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墨子“尚贤人才伦理观”的哲学思想
墨子是战国时期的一位思想巨匠,他提出的兼爱、尚贤、非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尚贤思想是墨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墨子思想的精华所在。墨子以尚贤使能为政的政治哲学带有浓郁的求实色彩和墨学特色,对先秦乃至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墨子尚贤人才伦理观思想分析
1.尚贤使能是为政之本。墨子对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宗法政治,持鲜明的反对态度,他认为儒家提倡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说法是其任人唯亲思想体现,是不合理的。他主张铲除各种先赋的特征,选贤能而任之,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璧颜色。在他看来,血缘关系、世袭制度、裙带关系只能助长腐败,只有打破这些陈旧的思想观念,大胆选拔贤能之人,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墨子尚贤使能,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墨子生长于战国时期,各地诸侯为了争夺地盘,不断发起扩张和吞并战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遭到严重破坏。奴隶社会沿袭下来的世袭制使社会政治制度日益混乱,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迫切希望统治阶级选拔人才来进行社会管理,渴望用良好的政治秩序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以他发出了打破贵族政治、重建社会秩序的呼声。他的呼声反映了底层劳动人民愿望,将矛头直指传统的血缘宗法制度。墨子对底层民众充满了同情,他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他认为贫、乱、寡和不相爱是为政的难点,如果经济环境和物质条件是致贫的因素,那么政治环境和人际关系⚥则是致乱的根本,不选用贤能来解决乱的问题,民众温饱和国家发展都没有保障。可见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尚贤使能,是为政之本,社会进步之源。
2.尚贤使能的为政目标。墨子认为,每一个君主都希望国家富强、政治情境、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然而社会现状之所以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是因为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按照墨子的说法,国家兴亡与人才选拔和任用休戚相关。统治阶级要想使天下大治,必须打破尊卑贵贱的等级界限,反对世卿世禄和任人唯亲观,使以尚贤使能为政落实到实处,选用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贤能来治理国家,方能顺应人民群众渴望和平统一的愿望,使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为了使君主认识到贤才的重要性,墨子用先古圣王为楷模,奉劝君主把尚贤作为治国的根本,以进贤、众贤,为己任。为了让君主认识到自己在人员任命上的错误,墨子用了这样一个比喻:那些王公大臣宰杀牛羊时必定寻找最好的屠夫,裁缝衣服时必定选用最好的裁缝,修理弓箭时也会选最好的工匠。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做到量材而行,但是在国家大事上却不能做到尚贤使能,可见他们将国家大事看得还没有牛羊、衣服、弓箭重要。既然贤才的多寡关系到国家的治理,为了让更多的贤才参与国家建设中来,墨子提出了众贤之术即为政者要做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采取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的态度对待人才,必能使贤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3.选贤之计。墨子的尚贤使能,思想带有鲜明的平等色彩和群众意识。今天看来,墨子的选贤标准涵盖了德、才两方面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确定了选才标准后,墨子提出了选贤的原则,即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意思是说在选拔人才时,以才能为基点,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使贤能选拔不受任何干扰。此外,在墨子看来,贤才选拔之后,当权者应视之如国家之珍,富之贵之,敬之誉之,自己先尊敬、信任他,才能让民众信服,贤者才能发挥其作用。在职位安排上,墨子建议当权者采用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的方法来考察贤才,深思熟虑后再授予其官职。为了让贤才持续发挥其作用,墨子认为还要做好贤才的监督工作,论功行赏,赏贤罚暴,培养其自律精神、责任意识。
二、墨子尚贤人才伦理观的功利色彩
在尚贤具体操作上,墨子建议对贤良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给予他们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利,用优厚的待遇厚待他,爵位不高,则民不畏也,蓄禄不厚,则民不言也,政令不断,则民不敬也。可见,墨子将爵位、待遇、令断视为笼络人才的根本。与儒家尚贤思想相比,墨子反复强调了经济待遇、政治地位、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将其看得很重,可见墨子的尚贤,思想功利原则更强,实用色彩更重。
墨子的尚贤思想功利色彩很重,但是社ถ会效应更为强大。从行为效果来看,尚贤能让各方获益,而社会是尚贤使能做法的最大受益者。墨子说:王公大人明乎以荀尚贤使能为政,是以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暖,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按照墨子的想法,弃用出身高贵而无真才实学的世家子弟,重用出身卑微的贤才,可使民众¡受到鼓舞,还能警醒部分肉食者。民众受到鼓舞必定会争先恐后发挥一技之长做好本职工作,肉食者必定会克勤克俭,弃恶扬善。这样一来,百姓丰衣足食、政治清明、国家富强指日可待。因此,墨子认定赏贤使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墨子的尚贤使能,思想其目的、原则、结果体现了墨子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究其原因,墨子把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功利化。在他看来君臣之问的尊卑、从属关系,家庭之问的血缘关系,人与人之问的亲情和友情,都可以❅被实际利益所左右。所以,国家既然能从尚贤,上获取好处,贤才也能从中受益,这种双赢、多方受益的做法可以放心使用。墨子的愿望代表了下层民众的观点,出发点很好,但是在那个等级观念森严的阶级社会里,他的政治理想与统治阶级的想法背道而驰,最终没有被他们接受,他的政治理想终究没有成为现实。
三、墨子尚贤人才伦理观的意义
天志是墨子哲学观的核心内容,墨子认为上天是有意识的,它创造了万事万物,可以根据天道对人进行赏罚,为此,墨子根据自己的道德标准,使许多事蒙上了天意的色彩。同样,为了使尚贤的口号更具说服力和权威性,墨子将尚贤使能为政说成天之所欲,宣传是故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按照墨子的说法,尚贤使能,取法于天,,是上天的意思,是上天让人们这么做的。墨子的这种说法虽带有迷信的色彩,但是他为自己的想法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他始终坚持天志、尚贤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坚信尚贤是符合天志的做法,从而使尚贤更具合理性、权威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墨子用自创的天命论来诠释自己的尚贤思想,使其思想体系更加完善,也体现了其思想的成熟和卓越的智慧。
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尚同与尚贤呈相辅相成的关系。墨子认为,政令不一只能加剧社会动乱,尚同与尚贤一样是为政之本。墨子的尚同思想以高度的集权统治为基础,他要求社会管理的各个环节必须以最高统治的意愿为指导,自上而下地实行有效管理,不能无视上级需求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当君主有令难以执行,君主有难部署不思救助时,国家就会遭殃。因此,墨子主张选拔贤才,得善人而治之,得暴人而罚之必能实现国富民强。在墨子看来,尚同是天下大治的最佳途径和最好方法,而尚贤则可以为天下大治提供人才保证,为此,墨子强调,须用尚贤来保证尚同,也只有各级官吏都贤德公正,社会链条才能永久坚固。无论是尚贤,还是尚同,都是墨子的政治主张,体现了他想建立一个社会秩序合理、国富民强的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
墨子尚贤思想带有贵义、法先王的浓郁情结。在礼乐崩毁、纲纪不复的战国时期,墨子将义与民众行为和政治哲学结合起来,肯定了义,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程必安,故曰,义为天下之良宝也。在墨子看来,义政能够起到服众、社会治理和风气教化的作用,统治者肩负着义政的重任,必须以尚贤使能为政,方能使贵义之气蔚然成风。为此,墨子建议统治者以先贤圣王为楷模,尚贤、礼贤、让贤。他说:历史上的明君尧、舜、禹、汤、文、武为政时,都大力选举和选拔孝顺、贤良之人,所以他们才流芳百世并实现了天下大治。现在君主如果不比他们贤明,更应该有这种尚贤的意识。墨子法先王说法,将尚贤拔高到一定高度,使其更具合理性和道德光彩,从侧而反映了尚贤思想在墨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