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之先生的信仰

【摘 要】 文章解读胡适先生的《四十自述》，阐述了他从绩溪小城的“`先生”成长为在新文化运动中登坛点将的一介思想领袖，解读胡适之先生的思想升华历程。评介了其对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民主宪政、学术独立发展的贡献。

【关键词】 启蒙教学;新世界;新文化;精神准备;独立精神

一、“`先生”之初长成

适之先生在《四十自述》的开端，用小说式的笔法写了《我的母亲的订婚》一章，他用生动的文字描述了母亲“顺弟”的温良性情和淳朴家庭出身。文中父母亲在“太子会”的初次相会也颇具浪漫色彩，后来父母婚姻促成似乎也是命中良缘。封建式的婚姻和较大的年龄差距并没有阻碍胡传和顺弟幸福的婚姻，胡适先生在文中有段很温情的描述：“我父又很爱她，每日在百忙中教她认字读书，这几年的生活是很快乐的，我小时也很得我父亲的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

究其原因，`先生的父亲胡传确实是个勤勉务实、知行合一的亦儒亦侠有良好品行修养的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婚后自然会善待顺弟。加之庄稼女儿出身母亲的本性宽厚，且与丈夫真正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久，而顺弟这位中国典型的温良传统妇女是那样虔诚的崇拜和敬仰丈夫，在她心中丈夫胡传简直是一尊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灵。以至于在漫长而痛苦的二十三的寡居生活的唯一能让她坚守下来的信念就是培养独子胡适――“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

笔者私认为胡ก传对顺弟的遗嘱“`儿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这寥寥几句话影响了适之先生的一生。好在胡适从未辜负父母亲的期望，“`先生”和他的母亲在1895年从台湾经上海回到绩溪以后，母亲就让他开始读书了，依据上文提到胡适回到家乡之前已经在台湾有了“启蒙教学”。在他入私塾之前已经习父亲自编的四言韵文――《学为人诗》、《原学》和《律诗六钞》，然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孝经》、朱子的《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他在私塾读的这些经史典籍多为朱熹或者其门徒的注本，少时的“程朱理学的遗风”也影响了胡适的一生。九年的家乡教育熟读了诸多经史子集为他之后做学问，“整理国故”打下了较为系统的旧文化基础。同时，年幼£的`先生的心里也深埋了尊崇孔孟儒家及程朱理学的思想根苗。此外，胡适的少年时代阅读小说、传奇的兴趣爱好也帮助他写好文章，尤其是他给家乡人讲述小说，这就逼迫他把古文翻译成绩溪土话，使他更了解古文的文理章法;同时，大量的白话小说使他得到了初步的白话训练，对他后来的提倡白话文学也播下了种子。

家乡绩溪山川秀美但又贫瘠闭塞，文化底蕴厚重却又封建思想浓厚。这里养育了胡适九年时光，但这个小小的徽州一角已经难以满足`先生渴求知识的心。故乡的山岭固然纵横秀丽，但是在高山的另一边呢？

二、新世界――上海的新学堂到美国的新教育

“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求学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这是适之先生描述他1904年初离开家乡去上海求学的一段话，简洁而清丽的话极富有感染力。一个13岁的徽州“乡下人”来到十里洋场来寻求那被高山峻岭封闭着的家乡所不能梦想的“新世界”。

青少年胡适在上海求学的六年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我们也正是通过《四十自述》这本书才得以了解这个阶段的胡适。他在上海先后进入三所学堂进行学习：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这些都是他接受教育的重要里♪程碑，但是有趣的是他并未拿到一张毕业证书。从乡下的“四书五经”转到读《明治维新三十年史》一类的新书，让胡适的目光从古代转到了现代，从旧世界转到了新世界。他开始如饥似渴的畅吸这从未遇见的新空气和新知识，俨然一副“新人物”面目。除了在新式学堂上汲取到新知识之外，在课外所得恐怕更为重要。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邹容的《革命军》，短时间内激起的强烈民族主义情怀让他“十三岁不到，我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革命分子了”。

年纪渐长的胡适在车水马龙的大上海也曾一度迷失过，在华童公学做过一段教学工作，不但耗费他的精力又没有给他任何成就感，他过着颓废的生活，用胡适自己在《四十自述》里的话来说，终于“闹出乱子来了”――酒后失态进了巡捕房，这次教训很大，胡适百般懊悔心中愧对慈母。这次事故他虽没有掉一滴眼泪，却是他一生中“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他辞去工作，关起门来准备第二次庚款留美考试。我们从适之先生的一生来看，得以考上庚款留美绝对是其一生最大的一个转身：如果没有良好的知识修养加上他惊人的意志力，得以冲破人生的困境，他一生亦可能就是上海滩的一介“无用书生”。即便是文采出众的青年才俊，那也与他七年后留美归国后在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催生者”的显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小小的绩溪上庄、到上海、去美国，胡适开启了他雄心万丈的一生。

初到美国的胡适，可以说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在《非留学篇》开篇就提到“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那时的他仍旧缅怀中华之泱泱大国的全盛时代。为抒国难，忧国忧民之贤士方“忍辱蒙耻”，留学异邦，“以为百年树人之计”。他在康奈尔的课堂上，也动辄用惯有的中国思维去点评美国社会现状，同时极力为自己的国家传统文化做辩护。遥想在百年以前的美国，中国社会地位之飘零，适之先生仍据理力争，实乃我等楷模。但是他很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变化，很快由上海来的一个伤春悲秋、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柔弱诗人转向了一个乐观主义的校园风云人物。大量的演讲经历迫使他去做逻辑和系统的思考，然后再有组织地明了地表达出来。然不安于现状的他于1915年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研究部师从杜威，从此附膺实验主义。胡适对杜威哲学最看重的正是一种哲学的方法，他认为杜威哲学的最大目的正是在于怎样使人能拥有那种可以应付种种环境的创造的思想力。

1917年，胡适旅美归国，回到了阔别七年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三千年封建学术文化的旧范式也日薄西山，而新文化的曙光也在喷薄欲出。余英时先生把留美七年看作是胡适的“精神准备”时期，他总结说：“在这七年内，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正处在低潮时期，不少人都在重新探索出路，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和章士钊的《甲寅杂志》都代表了这种探索的努力。胡适个人的‘精神准备’和中国思想界的‘新探索’恰好发生在同一时期，这才造就了他‘闭门造车’而竟能‘出门合辙’的巧遇。”

归国后的胡适又一次成功完成了思想的质变。在疾风骤雨的新文化变革中，他既是高举旗帜、冲锋陷阵的先锋官，又是登坛点将、运筹帷幄的新领袖，奠定了在中国正统学术界的不容忽视的地位，中西方一时间暴得大名，成为全中国思想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纵使而后的人生大起大落，品尝了人生百态，也都有结发夫人江冬秀的生死相随。

三、适之先生“独立精神”之折射

胡适先生的《四十自述》一书现在看来除了描写传神生动意外，扔不免看得出有讳饰的笔墨，但总体上我还是被适之先生的“独立精神”所深深折服。钦佩他能很好得把控自己的人生，尽其力改变中国现状，较多的影响当时的新一代中国青年人。在那样风云变幻的年代，出现了大批思想家，但像他这样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伟人，在政治领域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为了民族利益割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观念终日奔波。不正是因为他代表了人类精神生活中至善而理性的一面么？作为一个学者，他从未轻易放过事实和真理，新文化的大变革非他数典忘祖，而是他深谙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知晓其弊端，正所谓“爱之深责ฌ之切”，望后人重拾中华雄伟。北宋大儒张子曾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适之先生实乃秉承了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

面对这样一个伟人，笔者惶难妄下断言进行人物评价。只单单是他在历史的洪流中能始终一贯地的保持他那不偏不倚的风格泰然处之――“吾道一以贯之”，就能让后生晚辈体味良久。如李敖所言：“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作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开山宗师，他经历了历史长河的考验，实乃高洁之士。

思索良久，仍旧觉得节选自李敖书中一段话无失公允――“我们只消肯定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的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我们就可以‘论定’他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如适之先生亲言：“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我基本上是个人道主义者。”

【参考文献】

[1] 胡适：四十自述[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2]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 易竹贤：胡适传[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ฆ[4] 李敖：胡适评传[M].文辉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