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和电影的比较分析探求传播主体价值取向的异同
从小说和电影的比较分析探求传播主体价值取向的异同 从小说和电影的比较分析探求传播主体价值取向的异同
[摘要]任何一种传播形态,都不可避免的被♥赋予传播主体本身的价值取向。而反过来说,传播主体的价值取向也直接影响传播效果。作为文本形式存在的《霸王别姬》,体现了传播主体李碧华在艺术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而电影《霸王别姬》则被陈凯歌赋予¢了更多的个人意志,蕴含了导演自身对于生命信仰和艺术的理解和追求。小说和电影中有三个差异点:菊仙和程蝶衣的关系、段小楼对程蝶衣爱情的态度以及程蝶衣的结局。笔者以三个差异点为例,探求二人不同的价值取向:李碧华执着于表现生活本意,陈凯歌则执着于信仰的坚守。
[关键词]《霸王别姬》传播主体 价值取向
文学文本和影视创作作为众多传播载体的两种类型,在很大程度上担任着重要的传播价值取向的功能。而对于小说作者和电影导演这两重传播主体来说,除去叙事方式和类型的差异之外,造成不同传播效果的本质原因在于他们价值取向的异同。
创作者的作品风格总是和自身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经历紧密相关,同样的背景、人物和故事,不同的创作者会作出不同的阐释、体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并且更多地赋予自身的意志和审美。以《霸王别姬》为例,小说作者李碧华和导演陈凯歌就体现出迥异的创作风格和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
对于《霸王别姬》中的人物,李碧华和陈凯歌两人分别赋予了各自的价值取向,通过比较小说和电影的差异,有三处细节尤为明显,首先是菊仙和程蝶衣的关系,其次是段小楼对程蝶衣的态度,第三是程蝶衣的结局,集中反映出二人在创作风格和价值观上的不同。
一、菊仙和程蝶衣的关系
1.小说:情义间的争夺和纠葛
小说中的菊仙和程蝶衣明争暗斗,势不两立,用的是女人之间的小伎俩,目的是取悦一个男人。她们相互怨恨、仇视,争夺着她们戏里戏外的霸王。双方对彼此没有丝毫的认同,这种角色的安排显然符合一般的言情小说的三角关系设置。
在这段感情纠葛中,程蝶衣这一角色处在性别和性取向的混乱状态中,被作为女性角色来处理。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人自我身份的遗失感,但是在李碧☢华的书写中,她的重点并不在于思考性别认同的困境,或者是挖掘人性欲望的复杂性,正如廖炳惠在谈到《霸王别姬》时所说:“对于性别认同以及强暴所造成的心理伤害,还有长久以来所压抑的精神问题,并没有作完整而比较深刻的处理。”李碧华表述的主观目的在于:制造人物冲突,增强戏剧性,让故事更加引人入胜、曲折迷离。程蝶衣角色的混乱无疑使得故事更具扑朔迷离之感,更增加人物命运的动荡不安性。而菊仙的出现,使段小楼的人生理想更趋世俗化,构成了小说基本的冲突,为后来每个人的命运发展奠定了伏笔,而程蝶衣与菊仙之间的矛盾和争夺,使段小楼始终处于一种尴尬难言的境地,小说中的人物关系设置,是出于突出故事主题的目的而考虑的。
小说文本中真正渊源流长的是那个末路英雄的悲慨和传奇,如果不设置婊子的情和戏子的义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故事就会苍白贫乏了很多。历史变迁为其中人物的命运进程提供了机会和背景。小说中菊仙和程蝶衣的关系设置,是爱情纠葛的一条线,是生离死别的一种结局。这种宿命的价值取向也不约而同地体现在剧中每一个主角身上,菊仙命运几经沉浮,不得不面对梦想的破灭;段小楼是戏中的楚霸王,现实中的叛徒和懦夫;程蝶衣,错爱一生,信念上的从一而终、行动上的坚贞不渝,最终归降于现实,沦落于世,和每个普通人一样,苟延残喘。
2.电影:为情为义,舍身忘命
与小说相比,陈凯歌跳出恋情这个单薄的圈子,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重塑,把人性挖到了尽可能深的程度。这跟他一直以来的艺术创作要求相吻合“人物构思是电影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电影固然拥有非常重要的银幕手段,但不能因此而忽略人物的刻画,无论什么样的影片,如果人物写得不扎实,立不起来,思想一定缺乏附丽的基础,即使立意再深刻,也难免使人感到苍白和虚泛。”陈凯歌对人物性格以及人物关系做出较大的改写,菊仙不再是简单的“第三者”角色,被赋予了丰富鲜活的性格,与程蝶衣形成鲜明的比照。
程蝶衣在菊仙身上同样找到了身份认同感,两人都是对爱忠烈挚灼,肯为情为义舍身忘命的人,都错爱上一个只为求活的男人。除菊仙外,蝶衣在周遭任何人身上都没能找到哪怕一丝一毫的精神认同,这里再次隐含了导演想要表达的意思,即个体人生、精神认同的危机。
菊仙原本是风尘女子,却和任一良家妇女一样,至高理想是平安地守着一个家、一个男人,度过一份庸常而温馨的日子。她有自己所奉行的爱情信仰:夫唱妇随、贫贱不移。她希望自己成为段小楼“堂堂正正的妻”,渴望得到段小楼的爱与庇护。出自女人本能的练达和狡黠,使得她更懂得掌握女人的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得到了段小楼,这一出江湖热血男儿与真情风尘女子的经典世俗神话几乎成真。然而“文革”毁灭了菊仙的凡俗人生的理想,也隐含了导演对文化大革命灭绝人性、剥夺人生存欲求的力透纸背的批判。
菊仙的命运也隐喻了程蝶衣的命运。在传统的社会等级序列中,戏子和妓女一样被列入下九流。但这并不能否认二者身上有着平凡人更容易舍弃的执着和天真。陈凯歌所做的是展示一种稀有而珍贵的东西在现实中的幻灭,通过这幻灭,才可以强烈感受到在那个动荡不安的中国历史时期,人的信仰和现实之间的冲突。从菊仙和程蝶衣两个人身上不难看出导演自我化的认同,也不难感悟到陈凯歌对信仰、梦想在当下生活中遗失的追思。
二、段小楼的自知与不自知
1.小说:时过境迁,生活一如既往
方华老去,两人劫后重逢,言辞捉肘间,小楼万般无奈地倒出真言:“我——我和她的事,都过去了。请你——不要怪我!”难不成苟活在这人世间,只为着这一次偶然的相逢,然后因着这句残忍的话否定自己的一生?段小楼的不自知,至少可以维护这份爱的纯粹。可是“他是知道的!他知道他知道他知道!这一个阴险毒辣的人,在这关头,抬抬手就过去了的关头,他把心一横,让一切都揭露了。像那些老干部的万千感慨;‘革命革了几十年,一切回到解放前!’谁愿意面对这样震惊的真相?谁甘心?蝶衣痛恨这次的重逢。否则他往后的日子会因这永恒的秘密而过得跌宕有致。”段小楼彻底地、从头到尾地离弃了程蝶衣的爱,这决定了程蝶衣的命运连悲剧都成不得,只落得个悲惨。段小楼只是一个想拥有老婆孩子热炕头般俗世爱情的男人。这奠定了小说的传播主题:有强烈宿命感的爱情故事,却不足以称之为悲剧。
李碧华的小说语言具有散文的特征,多是短句,简练优美而又荡气回肠,《霸王别姬》的语言也是如此,但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她的小说流于肤浅,不能够或者不愿去挖掘人性本质,只是在指点故事、品评人物。她着意渲染若即若离、凄迷悱恻的爱情,段小楼对程蝶衣的感情态度、菊仙和程蝶衣的关系这两个情节设置,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为这段感情纠葛提供线索和继续发展的可能性,是为说明这份爱的不可得、不能实现。在电影中,程蝶衣的不被理解表现在生活、艺术和爱情等方方面面,来体现程蝶衣的精神认同危机。而小说没有脱离开爱情层面来看荣辱兴衰,不会抽离出人生理想和信仰的缺失。“李碧华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将他们无力支配的感情,焚烧成一场灾难的大火,让读者面对人性的残垣断壁,感叹社会的缺陷。”
2.电影:人生信仰无以为寄
电影中段小楼认同师兄弟之间的情同手足,却无法理解程蝶衣对他深刻而无法自拔的同性之爱。他同样无法从京戏中抽象出一个人生理想,但段小楼是幸运的,他曾在舞台上豪气干云,霸王的风姿被他诠释地淋漓尽致,成全了两个“虞姬”对他最豪情最潇洒的仰慕;他又是悲哀的,他怯懦无能,最终背弃了蝶衣和菊仙的爱情,苟活于这莽乱的世间。
程蝶衣也有过辉煌的历史,一代名伶、时人追捧,但都不是他真正在乎的,他真正想得到的正是一直以来所缺失的。幼时需要母亲的爱,但被母亲遗弃;独自成长过程中,萌生了对师兄段小楼的爱,但不被认可;对京戏空怀一腔热情和迷恋,却被荒诞的时代所唾弃……内心的索求从未得到过满足。这索求中所占分量最重的,是段小楼的爱,同时融合了对京戏的痴迷和热爱,确切的说,他怀恋的那个人,是“楚霸王”,他怀恋的感情,是霸王与虞姬在每次别离中的缠绵悱恻,而段小楼恰恰是霸王身份的诠释者。在《霸▼王别姬》这出戏中,程蝶衣自觉完成身份转换,他的爱情理想、艺术追求已融合为一体、无从区分。段小楼对这份爱的无知无觉,隐约暗示了程蝶衣个体的精神追求与现实的强烈反差,而反差的不断激化,导致了程蝶衣的精神毁灭和悲剧命运。
陈凯歌这样概括《霸王别姬》的主题:“这电影就是一个人把自己当祭品放到了艺术和梦想的祭坛上,他周围的世界都在ม旋转变化,而他不变。但他所深痴爱的男人却总是随着旋转的世界而旋转的人。”坚持梦想和信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难的是“不变”二字,这两个字意味着坚守,意味着始终跟随自己的内心,哪怕这意味着与现实抗衡。程蝶衣就是这样一种人,他拒绝自己在俗世面前低头,他拒绝变得面目混杂、气息暗沉、营营役役。这种孤独和坚守引发的悲剧由戏里延伸到戏外。
三、程蝶衣的命运结局
1.小说:戏词的浪漫,生活的真实
小说的结局,不堪的往事逐渐消散,存活下来的人也无从证实发生过的历史。程蝶衣最终沦为一具屈服于尘世的卑微的肉体,他顺从了生活对他的捉弄和安排,以仓促的姿态,将当初的梦想和痴情搁置了,在生活的浅滩里求最简单的生存。时间是如此强大,人生又如何地卑微。悲凉世俗,李碧华冷眼旁观。程蝶衣和段小楼的混度余生,是为了展示作为人个体生命层面上的一种悲哀,让人感叹宿命,感叹谁也无法超越的生之悲哀。
“为了活得幸福”是人们生存的意义和目的,“不幸事件”在李碧华的小说中体现为个人生存和日常生活的冲突,这些冲突构成了人生的悲欢离合。她的价值取向更多出于自身的香港身份和丰富的社会经验。
李碧华和陈凯歌的价值取向和解读角度不同,一个是在展示命运,更确切的说,是宿命对人生的操纵和玩弄;一个是在讲述有着真正艺术追求和人生理想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和挣扎;一个是在描写一段令人扼腕、唏嘘不已的爱情往事,一个是在缅怀不断流失的个体精神和人生追求。
2.电影:向死而生的理想和爱情
电影中的程蝶衣最终化羽归去,使他的自我生存境遇演变为神圣的寓言,陈凯歌摒弃俗世欢爱,张扬深刻厚重的爱,他深谙如何把将个人命运置放于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下,彰显人性的善恶美丑、展现信仰的幻灭和艺术的消长,以此完成对 从小说和电影的比较分析探求传播主体价值取向的异同 从小说和电影的比较分析探求传播主体价值取向的异同
命运、人性的反思。
程蝶衣的信仰体现在两个方面:对待爱情,他从一而终;对待艺术,具备坚贞不渝的使命感,他关照艺术的视野超越了国界以及民族仇恨。与之相比,段小楼和其他人的屈从显得更加粗鄙。这隐藏了导演的另一层深意,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遗失了多少?在历史前进的洪流中,传统艺术精神又传承下来多少?在时间和空间的变幻中,能像程蝶衣这样坚持艺术信念的人,又有几个?从而传达出更为丰富的内蕴,为观影者提供了更多更广的反思空间。《霸王别姬》片尾有的字幕:“1990年,北京举办了徽班进京100周年纪念活动。”也是对传统京戏从极盛走向危机和衰落的反拨,也借此对完整的京剧史进行了意味深长的总结。
电影中程蝶衣的“霸王都跪下了,京剧他能不亡吗?”在一定程度上也颠覆了正统话语权,陈凯歌坦然面对这一段伤痛的历史,揭发并且反思文革对人性的极大摧残、对艺术的毁灭性的破坏。与在香港成长起来的李碧华相比较,他怀有更深沉的感情和思考,更有理由做出个性化的诠释。
借助这部影片,陈凯歌完成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回顾和反思,在小说文本人物关系基础上,加入深厚的文化内涵,把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性摆到了更显眼的位置,“拍摄《霸王别姬》时,我在创作上进行了自觉的、生机勃勃的转变,但是有一点始终不变,那就是我所认定的艺术原则——对人的关注。因为艺术说到底是洞彻人生、阐发人道。”
从陈蝶衣的死,可以看出陈凯歌较之李碧华,有着明显的浪漫主义倾向。艺术和梦想是拿来祭奠的,而非生活的洪流所能湮灭。他以一种哲学家的眼光来审视个体生命的挣扎、坚持和毁灭,体现了自我意志,“真正迷恋艺术的人”的“个体精神”是他的关注点,陈凯歌通过《霸王别姬》传达出想要彰扬的人格魅力——对艺术和信仰的坚守可以提升个体的生命重量。
参考文献: [2]李碧华.霸王别姬青蛇.花城出版社,2001:32. [4]罗雪莹.银幕上的寻梦人——陈凯歌访谈录.敞开你的心扉——影坛名人访谈录.北京知识出版社. [6]赵稀方.小说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