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温郫崇新灌”

摘 要：“温郫崇新灌”被称为成都的“上五县”，是成都平原上最富裕的地区，也是“富裕”的代名词。“温郫崇新灌”积淀着厚重的成都平原的历史文化。在城镇化的今天，它们似乎已经是昨天的历史了。作为“天府之国”的核心区域，在曾经的辉煌基础之上，正在造就着现代化的都市繁荣。

关键词：温郫崇新灌；成都平原；天府之国；都市繁荣

“温郫崇新灌”“金温江，银郫县”这类词汇，老成都人都耳熟能详。他们都知道，“温郫崇新灌”又被称为成都的“上五县”，这五个县因为充分享受都江堰的“水旱从人”而“不知饥馑”，“时无荒年”，从而成为成都平原上最富裕的地区。“温郫崇新灌”也就成为“富裕”的代名词。它们一直都是“天府之国”的核心区域。

一、金温江

“温郫崇新灌”的“温”指的是温江。温江之所以被称为“金温江”，不用说，就是因为它的富裕。

作为行政区划的温江，在“温郫崇新灌”中只能算是小弟弟。西魏恭帝二年（公元555年），分郫县南境和江原县东境，始置温江县，属益州蜀郡。但是，就其区域历史而言，它其实很古老。

在温江，自古就有一个地名叫做“鱼凫城”，它就在今天的万春镇报恩村。温江鱼凫城及其传说不仅屡见于文献记载，如《读史方舆纪要》就有“温江县……鱼凫城，县北十里。相传古鱼凫所都”；而且在所谓的“鱼凫城”下，还残存有数千米城墙埂遗迹。

鱼凫，古蜀国的“五帝”之一。《华阳国志》记载说：ก“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后有王曰杜宇，……禅位于开明。”[1]也就是说，鱼凫是古蜀国的第三位帝王。

鱼凫城是不是传说中的鱼凫之都呢？1996年10月至12月，考古人员对传说中的鱼凫城进行了首度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个面积40万平方米、呈不规则六边形的古城遗址，出土有大量陶片和体形较小、打磨精美的石斧、石凿、石锛等石器，以及房址、城墙、墓葬等大量文化遗存。不计其数的石制劳动工具，再现了古蜀人创业的艰辛；随处可见的屋基、灰坑，诉说着古蜀族家人安适恬淡的生活；卵石、粘土交替夯筑垒起的城墙闪现着古蜀人智慧的光芒。[2]试掘证实：该城距今4000年左右，成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从时间上看，鱼凫城遗址早于之前发现的广汉三星堆遗址，以及之后发现的金沙遗址，与后两者是直接的、传承的关系。而作为古蜀国图腾的“鱼凫”，在后来三星堆的金杖、金沙的祭祀器皿上，都可以见到其图案。

事实上，不仅鱼凫古国在温江，另一位蜀王柏灌的墓也在温江。柏灌和鱼凫的王墓均在温江境内的寿安镇，和鱼凫城遗址的万春镇紧邻。在这片区域内，柏灌王墓、鱼凫古城、鱼凫王墓、鱼凫王妃墓、鱼凫桥、鱼凫村等等古蜀历史文化遗迹，千百年来深深地镶嵌在温江这片土地上。

据文字记载及口头传闻，“温江”之名的由来有四种说法：

一是以“地濒温江而名”。著名工具书《辞源》就是按此解释的。[3]

二是以城南“温泉”名县。此说虽然很不科学，却在民间广为流传。温江城南的所谓“温泉”，实际上是因云溪水温高，凤溪水温低，二溪合流后两水的温差明显存在而“出名”的。由于地处温江城之边，为了增添胜景，而称温潭，久之又衍化为“温泉”。

三是以岷江曾名汶江，因“汶”“温”音讹得名。此说出自任乃强先生的《四川地名考释》。

四是以“江水至此始温”故名。明代《郡县释名》记述：成都府温江县“总志云以江水温润也。予过温江，询之父老，云温江发源于岷山，至灌口，水在山谷中，其气寒，至温江而气暖，故云温江，其说近是。”

其实，“温江”之名，来源于它境内的杨柳河，也就是古籍里所称的“大江”“温江”“汶江”。

杨柳河，《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四川卷》说：“古名大江，又名温江。”这种说法在许多典籍中可以得到印证。唐《元和郡县志》记有：“大江，俗谓之温江，南流经县一里。”宋《太平寰宇记》写有：“大江，在县西二百步，自青城界入，俗谓之温江。”清《嘉庆一统志》载：“杨柳河在温江县西南，即元和之温江也。”

根据历史资料可知，杨柳河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里，它是岷江（汶江）的正流，金马河反而是岷江（汶江）的支干或叉河。古杨柳河系自然河流，河水来自金马河玉石堤杨武堰，河宽，水深，流量大，是排灌、航运兼用河道，所以“古名大江，又名温江”。它的正流地位是后来才被支干金马河取代。这种现象在河流水文史上并不少见。为了防洪的需要，1957年杨柳河改为由江安河引水，随后又对古杨柳河进行了数次整治，使它彻底成为人工河道，变成了今天的杨柳河。但它的位置基本没有变化，今杨柳河与古杨柳河仍是同一条河流。

温江地处成都平原腹心，地势平坦，阡陌纵横，水网密布，灌溉的河渠比较多；特别是有金马河、杨柳河、凤溪河、江安河四条河流穿流过境，加上与郫县交界的清水河，使温江又有“川西水乡”之称。

在历史上，温江的河流都通航，这些河流又成为交通运输的重要途径。既然有这么多河流，自然就应该有桥，以便于通行。温江历史上究竟有多少桥呢？据清乾隆版《温江县志》载，有38座；清嘉庆版《温江县志》载，有79座；民国版《温江县志》d，一共有216座桥；而这些桥都是叫得出名的，所以史书上有记载。至于那些叫不上名字的小桥，则不知道有多少。

二、银郫县

“温郫崇新灌”的“郫”指的是郫县，这应该是“温郫崇新灌”最后的一个“县”了。不过，这最后的一个“县”在2016年的年底也已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改为成都市郫都区了。

在中国汉字中，“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字，影响很大的《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辞典》对“郫”字都只有一种解释：“郫县，地名，在四川省。”难道“郫”字就只有这一种用途？是唯一用作四川地名的汉字？

其实，即便在古代，作为名称，也不仅仅只有郫县在使用“郫”字，还有： 郫江，《史记・河渠书》“蜀守冰……穿二江成都之中”，其中之一即是郫江。杜预《益州记》说：“二江者，郫江流江也。”郫江属岷江支流，从都江堰分支东流，经过郫县，到成都市南，与锦江合流。

郫筒，本为酒名，相传晋代山涛为郫令，用竹筒酿酒，兼旬方开，香闻百步，俗称“郫筒酒”。因郫筒酒而有郫筒镇，它是郫县县治所在地。

当然，无论是郫筒酒还是郫筒镇，其名称的得来，都是因为“郫县”的缘故，是先有了郫县，尔后才有了郫筒酒、郫筒镇这样的名称。不过“郫江”得名是在“郫县”得名之前还是之后就很难说了，宋人赵忭《成都古今记》就说：“郫县因郫江得名。”

从历史上看，使用“郫”字作地名的还有春秋时的晋国。《左传・文公六年》：“贾季亦使召公子乐于陈，赵孟使杀诸郫。”《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伐晋，戍郫邵。”“文公六年”是公元前621年，“襄公二十三年”是公元前550年。这里的“郫”“郫邵”是春秋时的晋邑，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考证，其“在今河南济源县西一百二十里”，所以，《辞海》正确地指出：“郫邵，古邑名。又名郫，邵亭。在今河南济源西，春秋时属晋。”[4]

“郫”字还是姓氏。据明代陈士元编的收入单姓、复姓3625个的《姓镌》说：黄帝之子任姓之裔封郫，以国为姓。清代陈梦雷、明伦汇编的《古今图书集成》“氏族典卷・诸姓部（三十一）”收有“郫k彝差_绥追荽刀究”等姓氏。看来，确有人曾经姓“郫”。

郫县有望丛祠，祭祀的是蜀王望帝杜宇和他的继任人丛帝开明。杜宇和开明都是传说中的古蜀国国王。《华阳国志》：“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杜宇称帝。号曰望帝，……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5]

杜宇的最大贡献是“教民务农”，首创了按农事季节耕种的制度，被后代奉为农神。他发展生产，带领蜀地人民走出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让蜀地绽开文明之花，因此得到人民的爱戴。杜宇虽擅长于农耕，但对于治理洪水并无办法，所以当水灾发生时，他只得命当时的宰相鳖灵去治理岷江的洪水。鳖灵察地形，测水势，疏导宣泄，水患遂平，蜀民安处。杜宇感其治水之功，让帝位于鳖灵，号为开明，尊为丛帝。

杜宇退而隐居西山，传说死后化作鹃鸟。每年春耕时节，子鹃鸟鸣，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因呼鹃鸟为杜鹃。

关于郫县县名的由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因人得名；二是因水得名；三是因地理方位得名；四是因地势得名；五是因族称得名。关于郫县县名的由来的诸种说法，笔者联想起鲁迅先生评价《红楼梦》的一句话：“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济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6]“郫县”得名大约也可作如此解。

应该说，“郫县”的正式得名必然是在建城立县之后，而这，是在秦征服古蜀国之后与成都、临邛一并完成的。

东汉的《说文解字》载：“郫，蜀县也。从邑，卑声。”《汉书・扬雄传》有“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之句，这可证“郫”不仅从“卑”也从“阳”，“卑”是地势低洼的地方，“阳”是岷山之阳，那么，“郫”的本意就是岷山以南的广大地势低洼的地方。

众所周知，秦统一巴蜀后采取了若干统一思想的措施。古蜀文字、古蜀文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全湮灭。既然“郫县”的建城立县乃至得名都是在秦灭蜀之后，那么，“郫县”这个名称只可能是由征服者所取。

作为征服者的秦国在统一文字的过程中既然灭亡了蜀文化甚至可能存在的蜀文字，又怎么可能让带有若干古蜀文化因素的“郫”字作为他们新设立的“县”和新建立的“城”的名称呢？所以，作为征服者的秦国为他们新设立的“县”和新建立的“城”所取的“郫”这个名称，在他们看来，就一定只有秦文化的因素了。例如，秦征服者所设立的“蜀郡”，在秦人那里，就不是因为这里是古蜀国的故土，而是“因蜀山以为郡名也”[7]。

“郫”字由“卑”和“邑”两个字构成，这显然不是古蜀文字而是秦文字即中原文字。它的本义是表示从属性的城邑、副邑、陪都。“郫城”与成都、临邛一并兴建，它小于作为秦征服者在“蜀郡”的统治中心成都。很明显，它就是作为成都的副邑而设立的，它就是一座从属性的城邑。所以，作为成都副邑，原设立在九陇的郫县，在汉时已有更多“县”的情况下，必须更靠近成都，才是名副其实的成都副邑。这便是我们今天所知的郫县的位置。

三、贵崇宁

“温郫崇新灌”的“崇”不是大家都熟悉的“崇庆”，而是今天的郫县唐昌镇，它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县――崇宁县。关于它的历史，值得一说。

唐昌是一个有“贵气”的地方。

民间曾有谚语：“讨口三天后，官都不想做。”又说：“宁可在唐昌讨口子，也不愿回宫做王。”这样的谚语是有依据的，说的是明朝小王爷朱悦笠虮惶撇风土人情所迷，自愿留在此地。朱棣只能将他封为崇宁王，封地唐昌。

中国乡镇的场镇，很少有在中心城区修建正十字形路口的，但唐昌就有这样的正十字形路口。由此可见当年唐昌的地位――这个地位是崇宁王带来的。朱悦蠖蕴撇贡献良多，此地很多遗迹也与他相关，例如许多地名就还依稀折射着曾经的恢宏：留驾街、翰林巷、文庙等。

成都周围有古城墙的场镇多了，但是仅有唐昌因有崇宁王，城墙得以加冠戴帽，显得高大无比，显示的是王权的象征。整个古镇中，资格最老的要数梅花井，又叫梅花御井，井口用石板合砌成梅花，明月空之时，井底有梅花形影出现。据说这里是崇宁王府喝水和酿酒的取水处，现在是老百姓生活中的重要水源。

历史上的崇宁县与郫县、彭县（今彭州市）、灌县（今都江堰市）接壤，肥沃的土地、优良的自然环境，使古蜀人得以从渔猎生活向农耕生活过渡，逐步发展。崇宁县建立于唐朝仪凤二年（公元677年），不过，初期建时县名并不是“崇宁”而是“唐昌”，取大唐昌盛之意。《元和郡县志》说：“（唐昌）本郫、导江、九陇三县地。仪凤二年（公元677年）于此⚥分置唐昌县。”《太平寰宇记》也说：“唐仪凤二年，割导江、九陇，于益州郫地置唐昌县，属益州。垂拱二年，属彭州。”唐朝咸通年间（公元860―873年），唐昌县城有了集镇的雏形，生产发展，出现了繁荣景象。

唐代的唐昌县确实可以证明“大唐昌盛”。在范文澜、蔡美彪等著十卷本的大型史书《中国通史》的第三卷的《唐朝经济（下）》中就有对唐昌“草市”[8]的描述。所谓“草市”，即是在州县城以外的水陆交通要道，或关津驿站所在之地形成的集市，主要是方便民间对所产、所需物品的交易。因“草”字有粗野朴陋之义，犹如“草民”的自称一般，这种民间的集市被称为“草市”。交易的商品主要是水产品、盐、酒以及日用百货等生活必需品。

草市在东晋就有，当时建康（南京）城外就有草市，六朝时开始设立“草市尉”对草市进行管理。唐朝中期以后，农村商业发展，草市更盛。到唐末五代，战乱频繁，江淮富户和城市居民，到草市建草屋居住避难的不少，使有些草市更渐繁盛，有的竟发展成为新兴城镇。

唐昌的“草市”，当时就有“商旅辇货至者数万”[9]的记载，可知其时唐昌是相当繁盛的。因为成都平原物产丰富，所以“草市”的风俗延续至今，即俗Q的“赶场”。

此后，唐昌县几经更名和并置，至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依徽宗新建年号更名为崇宁县。“崇宁”是宋徽宗赵佶的第二个年号，取继承宋神宗熙宁之意。将繁荣的“唐昌”改为宋徽宗心目中的尊贵的“崇宁”，足证该县当时的社会影响。

崇宁县的存在与繁荣一直延续到1958年。当新建的成灌公路从崇宁南部7公里处的安德穿过时，就注定了崇宁的衰落，往日喧嚣的繁华沉寂了。昔日商贾云集，富甲一方的崇宁撤县建镇，县城改为唐昌镇，所辖地区域分别划归郫县、彭县、灌县。“崇宁”渐渐隐没在历史的深处。

虽然崇宁县没有了，但是，“崇宁”不会被遗忘；因为自古以来，这里就钟灵毓秀，人才辈出，历史文化遗迹众多。“崇宁”历史的厚重体现在它建县的悠久和浓郁的人文气息。两千年前，汉代隐士、著名哲学家严君平读书著述于此。横山的严君平墓迄今尚存。小南街有君平的卖卜巷。一千年前，宋代高僧圆悟克勤出生于此。他将禅宗演绎为文字禅，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重要的影响，迄今日本的二十四派禅系有二十派属于圆悟禅系。所以，日本学者把唐昌和西安一并作为唐朝文化的遗存来研究。

一百多年前，在戊戌变法的潮流中，崇宁举人吴琳在京参加公车上书，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光绪年间崇宁人朱二九领导农民起义，动摇了清朝统治者在川西地区的统治。辛亥革❣命、保路运动时期，同盟会、哥老会等组织的重要人物常聚会于此。以同盟会川西区领导人杨靖中、刘永杰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结束君主专制、创建民主共和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26年，共产党人旷继勋进驻崇宁县，崇宁时被人呼为“小瑞金”。崇宁县地下党蓬勃发展，革命浪潮迅速掀起。1949年的五九起义，1950年的二五平叛，在建立巩固新生政权中，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其他同志一道浴血奋战，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在唐昌镇崇宁公园内湖畔桥头，现在仍然矗立着“崇宁县抗日胜利纪念碑”，它是1946年2月，崇宁县人民为纪念抗日战争中浴血牺牲的崇宁籍将士们所修。

四、古新繁

“温郫崇新灌”的“新”不是指历史上非常活跃的新都县、现在的成都市新都区，而是属于新都区管辖的新繁镇。在历史上，原新繁县也和新都县一样，历史悠久，甚至可以说，新繁县的历史或许更久远。

新繁县，古名“繁”。秦灭蜀后，置蜀郡于成都。有人认为，《汉书・地理志》记述秦置蜀郡，将“繁”列为蜀郡所辖15个县的第三，排列在首成都，次郫县之后，[10]说明秦代“繁”已成为一县。《旧唐书・地理志》则说繁县是“汉繁县，属蜀郡”[11]。应该说《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是正确的，繁县实为汉代所置。《汉书・地理志》并没有说秦置蜀郡，是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才说“蜀郡”乃“秦置”。颜师古说“蜀郡”乃“秦置”仅指蜀郡，并不包在蜀郡后面所列出的15个县。所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正确地说“繁县，汉置”。[12]

最初的繁县，县治在今彭州市蒙阳地区。《华阳国志》记载：“繁县，郡北九十里，有泉水，稻田。”[13]从地形上看，蒙阳一带自然形成一条长达十多里的黄土高地，至今还高出平原一二米。这与当时岷江尚未治理，平原大部分地区未能陆处，蜀人必须择高而居的生活情况相适应。蒙阳地区因处于岷江冲积平原的台地边沿，素有常年蓄水的泉水自流灌溉稻田，沿蒙阳地区的河渠，民间称为“泉水河”。自流灌溉稻田保证了农业的丰收。

三国蜀汉时的延熙十年（公元247年）和十七年（公元254年），后主刘禅令姜维领兵北征，将来降的陇西凉州胡人及河间、河关、临三县民众迁居繁县屯垦，然后分批将原繁县群众迁至今清白江南岸地区的繁县境内聚居，用以拱卫京城成都，始将聚居地称为“新繁”，但仍属繁县管辖。到北周明帝武成二年（公元560年），才正式撤销繁县，改名新繁县。在此后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新繁县的建置虽然也曾有过变动，但总的说来变动不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分四川为东、南、西、北四个行政公署，新繁县隶属川西行署温江专员公署。1953年四个行署合并为四川省，新繁县仍隶属温江专员公署。1959年初，因裁并机构，新繁县曾一度与彭县合署办公，同年5月又由彭县迁回新繁。1960年2月，新都县并入新繁县。1962年10月，恢复新都县。

二千多年来，新繁县经历了“得名”“建县”“迁徙”“合并”诸过程，新繁和彭州、温江、新都等地多有交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分合合，直到1965年7月，撤销新繁县，并入新都县，原新繁县城繁江镇也改名为今日的新繁镇。

新繁，历经两千多年的文化积淀，今天它的大街小巷绿荫如盖，清幽宜人，始终保留着几分古朴之风。它虽然有一个“繁”字，却更像一位看尽世事虚荣，抛却繁浮势利，心怀宁静，走入历史重重帷幕中的隐者。

五、水灌县

“温郫崇新灌”的“灌”即指灌县，它因水而兴，因水得名。它就是现在的都江堰市，是1988年改称今名。 灌县在新石器时代是古老蜀族活动地区，与古蜀国的建立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公元前约2500―前2300年，古蜀先民开始在芒城一带웃活动。其于秦惠文王灭蜀后归蜀郡，政区设置始于秦，称湔氐道。汉朝，湔氐道升为县；蜀汉时改称湔县，不久改为都安县。此后，这里先后使用过汶山、晏官、齐基、清城、盘龙、导江、青城等名称作为县名。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于汶山县旧址设镇静军；前蜀武成元年（公元908年）改镇静军为灌州（因境内有都江堰水利工程而命名）；明洪武九年（1376年）降灌州为灌县。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灌县改为都江堰市。

在过去的古文献中，都江堰在历史上至少有以下10种名称：离、离堆，始见于司马迁《史记・河渠书》；湔堰，始见于《华阳国志・蜀志》；金堤，始见于左思《蜀都赋》，《水经・江水注》说都江堰“又谓之金堤”；北江l，见2006年都江堰河床出土《建安四年北江l碑》；湔堋，始见于《水经・江水注》；都安堰、都安大堰，见于《水经・江水注》及任豫《益州记》；楗尾堰，始见于唐《元和郡县志》；侍郎堰，始见于《新唐书・地理志》；都江堰，首见于《宋史・宗室（赵）不列传》；乡安堰，见于清雍正《四川通志》十三上《水利》。也就是说，作为“都江堰”这个名称，是在宋代以后才有的。

而之所以有“天府之国”“温郫崇新灌”“金温江，银郫县”这类词汇，是因为有都江堰这个世界奇迹的存在。

都江堰是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它不仅是中国水利工程技术的伟大奇迹，也是世界水利工程的璀璨明珠。它初创于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后由秦国的蜀郡守李冰建于公元前256年；即便从李冰算起，距今已有2300年的历史。

国外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如古罗马的人工渠以及古巴比伦王国的纳尔-汉谟拉比渠等，它们有的早已荒废，只剩下遗址供人研究；有的功能衰退，徒有虚名，但都江堰却至今还在发挥巨大的综合效益。

都江堰含渠首工程和灌区两大部分。都江堰能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就是渠首位置选址科学，工程与地形条件配合巧妙，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具有布局合理，科学系统的完整性。渠首工程选在成都平原顶端，海拔726米，为全灌区制高点。它接纳了岷江上游丰富而稳定的水资源。渠首工程由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引水口、飞沙堰泄洪道三大主体工程和百丈堤、人字堤等附属工程组成。它是一个分流引水，溢洪排沙相结合的生态系统工程。

都江堰堪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它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乘势利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

《华阳国志》对都江堰的巨大功能所发挥的巨大效益评价很正确：“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14]

2001年，联合国正式将都江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它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从表面看，都江堰枢纽在景观方面℉并没有多少独特。如果没有二王庙、伏龙观、安澜索桥这些颇为壮观的景观，仅就都江堰枢纽工程本身而言，是略显简陋的。因为两千多年间都江堰的修建和维修，靠的就是这样几种材料：竹笼，杩槎，卵石……并没有钢筋水泥混凝土，甚至连大块的条石都少见，从现代视角看，可谓是“土得掉渣”。

竹笼：自秦以降，都江堰就一直以竹笼盛装卵石结合木桩构筑。元朝时吉当普首次引入铁石结构，此后对都江堰主体结构的争论在明清两代一直不休，都江堰整修也一直在竹笼、铁石两者间反覆。直到近代，水泥、混凝土技术的引入才彻底平息了双方的争论。

杩槎：用杆件扎制成支架，内压重物的河工构件，又称闭水三脚、木马，在四川地区使用较多，明嘉靖时（16世纪前半期）已见于文字记载。单架杩槎是由三根长约6～7m的木桩绑扎而成的三角支架。在施工处若干架杩槎相连，每个杩槎架上置大卵石笼作为压重，迎水面钉长木条，前铺竹席，形成浑然一体彼此相联的挡水平面；然后在挡水面自下而上层层抛入掺有卵石的粘土，成为一道不透水的截流堰。杩槎可用作水工建筑物的施工围堰，临时调节水量的拦河堰等；此外，还可用于抢险堵口和护岸工程。杩槎的优点是易拆易建，木桩可重复使用，是一种造价低廉的临时性工程结构。

这种就地取材，农闲岁修的方式，虽然土里土气，很平常，却与四川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田园生活非常契合，而且被实践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它创造的竟然是世界奇迹！

小河流水，庄稼诱人的“温郫崇新灌”，积淀着厚重的成都平原的历史文化；然而，在城镇化的今天，它们似乎已经是昨天的历史了。作为“天府之国”的核心区域，在曾经的辉煌基础上，正在创造着现代化大都市的强大与繁荣。

注释：

[1][5][13][14]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118页，157页，133页。

[2]蒋成、李明斌、黄伟：《四川省温江县鱼凫村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8年第12期。

[3]《辞源》，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48页。

[4][12]《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重印版，第859页，第1287页。

[6]《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小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7]（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

[8]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第三编《隋唐五代时期》第一章第五节《唐朝经济（下）》，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16页。

[9]（唐）陈溪：《彭州新置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镇并天王院等记》，《全唐文》卷八百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49页。

[10]参见（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81。

[11]（后晋）刘d：《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