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德意志苦难元年

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所书写的，依托解放者的光环，很多丑恶的行径便不再被揭露。当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胜利结束的时候，正义的力量消灭了邪恶的势力。

若彻底反思七十年前那场人类史上的浩劫，如此简单的想法，是远远不够的。为还原历史的真相，还需要翻开那部由失败者所记录的历史。

1945年，对于大部分的欧洲人来说，是一场从纳粹、法西斯牢笼中解放的开始。但对于那些被各盟国分割占领下的德国人来说，灾难才刚刚开始。

红军染红了德国姑娘的床单

强奸，一直被视作人类文明所不齿的最丑恶和野蛮的行径。因为施暴者无视人类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因为它倚强凌弱摧残生命，更因为它的受害者是生养人类的女性。所以文明社会对强奸行为的惩罚是相当严厉的。

但在二战史上，却有一段至今没有受过追究的、规模浩大的军人集体强奸罪记录。那就是苏军在征服纳粹德国后的大规模性犯罪行为。

而在战后划归波兰的原东部地区，被强奸者达200万，其中24万致死。这里面还尚未包括西普鲁士地区、苏台德地区、东南欧的德意志族聚居区和奥地利地区的受害人数。

可是，当面对苏联“解放者”战车的开进，手无寸铁的德国姑娘们丧失了做人的尊严。为了能在红色恐怖下活命，她们唯一的生存砝码便是在枪口下任由胜利者泄欲。

尽管现在很多受害者出于羞耻心而不愿重提这段苦难的历史，但还是有一位勇敢的幸存者希尔德伽特・克里斯多夫在1997年去世前，向世人口述了当年的悲惨遭遇：

第一夜，红军四处在城内寻找年轻的女人，只要抓住一个，立刻拖到空房子里就轮奸。

接着红军掌控了全城秩序，命令市民6个星期内不准出门。一天晚上，俄国人闯进我家抓住了我和表妹。接着，集体强奸开始了，这些野兽扑向我们，一次又一次，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天亮时，我很庆幸，我还活着。”

千万人的西迁之路

大量德国妇女遭到侮辱仅仅是战败德国噩梦的开端，无数人毁家纾难，流离失所，仅仅是这部战败国苦难剧的第二幕。

为使苏联免遭国际社会的道德指责，在德国强制搬迁移民的斯大林的一系列关于人道主义灾难的命令都是以其扶持的“波兰临时政府”的名义所签发的。

尽管这场波兰官方声称其境内的德国人是“有组织的撤离”，但在欧洲移民史学家潘尼考斯・潘那伊教授看来，这是“一场充满血与泪的死亡行军”。在他参与编纂的《欧洲移民史》中，提到“迁离前，德国人已丧失了所有人权和财产，他们被拘留，在最终被逐出ศ之前被迫参加波兰的重建劳动，期间造成大批人丧生，具体死亡数字波兰官方至今没有公开”。

为了让整个强制驱逐过程更具复仇色彩，1945年6月，波兰临时政府下令关闭奥得-尼斯河铁路通道，并拒绝沿路粮店为遣返途中的德国人分发食物，这让大量身无分文的德国人被迫选择步行绕路捷克才能到达盟军占领区。其间需穿越大量的丛林、山谷、沼泽，造成大量流亡德国人死亡。至于死亡的人数，因官方数字至今未被公开，无法确切考证。西方史学界争议的数字范围大概是在5万至30万之间。

终于，经过苏联和波兰临时政府的两个月“突击”，将奥得-尼斯河以东、东普鲁士以及西里西亚等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当地居民“驱逐出境”。

尽管在1945年8月的波茨坦会议上，对于德国东方领土问题虽然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正如杜鲁门总统事后所说：“斯大林出手如此迅速，让盟国不得不承认波兰政府控制了奥斯河和尼斯河以东地区，东普鲁士交由苏联管辖的既定事实。”而且，盟军也默认了波兰政府正在对德国东部居民的残酷驱逐。

ค的确，1945年上千万德国人的苦难迁移是极具历史悲剧色彩的。波兰西部边界的西移也影响着战后德国与波兰的紧张关系。大量有着“德意志精神家园”的东部地名被强行冠以波兰名称，无数的传统建筑被摧毁，对于人类文明来说，也是一笔极大的损失。

被盟军关在笼中的犹太人

与此同时，被英、美、法盟军分区占领的德国西部也是一片混乱场景。除了要接受大量来自东部被强制遣返的德国难民外，犹太人的处境也极其糟糕。从纳粹集中营中解脱出来的他们，不仅没有专门的养护机构，甚至还被当做是战败国国民。

对此，英占区副司令长官罗纳德・韦克斯将军为这一政策解释道£：“如果我们因为犹太人的遭遇而把他们排除在外，那么任何其他受过纳粹迫害的德国人也可以依此逻辑而被排除在外了。”

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德国犹太人与他们之前的迫害者一样领取较低的食物配给。然而，那些带有惩罚性色彩的少量德国补给粮食，对于历经多年集中营折磨、亟需特殊护理的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更有甚者，在英国占领区内，由于难民营场地的缺乏，竟然出现了将犹太难民与纳粹战犯共处一室的场景。事后，英国官员乔治・伦德尔在写给伦敦同僚的信中也承认：“将历经苦难的犹太人与被打败的敌人圈禁一起，（这个做法）的确不人道。”

盟军对犹太难民的种种做法引起了总部位于耶路撒冷的国际犹太组织的询问。但对此，英国占领当局的反应相当冷淡，并对犹太代表戏谑道：“我们肯定无法照料那些想来这里访问然后回家做有趣报告的人。”

与此同时，盟军当局还拒绝了这些国际犹太组织提出的将犹太难民从其他难民中分离出来予以特殊照顾的请求。

尽管在美英两国犹太团体的积极声援下，到1945年7月，处在盟军占领区的犹太人生活水平有了改观。获得解脱的他们，很多离开了这片痛苦的土地，到达英属巴勒斯坦，开始了新的生活。

但盟军难民营的围栏无疑会勾起大屠杀幸存者对纳粹集中营生活的痛苦回忆，这道围栏也成了战后在德犹太人心灵上的永恒伤疤。有亲历者曾这样描述当时自己的感受：“我的世界分成两个部分，生活在难民营外的人和生活在难民营内的人。无论纳粹还是盟军，难民营外的人都是敌人。”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魏兹曼曾指出：“当未来的历史学家汇集我们这个时代的悲惨记载时，有两件事他们会认为是难以置信的：一件是罪行本身，其次是世界对这一罪行的反应。”

为了复仇而复仇，这种做法€只会将人类定格在历史周期率的迷宫中。尽管战后德国从七十年代起便开始了彻底的反思二战浪潮，但作为反法西斯战胜者的一方，是否也该反思一下自身的历史呢？“毕竟，德国平民也曾是纳粹制度的受害者。”潘那伊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