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孝经》对“中韩”道德发展及其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意义
[摘要] 《孝经》及其蕴涵的孝道孝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精髓之一,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它不仅形塑了中国古代的道德文化,化育了中国人的人格品质和行为范式,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近邻尤其是东亚的朝鲜民族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取向,成为中国和韩国在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和西方个体本位价值观念的冲击,克服现代文明病,构建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资源。
[关键词] 《孝经》;中韩;道德发展;意义
Abstract: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illustrates the core conten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ity, namely filial piety and morality,which is one of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it shapes moral culture i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in terms of personality quality and behavior pattern. On the other hand, it deeply affects spirituality and mor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neighbors, especially Korea. Therefore,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it becomes sources of important spirits to alleviate influences from individualism values of western people, to solve problems on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for China and South Korea.
Key words: 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China and South Korea; moral development; significance
一 《孝经》的思想要义与中国的道德文化
何谓“孝”?《辞海》解释如下:①古代的道德规范,儒家指养亲、尊亲;②指居丧,如守孝等;③指保育。中国专门研究《孝经》的现代学者姚淦铭认为:“吾人一切所作所为,都愿对往古来今的祖宗(以至于天子)与子孙负责,以护持此继世不绝的大生命的心情,便叫做孝。”[2](P204)这些注解和解读表明,孝的实质是对血缘职责关系的一种社会文明化的规则申诉,从家的秩序和谐达致整个国家社会的秩序和谐。
因此,孝文化的生发与人类血亲关系紧密相关。古代中国孝的观念衍生于“生殖崇拜”与“敬天祭祖”之生活活动中,“其初始之意就是对祖先的崇拜和希冀祖先的庇佑。至商周时代,孝逐渐成为礼规,及至周初的周公治世,主张礼治,“孝”被称为“天赐民彝”,“不孝”则是“元恶大憝”,(《尚书・唐诰》)孝成了社会生活道德的核心规范。
儒学创始人孔子是孝文化理论基础的奠基者。孔子秉持唯心主义先验论立场,将“养”、“敬”、“礼”、“无违”、“色难”等孝道解释¢成人之本性,是先天赋予而非历史发展使然,因而是必须遵守而不能违背的外在必然,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慎言谨行,谓之孝行。在《论语》中,孔子对这种孝行从不同层面进行了规范,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论语》中有十九处出现过“孝”字及其阐释的内容。这些阐释和提炼使过去主要源于血缘图腾宗教式的“孝心”嬗变为遵守国家法制化伦理并为家族、国家的和谐秩序服务的“孝礼”,“至孔子,使孝从宗教意义转化为纯粹的伦理意义,从宗教道德转化为家族道德”。[3](P9)
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指导思想对儒家“孝”文化的传播和推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董仲舒从宇宙神学目的论出发,以“天命人伦”阐述了孝子忠臣的合理性,以神学世界观说明了孝是先天的客观道德观念――“孝者地之义也”,“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4]自此,“孝”开始成为封建家长制度的思想基础。汉以后,汉唐倡导孝道实践,宋明理学、心学更是极力推崇孝道,将“孝”与理学、心学结合,强调树立“三纲五常”的“明天伦之本”,使孝不断地理性化、教条化甚至神秘化。可以说,《孝经》及其宣扬的孝道不仅是两千余年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而且是历朝统治者的治国和治世圭臬,各个时期官学都将《孝经》作为教育子民,传播孝道,巩固守法家长制度,维护王权统治的经典范本。
所谓事君,即对君国的忠诚与勤政。儒生们将血缘伦理的孝转化成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忠,认为两者是相通的。曾子说:“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忠者,其孝之本与!”[8](P92)它要求人们“进思尽忠,进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9](P153)由此,孝道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化,以孝劝忠,父权与君权统合一体,贯穿着“三纲”理念。
“孝”的最后一个目标,也是终极目标,则是“立身”,亦即扬名后世,光宗耀祖。儒学认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10](P171)这实际上是儒学倡导的“内圣外王”的君子型“大德”人格的承续,正如《中庸》所言:“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中庸・第十七章》)
二 《孝经》及其蕴涵的孝理念与韩国的
道德教育发展
孝道是中国道德的首要和优秀文化传统的代表,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化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中国的一些邻国尤其是东亚的韩国的文明进程产生过悠久而深远的影响,成为韩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组成部分,构成朝鲜民族重要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范式。
《孝经》及其蕴涵的孝道理念在公元七世纪左右传入韩国,至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一千多年来,经过官方与民间的不断传播和宣教,孝文化观念逐渐地融入于韩国社会生活,成为人们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和恪守的内心信仰甚至幸福目标追求,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韩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孝经》在新罗文五十二年(公元682年)正式成为当时的新罗国的国学教授课程。它不但作为“用训童萌”的教科书,而且成为公私之学的必备书目,熟读《孝经》成为科考选才的标准尺度。朝鲜英宗年间,作为《孝经》朝鲜版简读本和展现中国儒家孝德精粹的《孝经小学抄解》刊行,在朝鲜半岛伦理教育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朝鲜18世纪著名哲学家、思想家茶山丁若_在其所著的《与犹堂全书》对“孝”的内涵和价值理念给予了系统的解读并大力倡导践行,对孝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教育具有特别的意义。丁若_以“实学”为立场,反对儒学者“空理空谈”,主张结合实际研究学问,以达到“利用厚生”尤其是用于和谐日常家庭睦邻生活之目的。在《广孝论》一书中,他突破了儒学以孝劝忠的旨趣,把归属于政治范畴的“忠”从家庭伦理中剔除出去,强调“善事父母为孝”,主张家庭内部应当“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顺”,邻里之间则应“有无相资,缓急相倚,患难相救,疾病相扶”,从而扩大了“孝”的生活应用范围,赋予其新的内涵。而位列朝鲜半岛古典文学三大传之一的《沈清传》通过孝女至善至孝的故事,把孝文化推广到社会各个层面。“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由此,《孝经》已经成了一切善行美德的根源,它已经不单单是孝“孝”之经,还是导“善”之典,致“美”之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诸多变化,在迈向开放与个性自由主义的现代化过程中,韩国遇到了现代人的道德教育困境:西方个人独立平等式的家庭文化和邻里共处理念强烈冲击着“长幼有序”的传统家庭观念和“亲如一家”的邻里关系。在对待父母,养育子女,邻里互助相望等方面渐渐出现了“自由”、“平等”、“人权”等文化内涵的影响,优良孝文化传统不断受到严峻的挑战。面对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文化冲突带来的家庭邻里人际关系矛盾问题,韩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特别重视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光大,高扬孝道孝德精神,把孝文化当作消解中和西方现代文明中疏离家庭、淡化社群、推崇个我的原子主义生活模式和人际关系等文明性障碍的重要价值武器。
今天,孝道教育在韩国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来贯彻。
正是以上前后相继的孝道政策、法律措施的实施,所以步入现代化以来,即使朝鲜半岛虽经多次面临外来文化的入侵,但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本土文化的根基始终没有动摇过。当今的韩国社会,人民普遍信奉以儒家《孝经》为核心的孝道文化,整个社会呈现出尊老爱幼、幼有序、睦邻友好、社会和谐的局面。有调查显示,在今天,韩国有90%的国民仍然坚持认为,孝是家和万事兴的基础,相信只有在家庭中尽孝,在工作上才能敬业,对国家才能尽忠。
总之,孝道作为儒家文化的基石,在今天的韩国社会精神文明生活中仍占有主导地位,浸透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韩国,儒学的研究至今未被废弃,韩国参照“以孝治天下”的理念,积极运用儒家思想去治理国家。由于孝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实践中的笃行,朝鲜半岛的民族生活中崇尚孝道、躬身履职蔚然成风气,从而使韩国有着“充满孝的美誉”。
三 《孝经》与孝文化的当代价值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韩国社会开始了急剧的现代化转型,而中国则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开始了快速的现代化发展。无论是韩国还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都普遍地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文明冲突”带来的“现代化病”――神圣的失落和世俗化的庸俗以及社会原子化。人们的道德水平偏颇失度,信仰缺失迷离,社会诟病陡然增多,因此,中国和韩国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出一种强烈的声音,即迫切需要从传统道德的土壤汲取营养并成为新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孝经》及其所蕴涵着的孝文化。如果说,《孝经》与孝文化在韩国现代化过程中尽管受到过现代化文明的严重挑战和冲击,但由于韩国社会朝野上下都比较注意和有意识地保育了以《孝经》为核心的孝文化在韩国社会生活中的传承和宣教,而中国由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治意识形态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清剿,《孝经》遭到严厉的批判,孝道传统已在中国社会逐渐式微,因此,在改革开放后,面对西方现代化内核中的科技物质文明和个体自由主义的冲击酿生的道德伦理问题,中国更需要挖掘和传承《孝经》及其申说的孝道文明,用以规范和矫正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荒芜困境。也正因为如此,《孝经》与孝文化在今天的中国已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也日益显示出穿越时空的文明价值,对当代中国乃至所有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和民族都具有重要的参照借鉴意义。
首先,《孝经》及其阐发的孝文化是人之为人的重要精神品质。《孝经》之所以不仅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备受重视,而且在当代仍然值得珍视,穿越时空而不朽,其关键是因为它力图解决人类千古难题,ย即如何“成人”的问题。《孝经》通过诉求儒家理想人格在自己特有的范式中回答了如何把一个生物学上的人培养成为社会化和道德化的人,即真正人的意义的人的问题,这是中华文化贡献给人类文明的重要精华,“传统的道德人格实际上是中华文明的精华之一,它造就了中国人民修身平天下、和善成德、崇德敬业、成己成物的品德,在现代社会中,他们同样是难能可贵的品德,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品质”。[16](P18)这种人格或品质实际上已经积淀内化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也是朝鲜民族精神品质的重要构成。 根据中南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研究”课题组的调查研究表明,“孝、诚、和、廉是当前公众认为最重要的传统理念。在十三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中,公众认为重要的道德理念按照重要程度高低依次是孝、诚、和、廉、义、仁、忠、礼、恕、智、耻、谦、节”,“孝文化是公众一致认可的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孝敬父母、尊敬老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调查的数据也再次验证了这一事实”[17]。
再次,《孝经》倡导的孝亲幸福观对当代人的幸福观有很好的参照价值。中国人对“孝”具有深厚的认同基础,它充分体现了当代人对孝道的充分理解和感悟。“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礼记・祭义》)今天,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大多数人仍然认同“孝”是最重要的伦理道德之一,并自觉用“孝”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唐君毅讲过:“孝父母为任何社会中之人应有之普遍道德。人当孝父母之理性根据,不在父母对我这是否爱。父母爱我,我固当报之以孝;父母不爱我,我应当孝父母。”[25](P29)它体现了当代中国人依旧注重人伦,在“孝”的激励和感悟中寻求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人伦文化。伦乃人之伦也,中国的人伦文化就是一种以人为本位,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文化的终极关怀对象的文化,而不以宗教、神为终极关怀,不是从神那里来领悟人的价值和意义。
《孝经》认为,孝是道德的根本,是个人德性的彰显,当孝心与孝行自然而然地结合,达到身心合一的境界,那就是德性需要得以满足的至高境界。“身心合一”的人伦理幸福的最重要表现就是孝亲幸福。孝亲幸福的基础是个人本身的德性,一种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和对道德意志的坚守;另外还有对父母的真实情感和出自真实意识所指导的道德行为――孝亲,从而满足个人伦理需要的内心体验,这构成了孝亲幸福的理论内涵。《孝经》的孝道教育思想体现在对伦理幸福的追求。其主旨在于说明父母用爱心灌溉着儿女们的幸福成长,儿女“扬名显亲”便是父母的幸福;当儿女长大成人,应该尽到赡养儿女们的义务,而父母的健康快乐就变成了儿女的幸福。马克思曾经说过:“还有什么比父母心中蕴藏着的情感更为神圣的呢?父母的心,是最仁慈的法官,是最贴心的朋友,是爱的太阳,它的光焰照耀、温暖着凝聚在我们心灵深处的意向!”[26](P100)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子女善待父母,追求伦理幸福的内涵不应也不会改变,即使在强调个性和个人自主的个体主义时代,它仍然是孝道乃至整个道德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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