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你(上)
自从十岁遇到话筒
50 年前，我初识话筒，那年我10 岁。
那时，我在哈尔滨国庆小学校。有一天，我们老师在班里叫了几个女同学：“梁晶、敬一丹……跟我来。”我们不知做什么，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到一个小屋。小屋里，有一个从没见过的东西，老师说：“这是话筒，也叫麦克风，你们对着它，每人念一段课文。”话筒上裹着红绸子，很珍贵的样子，我对着它念，不知它会怎样。
我还能遇到话筒吗？如果不是接下来的偶然，我可能就遇不到话筒了。
上中学了。
44 中学负责广播站的马老师有一天来到国庆小学，她问：“这一届升入44 中的同学谁朗诵好？我们想选广播员。”恰好，她问到了我的小学班主任郭清泉老师。郭老师推荐了我和另一个男生朱庆和。于是，我们就成了44 中广播站的广播员。
假如，马老师遇到的是另外的班主任……
假如，郭老师一时没有想起我……
假如，马老师没有看中我……
那就不会有我与话筒的缘分。
毕业了，我也上山下乡了。
我当知青最初干的活儿是修路，班组里选五大员，我被选为读报员。后来又去盖房子。工地上需要建一个临时的广播站，谁能当广播员？又巧了，哈尔滨知青小陈告诉队长说：小敬在中学当过广播员。这一句话，使我又一次遇到话筒。
工地广播站建在工棚里，我在话筒前就看得到热闹的工地。我的广播是用来战地激励的：“添砖加瓦，大干快上！二队今天砌砖3000 块。三队的进度超过昨天……”“同志们，加油干啊！”
房子建好了，广播站撤了，我失落了。
正在这时，山上林场建立广播站了，我有了之前的话筒前经历，机遇，又一次赶上了。
这个林场的大名叫“新胜经营所”，小名儿叫“九公里”。它坐落在距离防火检查站九公里的密林里。
广播站小小的，只有5 平方米左右。话筒崭新崭新的，是上海无线电厂生产的，底座是浅蓝色的，一看就喜欢，话筒上依然包着红绸子。
每天清晨，整个九公里都还睡在晨雾里，我就起身去广播站。看看天，我独醒，好愉快！当小电站的井师傅轰隆一声发起电来的时候，我就打开150W 扩音机的低压开关，先预热，半小时后，再开高压。
开始曲当然是《东方红》。唱片是黑色78 转的，唱针一定轻放，不能“咯啦”一声，家家户户都有小喇叭，不能惊着小孩老人。声音渐渐升起，持续，渐隐，话筒打开：
“新胜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
新胜，醒来了。
一位大姐告诉我：“早上从来不看表，你一广播，就起床；你万一晚了，我们全得晚。”
每天晚上的广播，内容丰富了许多。除了转播省台、中央台的节目，我还自办节目，其重要性和地位相当于“新闻联播”。
“现在播送营林段韩凤菊写来的广播稿……”
“现在播送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段……”
有人把门推开一条缝：“小敬，给我们来一段二人转呗！”记得那时二人转刚解禁，有些新编的小段，这就是最初的“点播”了。
我太喜欢这话筒前的感觉了。春天把林间的达紫香放在话筒前，冬天把刚采的松子放在话筒前，好享受啊！
在这小小广播站，我是广播员、记者、编辑、技术员、站长，采编播彻底合一，我干得认真而充实。我不用说“这次节目是敬一丹播送的”，因为听众全认识，都叫我“小敬”。山林里的职工家属，大人孩子，都是听着广播过日子的，那时没有电视，广播一响，就是林海雪原唯一的动静了。知青伙伴干活儿回来，问我：“我们在山上听广播，听不出是你播的，还是省电台播的？”我暗自得意，故作平静：“是我播的。”
我当时十八九岁，把小小广播站办得有板有眼。局里在我们这儿开了广播工作现场会，我还一本正经介绍我是怎样办好广播的。其实，就是从心里喜欢。爱好，变成职业，那热情是不竭的，那动力是内在的，不用鼓励也会倾情投入。
那小广播站是我知青生活中最让我怀恋的地方。
后来，我被调到林业局广播站去了。人家都说是重用，可我爱上了这个小广播站，我是哭着走的。
“清河林业局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这成了我的新呼号。
这里不但有话筒，还有录音机了，我第一次听到自己从录音机里发出的声音。广播站各工种分工明确，按部就班，机关式的正规。我和播音员王敏、王照云的声音覆盖了山上各林场，山下各单位。
有一次，省电台记者段续来林区采访，临近结束时，给我们讲了新闻业务课。在这次课上，我第一次知道，广播稿还分为消息、通讯、评论。我试着采访编辑，林场的一位老职工主动让房给他人，我采写了一篇小通讯，投给了省报，看到自己的字变成了报纸上的铅字，好兴奋啊！报社的编辑为了鼓励我，送了我一本书――《新来的小石柱》。我看到编辑从一架子书里挑了这本书，还动了小心思：我也不是小孩，怎么送我一本少儿读物？也许在编辑眼里，我还没长大。拿着这本书，走出报社大楼时，我感觉到面前的地段街更宽了，霁虹桥更美了。
回想70 年代中期，正是文化饥渴的年代，在我懵懂的状态中，专业老师的点拨，让我隐约看到方向。
《焦点访谈》
对国家最大的贡献
19 ：38，这一时刻，是《焦点访谈》的播出时间。 从1994 ฒ年4 月1 日起，这个时间，在我心里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不管是我主持节目，还是我的同事主持节目，到了这一时刻，¿我就会守着屏幕，兴衰荣辱，优劣高下，好赖都是自己的节目。
一期又一期的节目，一年又一年的日子。
我们所做的，仅仅是为每天的19 ：38 黄金时间做出一个个节目吗？新闻类节目，或揭露个案，或讲述时事，都是只有短暂生命的易碎品，我们这一个个节目的远方是什么？通向哪里？
在我眼里，《焦点访谈》不仅仅是一个电视栏目，《焦点访谈》是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的一个特殊产物，在中国社会有些渠道还不畅通的时候，《焦点访谈》承担了超出一个电视栏目所能承担的观众托付。
那个时候，《焦点访谈》所面对的舆论监督的环境，到处都是空白，也到处都是禁区。最初《焦点访谈》很多话题是不能碰的，比如说戴大盖帽的，那意味着什么呢？――权力。比如，警察、法官、税务、工商，只要是它代表着权力的，那都曾经是禁区，大盖帽们也还不熟悉不习惯被监督。早期《焦点访谈》有很多这样的镜头：我们的镜头正在拍摄一个监督对象的时候，争论、冲突、肢体冲撞，摄像机猛烈摇晃，粗暴地上来一只手――不许拍摄！那就是最早的《焦点访谈》对社会负面现象的碰撞了。
那个时候“大盖帽”一出现在我们的镜头里，大家都紧张。舆论监督怎么推进呢？省会不行，那我们找一个县；中心城市不行，我们找不那么敏感的小城市，有点农村包围城市的意思。我们在一寸一寸地开拓着舆论监督的空间。
19 ：38，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这个时刻，曾经被人们守候。很多年轻人对我说，小时候，看完了天气预报，就和爸爸妈妈等着，等着19 ：38 的《焦点访谈》，那已经成为千家万户的习惯。一个家喻户晓的栏目，一种持之以恒的努力，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哦，原来还有这么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叫舆论监督！
这是一个生词变成熟词的过程。这是学习运用监督权、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的过程。公民的权利不光写在宪法里，也体现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看到今天的人们愈发自觉地运用舆论监督的权利，是不是也有《焦点访谈》经年累月播下的种子呢？播下了种子，它就在生长，它具有内在力量。
《焦点访谈》对我们国家最大的贡献，就是在特定的时期，以电视的方式促进了民主法治的进程。
能参与这样的事，值。我很欣慰。
什么样的人能感动中国？
什么样的人能成为《感动中国》2002 年度人物？这些人身份各异，有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历，有的可能曾经见诸媒体，有的也许还不为人知。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动了我们，感动了中国。他们或者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诠释着一个人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应当担起怎样的责任，以坚强的民族精神挺起我们的民族脊梁；他们或者用自己的故事，解读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着怎样的情感，带给人们感人至深的心灵冲击。他们共同的特质是：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生活中并不缺少感动，缺少的是发现，是传播，那么就让我们共同来传扬这些动人的故事，共同传播正义、勇气和爱的力量。
今天重读这段话，好像又看到了当初出发时我们的状态、我们的方向。这些年来，参与《感动中国》的各方人士掂量着，体会着，文字的表述成为现实，并形成了大家的共识。
最初，我的视野里，多半是凡人型好人，正如歌中唱的：“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期望更多平凡的人走近《感动中国》，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而对另外背景的人，我还得琢磨琢磨。
当一个日本人进入候选人范围的时候，我的反应是：啊？！
我是东北人，这样的反应几乎是本能，731 细菌部队的罪恶大本营就在我家乡哈尔滨，我的父母曾生活在“满洲国”。当我父亲已经进入老年的时候，有一次在北京遭遇日餐，没想到他勃然大怒：“吃这个干什么！”他本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什么刺痛了他？什么记忆让他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后来父亲谈到，他当时在学校读书，日本人强制要求学生学日语吃日餐唱日本歌，他尝到了亡国奴的屈辱滋味。
我虽然没有父辈那样的刻骨铭心之痛，但也很难接受曾经的敌人。我早早就告诫读初中的女儿：
“以后找丈夫，不能找日本人。”
女儿不以为然：“为什么？”
“他们侵略中国，残害中国人，你看南京大屠杀、哈尔滨731……”
女儿想了想：“那也不是他。”
我的反应，不仅因为我是东北人，还因为我先前进行的一次采访。就在2002 年，我在东北采访了二战后日本遗孤与中国养父母。尽管日本侵略者在战争中失去人性，中国人饱受蹂躏，然而，中国人在战争结束后，收养了战乱中遭遗弃的数千名日本孤儿。
日本遗孤最多的地方是黑龙江省松花江边的方正县，这个地方与我当知青的林区隔江相望。我们林场的一位老职工，就是日本遗孤，当时我对他充满好奇，还没来得及打听他的前辈开拓团的经历，他就回日本了。2002 年的这次采访中，我了解到众多日本遗孤被善良的中国养父母抚养长大，留下悲欢离合的故事。
一边是暴行，一边是仁慈，听了那么多苦难与大爱交织的故事，我感慨万端。要说感动，中国这些养父母才让人感动。不但感动中国，甚至感动世界呢！
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日本人。
我们了解到，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他作为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受害人的代理律师四十多年来参❦与了大量对日诉讼案件，承受巨大压力，不屈不挠，追求正义。
我们尊重他，但这是《感动中国》啊！
制片人朱波搜集了所能搜集到的尾山宏的资料，与跟拍日本律师团的纪录片导演、中方律师深入交流。这些素材很有说服力，这位日本律师的形象渐渐清晰，而我对这个特殊的日本人的认识也在改变。从心存隔膜到了解、理解，又到认同、敬重，个人的朴素感情转向理性审视，我感觉到，我们在经历一种超越。
当观众在《感动中国》看到这位日本律师的时候，也看到《感动中国》体现的媒体责任和媒体眼光。
2014 年，反腐廉政之风强劲，刘金国被委以重任，担任中纪委副书记。
我们注意到，多家媒体介绍他的履历时，都强调了一点：他是2011 年《感动中国》人物。
在那一年的颁奖典礼上，引出他的短片时，我说：“我们可以忽略他的职位，他的相貌，只注意他的警徽。”在几分钟的短片里，讲了几件事：作为公安部副部长，他在危险的第一线，他住在普通的房子里，他的家人在当临时工。
平实的讲述却让观众印象深刻。当时，刘金国没有到《感动中国》接受奖杯，我读了他致大家的信：“我因执行紧急公务，不能到现场，向大家表示歉意和致敬！我的荣誉属于200 万公安干ฝ警，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我是人民公仆，如有不廉洁、不公正、不负责、不作为的任何一点，定将主动辞职，坚决言行一致，绝不失信于民。”我读这段话时，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
“人民公仆”的无畏、有为、清廉赢得了掌声，我从中感受到观众的心声。
《感动中国》给人们带来多层面的色彩，时代在改变，我们在逐渐打开视野：感动我们的人既有个人，也有群体；既有“大家”，也有“草根”；既有精英，也有凡人；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既有高官，也有百姓。
只要他能打动我们的心灵，只要他有“脉搏感”。
摘自敬一丹著《我遇到你》一书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