] 马健君.西安回族民俗文化.三秦出版社,2008: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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