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楠文学创作中的女性精神价值取向和皖南文化意义研究

摘 要：石楠作为知名传记作家，创作了十多部质量上乘的文学传记。石楠的创作总体上提升了女性传主的知名度，弘扬了女性的精神品位和他们伟岸的人格力量；同时，她的传记也不同程度地彰显了以安徽为中心的南方文化的魅力。

关键词：文学传记 女性精神品位 皖南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不久前，石楠为当代京昆名旦梁谷音写了部名为《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的传记。读后，我觉得它的艺术光彩比《画魂――张玉良传》尤为深邃，是石楠在创作上的纵身一跃，把她前面几部传记抛在了后面[1]。

具体一点说，石楠在新旧世纪之交创作的《亚明传》、《舒绣文传》、《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全传》，或以笔致的轻灵明快见长，或以人物的传奇经历令人瞩目，或以传达女性传主细腻生动的感情世界让读者敬佩。

如果对石楠的传记文学创作（包括《生为女人》、《漂亮妹妹》等长篇小说）作总体考察，我们觉得石楠本人作为皖籍女作家，从她走上文坛伊始，就有意或无意地遵循了一种创作路向，即立足于为皖籍人物或与皖南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物立传，旁及周边地域的古代或当代人物；其次，石楠的创作大多以女性为传主或小说主人翁，凸现女性精神取向和价值观；最后，石楠传记文学里的主人公，虽然或以精神高尚值得人们引为楷模，或以成绩骄人值得人们学习。但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当代社会，石楠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和传主本身的精神品质很容易在众声喧哗中失落。为彰显石楠传记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并具体阐述石楠文学创作中的女性精神价值取向和皖南文化意义，笔者拟从以下几方面作初步论述。

一、石楠传记文学作品里女性精神价值取向

在石楠十多部传记文学作品和中长篇小说创作里，传主或小说主人公是女性的占绝大多数。这些女主人公最后的身份有些是演员，如舒绣文、梁谷音；有些是书画家，如潘玉良、刘苇、杨光素；有些是作家，如苏雪林、谢冰莹；还有如柳如是，似乎既可以算书画家，也可以归入作家。石楠的传记文学主人公大多出身低微，象柳如是、陈圆圆、潘玉良等早年沦落为青楼女子，梁古音是弃儿，还有如苏雪林、谢冰莹、杨光素算是小家碧玉出身。从传主生活的时间跨度上划分，主要为明末清初两位人物柳如是和陈圆圆，其余大多是生活在民国以后的人。尽管石楠作品里的女性主人公即使在生命的全盛期也算不上显赫人物，但她们的精神价值取向却令人瞩目。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点：

（一）巾帼英雄式的刚烈和凛然的正气

这首先要数柳如是。众所周知钱谦益作为降臣，即使算不上遗臭万年，总要长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因为钱谦益娶了一个深明大义的妻子柳如是，柳如是宁可携丈夫共赴黄泉，也决不希望丈夫投降清朝统治者，落得贰臣的骂名。《一代名妓――柳如是》将女主人公在风雨飘摇之际，以孱弱之身，呕心沥血以图挫败奸贼逆谋，鼓励、辅助丈夫奋起抵抗侵略者，南京失陷后又自沉殉国的所作所为和心路历程刻画得栩栩如生，有一唱三叹之效。虽然柳如是本人和钱谦益最终未能为故国殉节，但正因为柳如是联络和资助抗清力量，不惜牺牲一切和清朝统治者暗中较量，钱谦益作为贰臣的形象，才在人们的视野里渐渐淡化，他的投降劣迹才被抗清志士所原谅。还有如苏雪林、舒绣文、谢冰莹，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生死存亡之秋，或将生平所有积蓄捐献出来支持抗日将士，或者不怕一切艰难困苦和重重阻挠，以艺术形式向民众宣传抗日的道理和鼓舞民众抗日，或冒着艰难困苦和生命危险亲赴抗日战场救死扶伤。所有这些都向世人宣示了，她们是中华民族最出色的女儿，是值得让世世代代铭记不忘的巾帼英雄。在中华民族面临外敌入侵的时候，柳如是、苏雪林、舒绣文、谢冰莹等人表现的凛然大义之举，不仅不逊于须眉男子，甚至还让一些男子黯然失色。

（二）作为生活在“男尊女卑”思想观念十分浓厚的旧时代，却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争得和男人平等的权益而勇敢搏击

中国的封建统治十分漫长，如果说中国的封建时代最不道德的教条是什么，我们认为对女性的歧视是其中之一。在把三纲五常和男尊女卑当作金科玉律的封建时代，无数有才华的女子的才能或被剥夺，或被压制；她们的权益遭到无情践踏，甚至连生命也丝毫得不到保障。在这样的畸形社会，女子为争得个人的权利，凭借女性魅力，冒着身败名裂的下场，游戏人生，摆布一下那些不可一世的所谓大男人；将个人的生命力量张扬到扭转乾坤的程度，同时映衬出平时那帮或豪气冲天、或道貌岸然的有权势男人是如何的卑琐和渺小，这就是《陈圆圆――红颜恨》里陈圆圆给人的印象。至于柳如是，作为生活于封建意识浓厚的晚明时期的青楼女子，虽然熟谙儒家经典，满腹经纶，但三纲五常、男尊女卑从来没有在她的头脑里留下痕迹。柳如是和复社的名士平等交往，和他们称兄道弟；为争得女子正当权利坚持要钱谦益以夫人礼节待之，这些都表明即使在男尊女卑腐朽观念最浓厚的封建时代，仍有勇敢的奇女子为争取男女平等权利而奋力抗争。至于苏雪林和谢冰莹，欣逢新文化运动时期，她们为争取妇女权益而采取的对旧势力的抗争虽然仍遭到很大阻力，但毕竟得到社会上进步力量的呼应，因此相对来说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尤其是谢冰莹，天生具有叛逆精神，幼时就是孩子王，坚决抵制女孩裹小脚的陋习。这注定了谢冰莹在未来成长道路上既充满坎坷和艰辛，同时也收获成功的喜悦和自豪。尤其是她的小说创作成就，和其她几位五四时期的女性小说家的创作一道，构成新时代飒爽英姿女性小说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杨义评价说：“谢冰莹一写小说，就显出粗犷酣畅、慷慨激昂的气质。作为‘女兵’，这些小说多的是‘兵’的率直豪爽，少的是‘女’的温柔委婉，她和丁玲、白薇一道，把‘五四’一代女作家的清浅委婉的文学格局打破了。”[2]当然，这仅仅指的是谢冰莹早期的小说风格而言。就作为女作家的谢冰莹的一生经历说，她的性格既有豪爽率直的一面，同时也富有女性的温柔细腻和婉转多情。这在石楠所著《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全传》里有着生动细致的表述。其余的传记女主人公如潘玉良、梁谷音、舒绣文、杨光素等人多多少少都带有这种近乎矛盾的双重性格特征。

（三）生活激流里的刚而韧者

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特别是儒家说教里对“大丈夫”的审美要求感召下，的确涌现了许多“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志士仁人，但真正能在艰难困顿和生死存亡之际能做到既刚而能韧、刚而不断的，并不多见。儒家的君子宁可杀身成仁，不愿意委曲求全。从道家的角度考察，这与其说是君子的“节操”，毋宁说是一种欠缺。石楠所著的女性传记里的女主人公，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传统文化熏陶下男性君子欠缺的一种精神品格，即刚而有韧性、刚而不断的性格特征。比如柳如是，在南京失陷，殉节不成之后，并不像夫君钱谦益一样一味消沉，而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反清复明四处奔波操劳，以羸弱的身躯，和野蛮强大的清统治者和恶势力做着韧性的战斗。柳如是的这种顽强执著精神甚至感染了一心求死的钱谦益，促使钱谦益最终也参与了危险同时要求富有耐心的联络和支援抗清志士的工作。还有如舒绣文，少女时代就被逐出家门，身怀六甲却又被男友抛弃，生活无着。遇到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困苦和精神创伤，但舒绣文还是坚强地活下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舒绣文的早年经历是西方前卫小说家刻画性格变态主人公的绝好蓝本。但在中国文化土壤里走出困境的舒绣文，并未因为早年的凄惨遭遇而走向变态和堕落，她仍然那样不计前嫌，孝敬父母；开朗大方，乐于助人。舒绣文成就的伟大人格，就在于她不仅具备“大丈夫”的刚勇和浩然正气，更难能可贵的是具备许多大丈夫所欠缺的韧性。还有如画家杨光素，过了知天命之年，却抛弃稳定的工作和舒适的生活，只身闯入语言不通、举目无亲的异域他乡，凭借顽强的拼搏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韧性，终于在强敌如林的法国画坛打下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应当说杨光素的行为给“刚而有韧性”做了最好的注脚。说起来，谢冰莹虽然在文坛上留下的是刚者的身影，但如果从石楠的传记文学《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全传》考察，她给人留下的更深刻印象是韧者的形象：早年她和第一任丈夫符号离异，独自带着孩子飘零，走投无路时不愿意投江死去，是为了孩子而活着；晚年一味容忍丈夫的暴躁脾气和大男子主义，是为了成全爱的哲学和佛家慈悲为怀的信仰。总之，刚而富有韧性是石楠传记小说里女主人公的重要精神品质。

（四）重情重义――婉转多姿和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

儒家虽然一贯拔高男人，所谓君子、大丈夫、士等等，都和男人沾边，而女人只能和小人挂钩。但儒家的说教似乎并不能真正具有说服力，千百年来视金钱如生命，视情感如粪土的李甲之流层出不穷，对女子始乱终弃的潘仁美之辈不绝如缕，此辈的行为是对儒家说教辛辣的嘲讽。反之，石楠传记小说和文学作品里的女主人公个个重情重义，在她们的生命长河里，或静静地流淌，或汹涌澎湃地翻滚着的情感浪潮，折射出的是她们情感世界的婉转多姿和丰富细腻。柳如是，爱的是陈士龙，但和钱谦益结婚后虽然不忘旧情，只是和陈士龙保持一般的朋友关系，对钱谦益一心辅助；虽然争得和正室一样的地位，却对真正的正室夫人陈夫人礼敬有加；面对朱姨娘的嫉妒挑衅，是以诚心待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终于感化了朱姨娘。可以说，在妻妾成群的封建大家族中，最棘手的事就是处理妻妾之间的勾心斗角。河东君却非常完满地处理好了她和陈夫人和朱姨娘的关系。这不仅显示的是文坛泰斗钱谦益望尘莫及的才能，更多凸现的是河东君丰富细腻和慈悲善良的情感世界。这种才女型的性格特征在苏雪林、谢冰莹、潘玉良、舒绣文、梁谷音、杨光素的身上也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体现。这里特别要提到石楠的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漂亮妹妹》里的女主角筱菱花。漂亮村姑筱菱花和她心仪的上海知青凌思求婚后不久，建筑工程师凌思求从工地上的四层楼上失足落下，摔成重伤。虽经医院全力抢救，凌思求保住了性命，却成为高位截瘫患者，同时性功能也彻底丧失。更雪上加霜的是随着体制改革的到来，凌思求的生活费也停止发放。这期间筱菱花不仅一手承担了照料凌思求的生活的任务，还要四处找工作养家糊口。同时还不断受到好色男人的引诱甚至强暴。这一切筱菱花都忍受下来了，为的是她对凌思求的爱。而这种受到身心折磨的爱一直延伸到她生命的终结。对照情节有点类似的劳伦斯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虽然查泰莱夫人行为的道德正当性无可非议，同时我们也油然对筱菱花这样伟大的中国女性肃然起敬，敬佩她爱得深沉博大，感情的崇高伟岸。

二、石楠文学传记和皖南的关联及其文化意义

考察石楠的传记文学，其传主或出生在安徽，如苏雪林、舒绣文、亚明，或和安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潘玉良，出生于扬州，但幼年就被拐卖到安徽芜湖的青楼，后来被海关监督桐城的潘赞化赎出并成为夫妻。在潘玉良未来的漂泊生涯中，安徽和她有着割不断的感情联系。画家杨光素曾长期在芜湖和合肥工作。大画家刘海粟，一生最钟情黄山的山水，生平曾十上黄山写生，1988年最后一次上黄山写生，刘海粟已经是九十三岁耄耋高龄的老者。其余的如柳如是、谢冰莹、梁谷音等人物，虽非安徽籍人士，但出生地或者和安徽山水相连，或者在文化上一脉相承。

安徽自古属于楚文化圈，同时兼容吴越文化于一体；三国以后由于政治和地域的关系，成为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气候风物和山川物产上，安徽和周边的浙江、江西和江苏呈一体化局面。自古以来，才人辈出，政治家亚父范增、周瑜，学者戴震、马瑞辰都是皖籍人士；清代中后期，更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桐城派。如果说在这以前安徽文化隶属于长江中下游楚湘文化和吴越文化的话，那么桐城文学流派的崛起，形成了一股整合力量，使得江浙才子和楚湘学者都拜倒在桐城文化的麾下，深受桐城派文化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石楠传记文学里的主人公潘玉良、谢冰莹、刘海粟和梁谷音，他们的行为、创作或表演体现ณ的文化学意义也可以宽泛地理解为受皖籍文化的影响。

以严格的地域限定的话，石楠传记文学里的主人公苏雪林、舒绣文和亚明是出生地或祖籍在安徽的真正意义上的皖籍人士。通过这几位传记主人公，我们可以窥见皖南文化的几个典型特征：

（一）孝道和报国

以舒绣文和亚明为典型――为“赤子之心”做了最好的注脚。舒绣文自幼就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后被父母逐出家门。虽然飘泊在外，倍尝人世艰辛，但恋恋不忘父母亲情。只要舒绣文生活上有点起色，她就不会忘记父母和弟妹，给家里寄钱寄物。还有画家亚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狂轰滥炸，家园被毁。亚明母亲带着一家流落在外，这期间全靠大儿子亚明弱的肩膀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劈柴、担水，三九寒天下水摸鱼捉虾改善家人伙食。中国儒家文化有种观点：忠臣出于孝子之门。这句话拿舒绣文、亚明去参照是最恰当不过的。舒绣文在抗战时期忍饥挨饿，用精湛的表演艺术去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亚明则参加新四军，抗击日本鬼子[3]。之所以如此，我们以为和安徽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众所周知，理学作为儒家学派的重要传承，在形成初期，其大本营之一就在徽州婺源。理学虽然以极端歧视女性为人所诟病，但它强调孝敬父母、尊敬师长这样的行为准则，应当算中华文化的优秀传承。在这样的优秀文化传承下，安徽涌现了许多忠臣孝子式的杰出人物。舒绣文、亚明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如果要我们解释什么叫“赤子之心”，石楠的著作《舒绣文传》和《亚明传》给了最好的诠释。

（二）理性和克制

这还得从理学谈起。南宋朱熹理学的理论框架式口号是“存天理，灭人欲”。姑且不谈这句口号的正确与否，我们从朱熹归纳的“天理”、“人欲”的内容考察，可以认为他的理论玄想成分极多，其次是朱熹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克制。虽然朱熹理学玄想成分里有很多荒诞的东西，但受其熏染，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培养一种理性思考的习惯，这可算作理学文化土壤里培养出的最珍贵果实。我们考察石楠传记《另类才女苏雪林》的女主人公，可以算典型的富有理性和克制精神的代表。她在处理和男友关系时如此，个人去就问题时如此，其它许多方面莫不打上这方面性格特征的烙印。苏雪林当年猛烈抨击郁达夫及其作品，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思想意识和流派之间的成见导致苏雪林对郁达夫大肆挞伐。其实，苏不喜欢郁的那种张扬的个性和泛滥的情感宣泄应当在心理学意义上被重点讨论。还有舒绣文和亚明，舒绣文作为演艺界成功的明星，在对待个人得失和抗日救亡大事上，在对待恋爱上，都表现出少有的理性和克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舒绣文和亚明都经历了文革，作为史无前例的疯狂的无理性时代，舒绣文和亚明都表现出惊人的克制和理性精神，正是凭借这样的理性精神和จ克制，他们保持了作为文化人的良知和清白，成就了伟大人格，彰显了安徽文化的魅力。

（三）勤劳和利他

若谈到徽州文化，它的一个重要分支徽商文化为许多人所了解，即勤劳刻苦的徽骆驼精神，贾而好儒、急公好义的儒商风范，对事业兢兢业业的奉献精神，童叟无欺、互惠互利的行业准则，讲究诚信的行商原则。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行业文化，势必和主流文化相互交融并且作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而对人产生影响。融入主流文化的徽商文化对石楠传记文学的主人公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我们以为最大的影响是勤劳刻苦的精神和利他主义。这在《舒绣文传》和《亚明传》的主人公身上多有体现。《舒绣文传》多处描写了舒绣文对艺术表演的精益求精，为达到艺术的精湛从不放过最微小的细节。成为功成名就的影星以后，仍然对表演一丝不苟，甚至拖着病躯反复练习角色动作，以致好几次晕倒在练习场地。可以说，舒绣文成功的背后，付出的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劳动。舒绣文在早年过的是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但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并没有妨碍她演技长足的进步。成为名演员后，她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培养艺坛新秀上，同时关心她人比关心自己还重要。勤劳刻苦和利他主义这一徽州文化因素深深浸润在舒绣文的血液中，同样的情况在《亚明传》中的亚明身上也得到充分显露。亚明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时刻时时不忘练习绘画，解放以后，生活安定了，更是如饥似渴练习绘画技艺，常常为此废寝忘食。反右和文革时期，宁愿自己受冤枉，也要保护清白的同志，甚至不惜惹火烧身。

三、石楠对优秀安徽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石楠文学创作受到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特别是桐城派文学的影响，但只要我们考察一下中国古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品，首先是《史记》的据实而录的精神，为中国源远流长的史传文学开了良好的头。若进一步上溯，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国语》、《战国策》和《左传》之类的传记文学就别具生面，或以记事擅长，或以描绘战争场面取胜，或以议论隽永为人称赏。以致到了明朝的时候，面对灿烂夺目、令人眼花缭乱的先秦两汉和唐宋文学，学子们不知如何取舍。现今文学史指称的前后七子和唐宋派，他们津津乐道的什么“文必两汉，诗必盛唐”也好，还是“唐宋八大家古文”也好，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他们看问题的偏颇。倒是桐城派崛起之后，对古文做了一种整合，特别是刘大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从抽象的理论出发，概括了写文章的关键和要点，全面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优点。也正因为如此，桐城派才能在古文衰落的时候重新崛起，以致出现像方苞、姚鼐、曾国藩这样的文章大家。应当说，石楠的传记文学是潜移默化地融入了桐城派传记文学的优秀传统的。比如那种冷静节制的情节描写，裁剪有度，恰到好处地突出“义理”，等等。

另一方面，石楠作为有才华的传记文学作家，从创作伊始，就框定了她创作的大方向和大范围。在大方向上，她作品的主人公多为女性，并且出身平凡，但经过不懈奋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果从出身地框定主人公的范围，则大多数主人公或出身安徽，或和安徽有着密切关联。石楠的这一界定并非偶然，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样的界定形成了石楠传记文学和文学创作的整体意义：即为女性文学造势和为安徽文化张本。

总体来说，石楠的文学创作彰显了以安徽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清新秀丽而又纯朴的文化特色，塑造了十多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形成了石楠独有的创作特色。石楠之所以能创作出多部成功的传记文学作品，首先是和她广泛收集资料有关。在石楠创作的传记中，一是传主的资料缺乏，比如陈圆圆和柳如是。由于历史久远。她们的身世和活动记录大多已消失在茫茫的历史烟尘中，现有的资料或者是有关她们的文学传奇类作品，不可信以为真；或者是她们生平或自身作品的一鳞半爪，很难窥见全豹。其次是石楠传记作品的主人公有的在海外或港台地区，如潘玉良、苏雪林、谢冰莹和杨光素，收集她们的资料会很费周折。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传主形象不仅个个形象丰满，而且栩栩如生。这说明石楠对收集人物生平资料下了很大功夫。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写人物传记不仅要求作家善于收集资料，而且要更善于巧妙地组织资料并且出色发挥作家的想象力。在处理人物生平的真实遭遇和适当发挥想象力，使之统摄于传记文学总体的审美思考之下这一点，石楠是做出了艰苦努力的。比如，据史料记载，柳如是最后的结局是非常凄凉悲惨的。一代旷世才女，生平勇敢执著地追۵求个人自由和幸福，对强大的清统治者视之如草芥，却在家族势力威逼勒索下显得无能为力，甚至可以说束手无策，最后悬梁自尽。为了使传记人物柳如是的审美风格显得前后一致同时不失真实感，石楠在全书结尾安排了一个情节，那就是柳如是用抗清志士赠送给她的宝剑杀死了投降清朝、迫害他孤儿寡母的始作俑者――松江知府钱横，然后自杀身亡。这样的处理对柳如是前后的形象描写达到了一贯性，做到了审美平衡。还比如舒绣文，据舒绣文养子舒兆元的口述资料，他离开母亲前往下放劳动之地，并且直到母亲舒绣文去世，舒兆元并没有一次回到北京的医院看望母亲。并且据舒兆元说，他之所以离开母亲，是因为他听信了造反派诬陷舒绣文是历史反革命和国名党特务的传言，决心和母亲舒绣文划清界限。™他临离开母亲时还质问这是不是事实？当舒绣文回答说这都是造谣后。舒兆元不仅不信母亲的辩解，还推了重病在身的母亲一把，这不仅造成母亲的病体雪上加霜，更造成舒绣文心灵的巨大创伤。对此舒兆元引为终身憾事。ซ可是如果在《舒绣文传》里将此节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则有可能扭转读者的视线，把注意力投到母子反目和亲情沦丧上来；也违背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即描写舒绣文晚年的遭遇是为了控诉那个疯狂而动荡的疯狂年代对善良的人们的迫害。事实上，舒兆元的行为也是时代和环境影响的结果，不能全部归咎于他个人。《舒绣文传》通过舒绣文在人生的最后时光对儿子的思恋情景的描绘，表达了舒绣文伟大的母性精神。

石楠在《我的传记小说创作思考》对传记小说观做了如下表白：

“既然传记小说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小说，它既要是人物传记，又要是小说。既要符合人物的历史的真实，又要是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创作传记小说和写历史小说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历史小说的作家在动笔之前应是某个历史时代的研究者、学问家，而传记小说作家，在动笔之前要充分掌握传主生平史料，对传主所生活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风土民情，他所生活的地域环境，他所从事的事业，他的朋友和亲人，同事和同好，他们见的关系，哪怕只写一笔，抑或一笔都不提，在写作前，都得搞清楚，对所收集的资料。都要进行认真地研究，就是传主所从事的工作，不敢说要成为他这个行当的专家，起码也不能说外行话。”[4]

可以说，石楠对自己创作文学传记要达到的艺术标准是很高的，通读石楠众多的人物传记，我们可以肯定地断言：石楠做到了真实人物和传记人物高度的艺术化统一。并且潜移默化地受到中国古代优秀传记文学传统特别是桐城派古文义理作法的影响，同时将这些优秀成果做了发扬光大。参考文献：

[2]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410.

[3] 石楠.亚明传[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1-34.

[4] 石楠.中国的女凡高――杨光素传[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