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儒学的价值理念研究

孔子是中国儒学的创始者，他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正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此时研究孔子和儒学的价值理念与精神追求是十分必要的。

一、孔子的理想与实践:用教育和文化改造社会

孔子关注西周宗法礼制的存亡，他认为，这种礼制是以夏商两代为依据而制定的，在西周时期曾经结出丰硕的文化果实，他主张沿用西周的礼制。事实上，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西周宗法礼制已经开始出现摇摇欲坠的局面。孔子在感情上并不认同这样的变化，但是他以实际行动冲破了宗法礼制传统，办起了私学，倡导有教无类，学生不分贵贱亲疏，更不论出生何地，都可以平等地接受儒家的教育。由此可见，孔子在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阶段，选定了用教育和文化改造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众多思想学派，号称百家争鸣，反映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巨大成就。后来的中华文化都可以从诸子百家中找到文化传承的基因，而儒学不仅对中国，甚至对世界都有影响。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表述的是孔子在长期教育和文化传承实践中对于人生境界、价值观的追求所达到的高度。孔子以前及其同时期，许多人都讲仁。《国语周语》:言仁必及人。仁必涉及人与人的关系。《论语》多处为仁规定界说，孔子不赞成把亲亲与爱人对立起来，认为这是爱人的起点;讲仁不能离开亲亲，同时也不应仅局限于此，应面向社会。《论语颜渊》日樊迟问仁，孔子答爱人。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体现了忠恕之道。忠恕之道被古今中外学者、思想家们誉为做人的准则，是孔子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第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并非高不可攀，人们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第二，人际关系并非只有自己这个主体，应同时兼顾到客体即他人第三，忠恕之道平实深刻，便于笃行。

二、孔子和而不同文化观的理论意义

人的价值ร观的探讨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关系。《论语》中记载: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i这里强调天是自然。孔子要弟子们不怨天，不尤人，要靠自身的努力。《论语》中大部分以自然知识为譬喻，说明政治、伦理和做人的道理，而不是自然本身。从孔子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来看，他坚持用事物多样性的和来观察世界，反对单一的同，从而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对此，可从两方面加以阐释:其一，和而不同倡导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其二，从先秦时期儒学的天人之学来看荀子论述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价值观问题。

中国文化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独特的价值观。古希腊哲学是从探讨自然开始的，前苏格拉底的希腊哲学家包括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爱利亚学派、赫拉克利特等，对自然现象及其形成的原因进行研究，一般都留下一篇讨论自然的作品。巴门尼德区分了感觉和理性、存在和非存在、本质和表象、真理和意见。由此，希腊哲学的抽象思辨能力大大提升，这是西方哲学最高命题即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起点。在西方，后来也没有像中国哲学那样探讨天人关系。20世纪中叶，西方思想家由于生态坏境危机，才开始注意中国古代天人之学的理论及其实践意义。

三、儒家的民本观与忧患意识

孔子和儒家的民本思想源于西周礼乐文明，为西周制礼作乐的周公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理念。古代的镜子称为监，周公要求执政者不要用水做镜子，而以民为镜，反省为政的得失。类似的理念常见于周人的文献，可见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中国已经产生了民本思想。至于西周时民指什么，可在学术研究中讨论。

孔子和儒家继承发扬了周公的民监思想，这是事实，但这和做官与否并无直接联系。孔子的弟子子夏说过:学而优则仕。韶这只是一种愿望，并非实现民本一定要有官位。孔子除在鲁国做过短时间的司寇外，周游列国并没有做官，其弟子中虽有做官的，但也有很多与官位无缘，儒家的民本观并非鼓励人们都去做官。在孔子思想中，民本体现在如何对待民这个重大问题上。据《论语公冶长》记载:子路日:愿闻子之志。子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把有利于民而解除他们患难的行动称之为圣，认为像尧、舜这样的圣王也没有完全达到。孔子把为圣的标准与利民联系在一起，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儒学思想的发展。

四、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儒家经学

《诗》《书》《礼》《易》《春秋》是孔子思想产生的文化源头，♚也是他创立儒学所依据的思想资料t。孔子对这些西周的古文献都❦进行过深人研究，自称述而不作，其实这是谦词。孔子在传承中有创造，并赋予这些文献以新的生命力，否则也不会有儒学的产生。从孔子开始，经过儒家学者自身对古文献整理研究经验的总结，产生了儒家特殊的经学淦释方法。 经学是指解释和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其名称始见于《汉书兄宽传》。经学本义指丝织物的纵线，《说文解字》:经，织从丝也。在这里经引申为书籍的含义，称重要书籍为经，以与一般书籍相区别，或将文章中的提纲部分成为经，与阐述的部分分开来。汉武帝时，《诗》《书》《礼》《易》《春秋》始称为五经，后逐渐增加其他儒家著作。经学包括文字学、历史学、天文历算、鸟兽草木之训释，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则是经学的重要内容。这些门类在经书♥中都没有明确区分，要求学人们从会通和整体上加以全面理解。《易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近代学者高亨在《周易大传今注》中说:此言圣人有以见到天下事物之运动变化，而观察其会合贯通之处，从而推行社会之典章制度。由此引申，会通是整体性、全面性研究，要求从异中求同，从部分中求统一，是文化学术的融合贯通。

五、从佛教儒学化看中华文化强劲的生命力

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悠久的生命力，是因为其开放的特色: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境内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共同创造;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中外文化交流上。中国的丝绸改变了西方人的穿着;西域的物产和音乐，也改变着中国人的日用习惯和音乐风格。中国儒学影响了日本、朝鲜的学术发展;南亚的佛教也影响了中华文化。汉唐时期对外域文化的吸收消化，促进了汉唐灿烂文明的出现，而唐宋时期中华文化的远播，也影响了东南亚诸国的发展进程。时至明清之际，尽管官方采取了海禁政策，民间的海外交往并未止步。明代郑和下西洋，未侵占外国的一寸土地，此后民间的海上线路交通日益发达。中国一❧些商人和平民通过海上往来贸易，甚至到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定居，成为今天海外华侨的祖先，他们为远播中华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