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普的反叛

摘 要： 霍普是菲力浦・罗思代表作《鬼作家》中一个备受忽视的角色。受男权制社会意识形态的压抑，她一直处在故事的背后，扮演着“物”的角色。她是丈夫的“天使”和婚姻的“奴隶”，她的聪明才智只能在厨房里得到表现。然而在现实的打击下她的女性意识慢慢觉醒，最后愤然摆脱男性的控制、婚姻的羁绊和传统的束缚，去寻找自己的自由。

关键词： 霍普 女性意识 觉醒

1979年出版的《鬼作家》是美国当代犹太裔作家菲力浦・罗思（Philip Roth，1933― ）的代表作之一。多年来，《鬼作家》因其富有的哲理性和历史意义被看作透析犹太文化与主流文化、个人自由与传统规范冲突的典范⌚。书中的主人公纳桑、洛诺夫和爱美也因其鲜明的人物性格和富含的人生意义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而与此相反的是，书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洛诺夫那出身名门、一向温柔善良却受尽委屈的妻子霍普（Hope），正如她在书中的境地，一直备受忽视。她在故事中处在家庭的背后，处在“他人”的遮掩之下，直到故事结束才鼓起勇气离家出走，其人物性格也最终浮出水面。本文将分析霍普在男权制意识形态中受压抑的处境以及她在现实的打击下找回自我、获得女性意识觉醒的历程，从而进一步挖掘小说寓意，丰富和充实其文本内涵。

一、男权社会里的“天使”

在女性主义批判者看来，“传统文学作品尤其是男性作家的作品所刻画的妇女形象多是一种虚假的形象，这种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妇女形象并不相符，而只是反映了男性作家的性别偏见和置妇女于从属地位的愿望”{1}。于是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天使”或“魔鬼”的性格类型。《鬼作家》中，霍普的前期形象是一个典型的“天使”。在跟洛诺夫生活的三十五年中，她扮演着温柔妻子、忠实伴侣和慈爱母亲的角色，在与洛诺夫的男女二元对立中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

霍普本是新英格兰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嫁给犹太作家洛诺夫后，随丈夫隐居到鸟鸣兽语、树林密布的荒野，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在这种孤寂隔离的生活中，她努力压抑自己的情绪来迎合洛诺夫的生活。在小说开始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霍普一直隐藏在背后，而细心的读者却不会忽视她的存在。从洛诺夫整洁的衣着和锃亮的皮鞋到舒适的起居室，再从为纳森安排的壁炉到清净温馨的聊天环境，无一不隐含着霍普的辛勤付出，就连洛诺夫与纳森的聊天也是在霍普的搅拌机声中进行的。霍普的勤劳与贤惠也突出地表现在了她的厨房里。她在这里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食品，上面贴着“无暇可摘的”标签。光金枪鱼就够一个爱斯基摩家庭在冰窖里过冬，“还有瓶瓶罐罐的西红柿、豆、梨、酸苹果等等，看来似乎霍普腌制装瓶的”{2}。这些无一不向我们展示了霍普作为合格好妻子的形象。

扮演“天使”的霍普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罗思对霍普的描述可以清楚地显示她多年来经历的磨难。往日的名媛现在已是“一个瘦小的女人，灰色的眼睛很温柔，一头柔软的白发，苍白的皮肤上横七竖八地布满了细密的皱纹”。在来访的纳森看来，现在的她更像一个开创新生活的新英格兰农人的妻子，而她脸上的皱纹和神情的羞怯则说明了她经历的各种磨难。这些让纳森无法想象，在洛诺夫写作短篇小说三十年的同时，霍普竟然在他身边变得如此憔悴，而这恰恰说明了在男权意识的统治下，霍普为了维持自己的传统女性形象而付出的沉痛代价。

二、婚姻制度下的“奴隶”

如果他们之间的婚姻在开始时还有霍普对洛诺夫的艺术仰慕的话，后期则完全变成了男权社会里的契约婚姻。它以男权制社会意识形态定位，并以强制的契约形式维系。在这里，霍普作为“物化”的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而维系两性关系的不是双方的诚挚情感和心灵相通，而是法律效力。霍普在这种婚姻中遭受着个性特征的扭曲和分裂，而洛诺夫也为此压制着自己对新生活的欲望。

在婚姻生活中，有着独立意识和丰富情感的霍普被当成了毫无思想的“物”，完全远离了婚姻应有的幸福生活。她的苦闷与孤立从丈夫的古板沉闷和恪守陈规中可见一斑。洛诺夫的生活就是整天把句子颠来倒去，他把这当作了生活的全部，而霍普被理所当然地排斥出了他的生活范围。在每周跟霍普出去散步的下午，他不时地抬手看表。当霍普让他把表放到家里时，他又不时地抬手看手腕。这个动作很明显地显示出他把霍普逐出了他的生活圈子。

霍普在婚姻中被“物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修补碟子。在她试图加入男性的谈话时，洛诺夫对她的发言一再驳斥，ร霍普终于忍无可忍地将一只玻璃杯扔到了墙上，连带把一个碟子摔成了两半。她想通过这个来提醒洛诺夫自ย己的存在，结果洛诺夫却丝毫没有在意，而是将玻璃碎片扫到簸箕里，并捡起碟子说：“她可以把它粘上”。多年来，霍普的全心付出已经使她变成了一个只有功能没有感情的不起眼的“物”，即使她努力地让自己感情外露，提醒丈夫她和孩子的存在，却丝毫引不起洛诺夫的注意。

在霍普被物化为婚姻制度的“奴隶”的同时，洛诺夫也在为自己的男权意识付出着代价。他对生活有着自己浪漫的幻想：他设想跟一个三十五岁的漂亮女人在佛罗伦萨郊外的别墅里过美好的生活。为了摆脱死寂的生活，他还不切实际地买了一台便携式的打字机，尽管他不曾离开过居住的地区。然而，传统的男权观念使他把妻子看作了“弱者”与“财产”，需要的是被保护而不能被遗弃。他不能摆脱霍普的理由是“你不能在三十五年以后把一个女人赶出去，只是因为你在喝早餐的鲜果汁的时候要看到一张新面孔”。他把这种思想看作自己作为丈夫应有的责任，把自己的形象提升到弱小的霍普寻求保护的港湾。然而这种看似伟大的举动正是他大男子主义的体现。

三、厨房：霍普女性意识的体现

早期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曾经说过，一个女人如果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因为只有那样，一个人才可以单独呆几个小时。凯特・米利特也在《性政治》中论述了女性要想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物”活着，就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性。{3}但是从传统意义上说，女人是没有独立性的，她是丈夫和子女的财产，时刻整装待发为他们服务。

在向婚姻奉献自己全部的同时，霍普的自我在付出中也慢慢丢失了。然而，霍普作为一个有思想、有追求的女性，内心还存留着女性自我的意识，而且这些意识在日常生活中以不同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例如她在谈吐中努力提醒洛诺夫她和孩子的存在，在纳森来访时试图参与到他们的谈话中，而在发表意见受到阻碍时愤然往墙上摔了一个玻璃杯。同时霍普是一个有文学追求的人。她曾经在波士顿的艺术学校学过两个学期，对艺术的爱恋使她选择了犹太作家洛诺夫。然而婚后的生活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绚烂。她对艺术的迷恋只有在日常琐事的掩埋下苟延残喘。

她为自己找到了另外一间房子。她的才干、勤劳与天资突出地表现在她的厨房里。她把这里当成了才智得以发挥的地方。她把厨房装扮得十分雅致，从而使厨房“比这所房子的其他地方看上去都爽心悦目”。作为妻子，她为这里准备了各式各样的食品，同时作为一个有艺术追求的女性，她将这里布置得富含艺术特色。每个食品罐子上面是“无暇可摘”的标签，“早餐桌旁边的墙上挂着六只朴素的木质镜框，里面是签名‘H.L.’（洛诺夫・霍普）的称颂大自然的诗，还有水彩的图案”。她在婚姻的墓穴里保存了一点点残留的、属于自己的东西。虽然与洛诺夫的书房相比，霍普的厨房显得小而简陋，与洛诺夫的成就相比，霍普也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她的作品只有为数很少的来访者能看到，但她还是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在男权意识的压抑下为自己保留着一个人的空间。

四、霍普的反叛

生活在男权意志统治下的霍普深受传统意识的束缚，充当着男性的“天使”和婚姻的“奴隶”，同时又带着特有的女性意识。虽然这种意识在小说的开始还比较模糊，但随着她与洛诺夫冲突的激化，尤其是爱美的加入使其渐渐明朗化，在小说的结尾，她终于以愤然离家的形式爆发了出来。

霍普对于自身需求的认识是在与洛诺夫生活的三十五年中慢慢积聚的。在前面的婚姻生活中她努力维护着自己的“天使”形象，但是洛诺夫对她的不在乎使她渐渐意识到了自己“隐型人”的角色。而对她的女性意识觉醒起着至关重要的事件则是爱美的出现。这个年轻貌美、酷爱文学的女孩一到他们家就取得了霍普梦想得到的地位。霍普看得出洛诺夫对爱美关爱有加，而隐身于后的霍普却在默默奉献了三十几年后面临着被赶出家门的危险。这种危机感唤醒了她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的意识。于是她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提醒着丈夫自己的存在，在纳森来访的时候，她试图打破自己“失语”的境地。但是她的努力最后却受到了洛诺夫无理地压制。于是她的勇敢变成了怯生生的微笑，她假装打扫面包屑，“同时却用一种没有预见的，但是有些无法解释的坚持的口气”继续为自己辩护。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坚持并不仅仅是发表自己的意见，更重要的是挽回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尊严。她在胆怯中试探着运气，并且声明自己可以不需要洛诺夫的帮助而清楚地表达要说的意思。从默默地藏在别人的背后走到读者面前，并且用清晰的观点表明自己的存在，这是霍普反抗男权统治迈出的关键一步。

霍普对男权意识形态的反抗经历了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行动的过程。当摔碎玻璃杯后，她没有寻求主动的反抗，而是让洛诺夫把她赶出去。“我要你把我赶出去。别对我说你不能那样做，因为你一定要那样做！我ฝ要你那样做！”而在洛诺夫对她的吵闹进行冷处理后，她竟然还原到了“天使”好妻子的形象：为了不打扰男人的谈话，她静静地从后面的楼梯下到厨房，洗刷从餐桌上撤下来的盘子。她努力地忽略洛诺夫和爱美的关系，忽视他们两个在晚上的亲密，但是就在爱美打算离开的那天早上，她的忍耐达到了极限，终于以离家出走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即使车子发动不起来，她也要在大雪中徒步离开。至此，她终于完成了自己对男权制的反叛，摆脱了一直的“天使”形象和婚姻的束缚，去开创新的生活。

菲力浦・罗思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视角和历史使命为文坛奉献了一部名著，同时也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在男权意识压制下的女性形象以及她自我意识的觉醒历程。菲力浦・罗思给她的名字也很有寓意，霍普（Hope），也就是“希望”。她在婚姻中觉醒，在充满希望的清晨离开，携在身上的只有自己的名字：“希望”。正如波伏娃在《妇女与创造力》中所说，“她们没有取得更多的成就只是因为她们还没有得到一次真正的机会。如果他们为得到更多的机会而斗争，她们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的成就而斗争。妇女不可被过去吓倒。因为在这一领域里和其他领域里一样，过去决不能证明将来”{4}。同样，霍普的过去也不证明将来，她或许会独自到欧洲开创自己的天地，或许会被追去的洛诺夫带回家，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以后的生活绝对不会像她过去的三十五年那样受尽委屈，备受冷落。

{2} [美]菲力浦・罗思：《鬼作家》，董乐山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版，第41页。（文中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另注）

{3} [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宋文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