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甲午战争中清军的军纪问题

摘 要：120年前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是一场决定中日两国各自命运的战争，这场战争最终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关于清军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原因，至今仍令人深思，这也是史学界一直比较专注的课题。长期以来，人们倾向于从政治制度、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和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研究，虽然在论述军事训练时会偶尔涉及到军纪问题，但专门就清军军纪问题进行研究的还不多。有鉴于此，本文拟就甲午战争中清军的军纪问题略陈管见，不足之处还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关键词：甲午战争；军纪；清军

甲午战争是一场决定中日两国各自命运的战争，清军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标志着清政府标榜的“自强”、“求富”洋务运动的破产，但也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真正觉醒。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除了政治制度、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原因外，清军的军纪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清军军纪败坏也是导致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下面本文将主要就清军的军纪问题展开论述。

一、战场上高级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19世纪60年代―90年代，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清政府掀起了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该运动使清朝的综合国力有所提升，社会出现了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有人誉之为“同光中兴”。与此同时，社会上贪图享乐的奢靡之风盛行，军队也不可避免的受此社会风气的侵蚀，清军军纪日益松弛。在战场上主要表现为高级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无论是陆战还是海战都是如此。

先说甲午陆战，直隶提督叶志超被派往朝鲜后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牙山战役中，他装扮成女人逃走。在成欢之战前，他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分兵两路于聂士成军后方，这种违背作战原则的战法就连日军也百思不得其解。在成欢之战正酣时，他竟不顾友军的死活率军夺路遁逃。

日军在占领了平壤后，将侵略战争扩大到鸭绿江和辽东地区，此时驻防鸭绿江沿线的清军有4万余人，在兵力上要多于日军，但不到3天就被日军打得溃不成军。日军转攻大连，大连守将赵怀业毫无抵抗之心，早在日军围攻金州时，就督促♀兵勇提前将自己的私产装船运走，此时一炮未放就逃往了旅顺。结果，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克虏伯巨炮和充足给养的大连湾炮台就这样落入了日军之手。

再说清朝经营多年、耗费了巨大财力建设的旅顺。就地理位置而言，旅顺与大连湾互为犄角，拥有五十多座炮台，百余门大炮，驻守这里的清军也达万余人。如果守将指挥得当，密切配合，凭借有利地形在此击溃日军也不是没有可能，结果却不战自乱。当日军进犯旅顺时，守将除徐邦道孤军奋战外，其余大都逃之夭夭。旅顺船坞工程总✞办龚照_不谙军事，且“贪鄙庸劣”，未见敌军就携家眷细软乘汽艇逃往烟台，留守旅顺的赵怀业见大势已去，故伎重演逃离旅顺，另外两位守将黄仕林、卫汝成也纷纷效仿，其“部下清兵公然打开银库掠夺官银。造船所的官吏相互争夺，盗走贵重机材，装上民船从海上逃走”[3]。日军只用了短短六天时间就攻占了有“远东第一大要塞”、“渤海的钥匙”之称的旅顺。

值유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朝鲜的“成欢之战”、“平壤之战”，还是鸭绿江的“九连城之战”等战斗中，清军都丢弃了大量辎重。清军在作战中的表现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日军来说，及时解决了日军作战物资短缺的问题，确保了第一、二两方面军同时入侵计划的顺利实施。而失去食粮的清军，则在朝鲜境内展开了疯狂的掠夺，沿途的朝鲜民众深受其害。

在甲午陆战中高级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者比比皆是，在甲午海战中也不乏其人。以北洋海军“济远”号管带方伯谦为例。他在丰岛海战中，面对日本联合舰队的突然袭击，置“操江”号和“高升”号运兵船于不顾，为了自保匆忙退出战斗，致使“高升”号被击沉，“操江”号被俘。在黄海海战中，方伯谦见“致远”沉没，大惊失色，于是故伎重演，谎称“‘济远’舰首漏水，火炮均坏，不能发射，所以退出战场”[4]。他明知“致远”中雷沉没，北洋舰队处境危殆，但仍视而不见，转舵逃跑，在逃窜过程中还撞沉了已经搁浅的“扬威”号。除此之外，还有鱼雷艇管带王平，在日本军舰总攻刘公岛的紧要关头，他竟带着福龙、左一等十几艘完整无损的鱼雷艇从军港北口私自逃跑。方伯谦和王平此举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地扰乱了军心。对此，参与甲午海战的日军高千穗舰某尉官对北洋海军的评价还算客观：“清国海军实力不亚于我，且有七千五百吨之铁甲舰，但却一触即溃，遗懦名于千古。由于将校士兵缺乏忠君爱国之心，惜命不惜名，故开战伊始，势虽甚猛，但一见败北，便争先恐后，狼狈逃窜”[5]。

二、肆意劫掠，无恶不作

与清军肆意劫掠的情形相反，日军在战争中的军纪却十分严明。日军每占领一座城市，都会颁布严厉的军纪条例约束部下。比如1894年10月，日军突破了清军重兵设防的鸭绿江防线，将战火烧到中国境内，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即发出训示：“日军侵入清国领地时的重要一点，是要管好自己的士兵和军夫，对他们必须严格训诫。……对在战场上烧民屋者、掠民财物者、羞辱妇女者，必须军法从事，赶出神圣的战场。”[7]在花园口登陆的日本第二军司令官大山严也发出训令，“我军人平素有与人为善之教示，在敌国领地须严禁不义举止[8]。”日军司令官及时发布战地军纪条例，对约束士兵的不良行为，防止“扰民”事件的发生无疑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

除此之外，日军在占领一个重要的市镇时都会设立战地行政机构，开放集市和劳务市场活跃经济。对于贫困的百姓，行政部门还会开设施粥所进行救济。日军这样做的目的是迅速恢复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秩序，使民众的日常生活不受战争的影响。比如日军占领安东县后，司令官山县有朋为此发布“告谕”称：“我军所敌清国军队而已，至尔农商民无辜，毫不加害，却抚恤之如慈母视子。”又谓：“今本司令官观察地方情况，悯兵力余害，民人涂炭，兹垂非常仁惠，命我所管辖地方吏，令勿纳今年租税。”[9]日军严明的军纪带来了良好的效果，朝鲜民众一改之前对日本军队“拒绝供应食物和人马”的敌视态度，开始对作战勇猛、军纪森严的日军表现出友善的态度。

三、有法不依，腐化堕落

北洋海军是清政府耗费大量财力建立起来的，李鸿章在建立北洋海军上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了让北洋海军官兵都能接受正规的海军训练，李鸿章饰令文武将领悉心筹议，参与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不惜高薪聘请英国教官琅威理担任北洋海军的总教习，让他负责北洋海军的训练，以期将北洋海军打造成一支东亚最强的军队。但事与愿违，受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和奢靡社会风气的侵蚀，北洋海军有法不依，腐化堕落的现象层出不穷。

琅威理担任过英国海军中校，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他对于海军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在平日里的教习和训练里面，琅威理对北洋官兵的要求非常严格，就连提督丁汝昌也感慨：“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其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与英国一例，……即在吃饭之时，亦复心手互用，不肯稍懈。”[10]

军队指挥官的素养对军队的作战能力有着重大的影响，军队指挥官可以说是军队的灵魂。像坪井航三、东乡平八郎等日本海军军官大都曾留学欧洲，或赴欧美考察过军事，对海战理论和战术颇有研究。与之相比，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则出身于马队营官，本是陆军将领，对复杂的新式海军知识并不娴熟，只是由于他是李鸿章的同乡且对李鸿章非常恭顺忠诚才被委于重任。在领导北洋海军期间，他不但不虚心求教，认真学习海军知识努力加以弥补，反而以自己的无知为荣。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丁汝昌不但不以身作则、严格治军，反而带头违反军纪，沉溺于酒色和赌博。1891年6月，丁汝昌率北洋舰队赴日访问，按理说在如此重大的外交场合下，丁汝昌应该有所收敛才对。实则不然，丁汝昌在访日期间竟禁不起酒色的诱惑，参与嫖娼。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时任中国驻日使馆随员的郑孝胥，还不知羞愧地将嫖娼的真实细节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下来。除此之外，丁汝昌还吸食鸦片，这从后来他和刘步蟾战败吞食鸦片自杀而死可以得到佐证。

上行下效，相习成风，视为故态。北洋海军对舰员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13]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陆地兴建私宅，贪图安逸最为突出：在1885年到1890年的短短五年时间里，他先后在福州、威海、烟台、上海或建或租住处达四五处之多，娶有两房小妾（分别为19岁和16岁），供自己居住和享乐。威海卫保卫战期间，日军派鱼雷艇队偷袭清军舰队，“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竟还上岸嫖妓未回[14]。二舰由于无人指挥，最终被日军鱼雷击沉，数百官兵殉难，使得已经遭受重创的北洋海军实力更加削弱。

对于种种军纪不严、有法不依的现象，李鸿章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反对此还比较宽容。军纪的松弛，领导高层的放任自流严重影响了北洋海军官兵的意志和斗志，为甲午战争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不可否认，在北洋舰队中也有表现较好的将领，比如“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经远”舰管带林永生等，邓世昌“不饮赌、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皆嫉视之”[15]但就是这些人也存在着违反军纪的行为。《北洋海军章程》里明确禁止外来人员住舰和在军舰上养狗。“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却明知故犯，私带广东老乡回国，在军舰上养狗，甚至随意鞭打士兵。这虽然是不足挂齿的小问题，但从侧面反映出他对自己要求不够严格。

综上所述，由于受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和奢靡社会风气的侵蚀，清军军纪日益松弛：高级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有法不依，腐化堕落；甚至纵容部下肆意劫掠，无恶不作。指望这样的军队抵抗侵略、保家卫国无异于痴人说梦。在甲午战争中，貌似实力强大的中国败给了自己的近邻“蕞尔小邦”日本ศ，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局，清军的军纪败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0〕谢忠岳.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丁汝昌海军函稿（上册）[M].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56―57.

〔13〕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3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