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发展和政策取向

摘 要：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增长速度减速换档、结构调整升级优化、增长动力转化提升的新常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从2015年的经济工作看，要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产能过剩、地方政府性债务负担加重、房地产下行、通货紧缩风险显现等问题，稳定经济增长，防范经济领域风险。

关键词：新常态;宏观经济;宏观调控

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首次提出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一）如何认识新常态

新常态是指我国经济进入世界中等偏上水平国家行列和全球经济遭遇次贷危机冲击后，和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相比中国出现的经济增速减慢、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增长动力转化等新状态。新常态的特征主要有：

1. 需求结构呈现新变化。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收入水平低，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和排浪特征，当一种消费品发展到了多数人都能买得起的阶段，就会迅速形成消费浪潮。截止2012年，我国先后形成了三次较大的排浪式消费，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的以彩电、冰箱、洗衣机为代表的消费热潮，持续了十年左右时间;第二次始于90年代中期，电话、空调、家用电脑迅速进入居民家庭，同样持续了近十年时间;2002年以后，以汽车、住房、手机等电子信息产品为主导的消费品掀起第三次消费热潮，也持续了十年左右。现在，随着我国居民收入达到中等偏上国家水平，消费开始拉开档次，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成了主流，服务消费需求增加。从投资看，伴随每一轮排浪式消费和出口增加，从轻工业到重工业投资呈现轮动增长，投资回报率较高。经过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投资，现在传统产业、房地产等行业相对饱和，投资领域转向基础设施、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从出口看，过去我国劳动力成本低、资源土地成本低、环境代价低，国际市场扩张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现在，世界经济增长减慢，我国低成本优势发生逆转，需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并通过“走出去”输出国内过剩产能，带动出口增长。

2. 生产要素结构呈现新变化。过去，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劳动力成本较低，只要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与国内低廉的劳动力相结合，就能迅速形成生产能力，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现在，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16岁-60岁劳动人口自2012年以来逐年下降，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从技术进步看，我国能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的技术都已引进，而关键技术别国对华进行技术封锁，我们只能依靠提高本国的劳动力素质和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提升全要素贡献率。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环境空间较大，可以放开手脚大干快上，不必过多顾及生态环境。现在，我国能源资源出现严重短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基本接近极限，资源环境约束已不允许再盲目追求高速度。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落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3. 产业结构呈现新变化。过去，供给不足是主要矛盾，社会生产的目的就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现在，由于模仿型和排浪式消费基本结束，出口总量减慢，出口结构调整，导致传统产业的供给能力大大超过需求，钢铁、建材等行业产能已经绝对过剩，房地产、汽车等也出现了区域性和结构性的过剩。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作用将更加凸显。但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受到人才、技术、体制的限制难以迅速成长，教育、医疗、养老、旅游休闲、文化等领域受到体制、机制和意识形态的约束，供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4. 经济风险呈现新变化。过去，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企业投资收益与政府财政收入相对较高，“低工资、高投资、高出口、高经济增长”掩盖了许多财政金融风险。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调，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提高，资本收益减慢，各类隐性的风险开始逐步暴露。当前主要的问题包括，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企业的投资回报有所降低甚至出现大规模亏损;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缩减，地方性债务出现偿还问题;企业经营困难和房地产市场调整，引发银行贷款坏账率上升和影子银行风险增加。

（二）如何适应新常态

首先，是对速度的适应。新常态背景下，随着老龄化趋势加快，人口抚养比上升，劳动参与率下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1];人口结构变化引起储蓄率回落，进而转化为投资率下行，同时，制造业产能过剩、企业创新能力弱，也将导致高投资带来的高增长模式难以维持;我国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逐步形成，而服务业资本边际产出率低于工业，使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降低;部分亟待深化改革的领域内，改革进展迟缓，抑制要素市场发育，阻碍企业活力提高，由制度革新带来的生产率提高速度减慢;在完全履行加入WTO的承诺、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情况下，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递减[2]。中国增长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过去年均增长10%回落至7%左右[3]。

其次，是对结构的适应。我国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旧常态”下的结构升级多是扩张性的，向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长板看齐，强调“做大做强”，扩产能、上规模，呈现出“上大压小”的典型特征。在国内外需求同时发生深刻转变的新常态背景下，必须根据最终需求进行压缩性的“截长板”式调整，不能再盲目增加产能，而要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发挥中小企业作用，同时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但是压缩经济支柱性传统产业庞大的过剩产能，转而发展技术与机制仍有待提高的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一过程将十分痛苦，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爬坡过坎不得不经历的调整。

再次，是对“动力”的适应。在“旧常态”下，政府习惯于采取需求管理的办法，通过增加投资从而拉动经济增长，“上项目、上工程、扩投资、推增长”成为地方政府普遍性模式。企业习惯于通过增加劳动力、追加资金、拓展厂房等增加要素投入的模式，扩大生产经营。新常态下，正如上文所述，原有的以投资及传统要素为主的规模型、数量型驱动发展力有所减弱，经济发展将更多依靠创新驱动，通过人力资本质量提升、技术进步与创新、高水平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新四化”协同推进、“互联网+”等新增长点来驱动经济发展。但是从旧动力向新动力的转变，意味着社会各方面必须进行思维理念转型，不断提高教育人才水平与素质，增加科技研发投入，摸索尝试新的发展路径与模式，这将是反复试错与长期探索的过程。 总体而言，社会观念、企业经营、政府举措均要适应新常态的这些变化，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目标”。

（三）如何引领新常态

面对新常态，要按照“宏观政策要稳定、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思路，与时俱进地进行经济工作思路和重点的调整。

1. 根据经济增长调速换档的特点，合理确定经济发展目标和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加强财政、金融、产业、区域、投资、消费等政策的协调配合，丰富与创新财政、货币等宏观调控政策工具。

2. 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向市场释放积极与确定的信号，不搞“大水漫灌”、“海量刺激”等强刺激措施。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是保持中国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政府明确表示“如果速度放缓影响了就业收入等，将会在稳定政策与稳定市场对中国长期预期的同时，加大定向调控力度，稳定市场当前信心。”

3. 通过改革和创新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新常态下，改革将成为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机制的重要手段。困扰中国经济已久的产能过剩、地方政府性债务、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等结构性问题，需要结构调整和推进改革来解决。因此，必须抓住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通过行政审批、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国有企业、价格等领域改革的深化与推进，转变政府职能、发挥政府作用、运用市场力量、激发市场活力，为微观企业营造更好的政策与市场环境，提高其抗风险能力。

4. 要守住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即守住就业底线和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保证的底线，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在进行结构调整和处理财政金融风险过程中，社会政策需要防✉止企业破产倒闭和不良资产过多产生的局部、个别问题演变成区域性、系统性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需要政府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5. 注重综合竞争力的培育与提升，夯实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给创新者、创业者最大的激励，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提高管理能力与水平，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推动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通过不懈努力，力争实现中国在软实力方面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总之，“引领新常态”需要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二、2014年中国经济持续稳步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在国内外环境复杂严峻、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多重困难挑战相互交织的背景下，通过推进改革开放、创新调控模式等途径，实现了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经济结构持续转变，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

（一）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主要经济指标运行处于合理区间。一是宏观经济稳态运行。2014年，我国GDP增长7.4%，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我国经济总量达到636463亿元人民币，约合10.4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13.4%左右，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59.5%，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二是就业情况持续向好。在经济增长逐步由高速向中高速回落的过程中，我国就业形势并未因此恶化。服务业加速发展，社会消费需求提升，政策对小微企业的支持等有利条件带动社会就业增加，2014年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超额完成预期目标。三是物价水平稳中趋降。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此外，全年财政赤字1.3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处于3%的国际警戒线之内;全年商品和服务贸易顺差累计为1.36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二）经济结构更趋协调

2014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进一步增强。一是产业升级提速。农业粮食产量实现十一连增。工业向高端化升级，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生产增速明显高于规模以上工业，旅游、文化、信息、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淘汰落后产能任务如期完成，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继续提高，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二是需求结构继续改善。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初步显现，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超过投资的贡献，新型消费模式与新商业模式发展提速。三是收入分配结构优化。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高于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提高;同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四年快于城市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缩小。四是节能降耗取得新进展。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8%，降幅比2013年扩大1.1个百分点。

（三）改革开放加速推进

改革在顶层设计、总体规划、具体路线等方面均取得进展。国家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实施定向调控，保持经济稳定增长，通过实行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拓宽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范围，扩大“营改增”试点，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非对称降息等措施，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针对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制定并实施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存款利率和汇率浮动区间扩大，民营银行试点迈出新步伐，能源、交通等领域价格改革加快;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巩固农业基础，着力培育新增长点，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继续化解过剩产能。重大改革措施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进展和积极成效，有力促进了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方面的工作。

（四）社会民生持续改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八个更加注重”，其中第一条便强调“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政府长期将民生领域要求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增加人民福祉成为执政工作的重要方面。2014年，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等方面均有新进展。适应新时期发展要求，就业政策推出创业引领计划，推动高校毕业生就业;社保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企业养老金水平提高;着力解决与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加强保障房建设;重视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作，促进农民工子女入学、升学制度构建;加大财政对教育领域投入，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超过4%。民生是立国之本，2014年高达70%左右的财政支出被用于民生领域。在经济增速下行的过程中，就业水平、社会保障、人民生活并未受到影响。 三、2015年经济发展面临环境与走势分析

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经济呈温和增长格局，外部经济发展环境总体略好于2014年。国内经济具有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有条件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但体制性、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经济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经济探底过程尚未结束，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显，2015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2014年还要大[4]。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调整为7%左右，既充分考虑了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性，还衡量了发展可能面临的实际困难，也为未来改革释放更多空间与余地。

（一）我国外部经济发展环境中性偏好

一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略好于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预测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3.5%，比2014年高0.3个百分点，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分化。美国消费者信心提升，企业投资意愿增强，经济复苏势头强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改善的主要动力。新兴经济体由于内部结构性矛盾难以根本化解，经济增长仍将乏力，地缘政治冲突、经济制裁和油价下跌导致俄罗斯经济进入衰退。二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农产品价格继续下跌，持续10多年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期出现转折。三是全球经济政策分化，金融市场波动加大。美联储继续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而欧元区迫于经济增长压力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日本货币政策则会受制于通胀回升难以操作。各国货币政策取向的分化将加大全球资金无序流动和金融波动的风险，引发汇市、债市、股市波动。

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有所好转，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出口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拉动经济增长和化解国内过剩۵产能有一定的帮助。大宗商品价格低位运行降低了我国进口价格，改善了贸易条件，减少了企业的财务成本，增加了消费者剩余，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但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将加剧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冲击国内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稳定。总体上看，2015年国际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增多。

（二）我国具备保持稳定增长的基本条件

第一，我国经济发展仍有巨大潜力。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增强，产业体系完整，并且具有资金、劳动、科技等生产要素组合的综合优势。与此同时，行政、财政、金融等领域改革步伐加快，改革在不断释放 ت制度红利，将激发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第二，区域差距使得我国经济回旋余地较大。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使城市和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农村和内地获得新的优势，进而使一些产业、产品的生命周期延长，这种跨区域的产业梯度转移和推进效应在大国会产生新的生产力。第三，宏观调控水平不断提高，宏观政策仍具备运用空间。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健全，既应对过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也应对过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调控能力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明显提高。尽管财政金融风险增大，但总体上看，我国财政政策仍具备较大的空间，国家资产负债总体安全，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余额均处于安全线内。银行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较高，有足够多调节流动性的手段和工具。

（三）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在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过程中，部分体制性、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经济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1. 房地产市场调整给经济增长带来较大不确定性。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我国住房年需求峰值约为1200-1300万套，并在2013年基本达到，房地产市场进入量价齐跌的调整期。但调整的幅度、时间和范围各方观点并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目前房地产市场整体库存相当于销售量的6个月以上，2014年9月30日取消限购和放松限贷后，房地产销售和投资滑落的态势将得到遏制，到2015年中左右，房地产市场将调整到位，进入平稳增长时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国际经验，房地产周期一般在10年-18年左右，上升期7年-10年，下降期3年-8年，下降期销售额的调整幅度相当于峰值的30%左右，相应的房地产投资也会下降。不管哪种观点，2015年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将继续减小。而且由于当前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尚未纳入统计的房地产存量较大，预计我国房地产市场将进入中长期调整阶段。

2. 通货紧缩的风险加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国内制造业产能过剩严重，房地产市场进入周期性回调，工业产品价格持续下滑，特别是2014年9月份以来，国际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跌，导致我国工业品价格加速下跌，并引致工业消费品价格回落。截止2015年1月，我国工业品价格已经连续35个月下跌，超过了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连续31个月下跌的纪录。计量经济模型测算表明，国际原油、铁矿石、有色金属、农产品价格下跌导致2014年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下跌1.3%，占全年降幅的68%;居民消费价格下跌0.6%，推动经济增长0.4个百分点。同时，电商等新的商业模式也大大降低了商品的价格。我国虽然没有进入通货紧缩，但是居民消费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房地产价格下行将成为中期面临的问题之一，经济领域存在通货紧缩的风险。

3. 产能过剩的局面尚未改变。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这也导致了我国制造业投资减慢和工业品价格连续三年下跌，尚无价格止跌和市场出清迹象。产能严重过剩产业如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中的骨干企业，几乎都是国有或地方政府所有企业，规模较大，即使徘徊在破产边缘也面临两难选择，或因对国有经济另眼相待，或因企业破产倒闭可能会引发金融、税收、就业、社会稳定问题，一些政府主管部门也依然可能要想方设法维持其生存，并避免其破产。大量资源固化于一些僵尸企业中，引发融资成本上涨，抑制了新兴产业与服务业的发展。 4. 地方性债务问题化解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对于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切实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义十分重大。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的还本付息压力会加大，地方政府的投资会缩减;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进入偿债高峰期后又需要大量举债偿还债务，同时还要通过举债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来稳定经济。在多难选择下，可能会出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大，大量得到批准的基础设施项目不能开工的局面。

5. 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产能过剩行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预算软约束部门的巨大资金需求拉高了资金成本;房地产市场回调和部分理财产品违约风险上升，金融机构和企业流动性偏好提高，导致资本“避实就虚”，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难以进入实体部门，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企业经营较为困难。

6. 财政金融风险不断加大。与房地产调整、产能过剩、政府性债务相关的金融产品违约风险开始暴露，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压力增大，实体经济问题开始向财政金融领域传导。融资难、融资贵也导致部分地区非法融资现象抬头。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传导，加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导致财政金融风险上升。

（四）2015年经济走势分析

政府工作报告确定201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一是预计在政策的有力支持下，在改革红利的不断释放下，在新四化的融合推动下，我国有信心、有能力实现预期目标。二是由于我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回落，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但是在服务业比重提升，小微企业数量增加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对ม于就业的吸纳程度提升，7%左右的增长速度仍然能够保障较为充分的社会就业，就业目标将超额完成任务。三是与经济增速回落相适应，同期工业生产、投资、消费、进出口增长也将呈现一定程度回调，尤其是主动力――投资正在明显降速，基础设施建设将担负起2015年保投资、保增长的重要任务。四是社会普遍关注的价格问题在2015年仍然将成为经济领域的焦点。由于初级产品价格下跌逐步向工业消费品领域传导，同时网络购物、电子商务等新型消费业态和商业模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消费品价格，粮食连年增产导致粮价上涨动力不足，预计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将维持在2%左右，低于预期涨幅上限。

四、当前宏观调控政策建议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成为2015年宏观调控要把握的要点。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更有力度

1. 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针对财政收支不平衡，稳增长压力加大的现实，2015年赤字率从2014年的2.1%提高到2.3%，规模比2014年增加2700亿元。建议在此基础上，将2014年节余的约2000多亿元财政资金用于2015年，同时年初便加快国家预算内投资资金下拨进度。

2. 针对地方政府债务偿还困难的问题以及可能面临的风险，国家已出台1万亿地方债置换方案。建议在规范地方融资平台举债的同时，扩大有条件的地方发行专项债务的范围，没有条件的地方可由中央代发。通过增加国家开发银行资本金扩大其融资规模或中央银行直接贷款的办法提高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能力，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新增规模应在13000亿左右。

3. 针对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现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目标的要求，建议全面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等普惠性措施;完善设备加速折旧等政策，推动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支持民间小微群体创新与经营活动。

（二）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有度

1. 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2%左右，这一数字表明货币政策在杠杆率偏高的情况下将坚持稳健操作，2015年主要以定向调控为主，及时向宽松方向预调微调，保证社会流动性状况与实际利率水平中性适度。

2. 货币政策定向调控的重点将表现为，运用好结构性、差别化货币信贷工具（如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等），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三农、基础设施等领域支持力度。

3. 2015年利率调控将延续“短期利率走廊+中期政策利率”的模式，继续引导社会融资成本走低，在经济下行与通缩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央行也通过直接降准降息来降低贷款利率，引导社会预期，降低实体经济资金运用成本。

4. 在保持人民币兑一揽子货币基本稳定的同时，顺势引导人民币兑美元的适度贬值。

（三）促进三大需求协调发展

1.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结合全球产业链发展动向，创新中国出口产品竞争新优势，增强机电、高技术产品附加值与科技含量，加大出口退税等政策扶持力度;继续扩大市场准入，推进金融保险、贸易、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强多边双边合作，推动与相关国家自贸区谈判进程，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鼓励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推动铁路、电力等中国装备走向世界，促进冶金、建材等产业对外投资，以对外投资发展带动外贸出口增长。

2. 挖掘新的消费增长点。在住房与汽车两大消费引擎降温后，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个性化消费需求增加、绿色环保意识增强等特点，2015年将重点鼓励大众消费。养老家政健康消费、信息消费、旅游休闲消费、绿色消费、住房消费、教育文化体育消费成为重点支持与推进的六大领域。在促进新型消费的同时，与消费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关产业链延展也将加速推进，如“三网”融合，发展物流快递等。

3. 启动“公共品”投资引擎。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双引擎”之一。一方面，针对我国在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的现状，挖掘公共产品投资空间，重点推进棚户区和危房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等民生项目，中西部铁路和公路、内河航道等交通项目，以及关键农业、能源、技改、生态项目，增加有效投资;另一方面，重视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改革投融资体制，放宽民间投资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四）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推进政府制定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树立“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概念，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发展混合所有制;有序推进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引入民间资本设立中小型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实行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加快落实《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推进税制改革，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实施服务业全覆盖;利用通胀水平偏低的有利时机，加快推进水、电、油、气、运等资源和基础产品价格改革，通过价格杠杆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

（五）引领产业创新发展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2015年政府将重点提高创新效率，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保护知识产权，提倡创新成果共享，促进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大力弘扬“草根”创新精神。在技术、制度、管理、模式创新的基础上，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实施“中国制造2025”，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支持企业兼并重组;抢占世界产业发展制高点，推进高端装备、信息网络等重大项目落地，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培育新兴主导产业;加速推进服务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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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一鸣，等.中国中长期发展的挑战和对策[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1：1-32.

[3]刘世锦，等.陷阱与高墙[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33.

[4]李克强.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E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