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地方师范院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

为适应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六盘水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特别凸显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这一目标。这既是地方本科院校加快转型发展的立足之本，也是社会对于毕业生综合素质的具体要求。广大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当侧重于学生的创จ新能力与应用能力的培养。古代文学作为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一门重在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专业核心课程，有必要转变教学理念和改革教学模式。笔者认为，关键是在教学活动中解决好以下几组关系。

一、教师点拨与学生自学的互动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高等院校课程改革的深入，高校专业课程的设置呈现出多样性与时效性的趋势，压缩传统课程学时，几乎成为高等教育界的共识。目前大部分师范院校已将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总学时数缩减到200学时左右，有的甚至不到100学时。而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时间跨度甚为久远，课程内容涵盖了从先秦到汉魏六朝，经唐宋而至元明清的长达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不仅本学科的教学内容十分繁杂，而且还涉及到史学、哲学、语言学、文献学、文艺学及美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知识，这就构成了一种深刻的矛盾，因此必须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才能完成教学任务，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而改革的关键，乃在于师生关系的彻底转变。传统教学通常是教师采取一言堂的灌输方式，学生则机械地记笔记，考前一周熬更守夜狂背式复习，考后一周忘得一干二净。很显然，这样的传统教学方式已远不能适应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

　新型的高校师生关系应该是这样的：教师不应当仅仅是知识与学问的输出者，更应该是方法与思路的点拨者✯。教师最伟大的地方，不是站在讲台上机械地播放幻灯片和静态地灌输知识，而是将学生培养成善于自学并在大学毕业之后还能坚持自学的人，学生的自学能力很大程度上是由教师有意识的引导与充满智慧的点拨而渐次达到的，而这也是判断一个教师优秀与否的首要标志。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教育委员会发布了德洛尔报告《学习：内在的财富》，其中提出：教育应围绕四种基本学习加以安排，即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及学会做人，学会求知乃是首当其冲需要学会的本领。无独有偶，日本作家白取春彦在其《独学术》一书中也如是强调： 不靠自己念书，你什么都学不会。他说：无论你进的是语言学校，还是去上大学，如果自己不念书，终究什么都学不到。换句话说，如果不靠自己独学打底，甚至可能连基本的课程都跟不上。 因此，一个真正称职的高校教师在他授课的过程中，务必使学生树立起自学的信念，培养起自学的习惯，让学生懂得一些自学的方法和门径，进而让他们走上独学的道路。学生好比大地上纵横恣肆的流水，缺乏的不是流动的力而是引导之方，而教师好比挖沟渠的锄头，锄头过处，流水亦趋。世俗一般认为是水到而渠成，却不知在师生关系中，实为渠成而水到，由此可见，教师的引导之功，无论怎样夸张都不为过。具体到古代文学的教学，笔者以为，应当由教师先行讲解一段时间，使学生略知学习的方法;再渐次培养学生自学的本事，可运用一些教学上的手段布置一定的自学任务，教师可抽样检查并作点拨式讲解。经由此种教师点拨与学生自学相结合的方式，一个或几个学期下来，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真正达到如古人所谓教学相长的理想境界。

二、文学史与作品选讲解的主次关系

经过几代人的研究与实践，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业已形成了一种类型化的授课模式，即以文学史为线索而适当穿插作品讲解。但在具体的授课过程中，因为授课内容偏多而课时不断缩减，为了完成所谓的教学任务，不少高校教师有意无意将这门课程变成了只讲文学史而不讲具体作品这样一种授课模式，老师所有的授课似乎都是为了帮学生拉通文学的史的流变，这样一来，在学生的心里，历代诗人作家便只是一个个抽象的名字，他们所遭遇的时代只是一些印象式的描述，他们的生平与思想成了一种无关痛痒的概述式的介绍，而他们的作品则成了文学史这条长河里跳荡生灭的一片片浪花，触目所及，全是一种稍纵即逝的印象。至于那些作家作品的写作方式与艺术特色，其所受传统作家的影响，及其在整个文学史上的大概定位，基本是付诸阙如，或照着教科书宣讲而已。毫无疑问，这样一种授课模式，教学效果是大打折扣的，也是跟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格格不入甚或背道而驰的，这既是古代文学教师普遍面临的尴尬困境，也是他们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我们认为，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应该是重新审视文学史与作品选讲授的主次关系。古代文学教学在课时减少、教学内容增加的情况下，应根据古代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优化文学史内容，正确处理文学史与作品选的主次关系，以突出重点，合理分配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授课时数。借用数学上的点线面关系而论，窃以为古代文学课的授课方式亦当作适当调整。众所周知，因点成线，因线成面，如果说文学史是一条长线的话，那么组成这条长线的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作家及其作品，此即点。点有粗细之别，正如作家有高下之分，一流的大作家及其作品就是文学史这条长线上的重点，如先秦段的《诗经》与《楚辞》，汉魏六朝段的陶渊明，唐宋段的李白杜甫苏东坡，元明清段的四大名著，都是文学史上一流的作家作品，师生务必重点对待。二流作家的重要性则次之，教师当引导学生学会自学，可采取教师授课为主学生自学为辅的方式展开教学。至于文学史上的三四流作家，虽然也是一个个具体的点，但因其重要性逐渐减弱，故不必平均用力进行讲授，教师可适当点拨自学之法，然后安排学生课后完成。至于面，一般多见于文学史每编之绪论，故需简明扼要进行讲述，最好让学生课前预习绪论部分的内容，然后绘制出某一时期的文学生态图。除此而外，文学史中的面，还有一种情况，即时代相近或风格相类或影响力相当的几个作家可使学生进行面的把握。如讲授唐宋文学时，可将初唐四杰作为一个面，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是一个面，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是一个面，乃至韩孟诗派，元白诗派，大历诗风，晚唐诗歌，都可从面上进行讲授。至如宋代文学，则江西诗派，豪放词，婉约词，唐宋八大家等，都可从面上进行点拨式讲授，如此则纲举目张，化繁为简，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文学史的主体是一个个具体作家的文学创作，因此，中国古代文学课应当自觉回到文学文本世界，教师要有分析文学作品的自觉意识，对作品的分析导读不应少于总学时数的3/5。只有引导学生阅读尽可能多的古代文学作品，并学会分析和鉴赏文学文本，从而使学生积累较多的原始材料，有助于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将知识转化为能力。这需要教师自己对于各作家作品都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并能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认真施教。而文学史的讲授不宜超过总学时数的2/5，而且不必过多按照教材照本宣科地复述，可适当让学生参与完成文学史的拉通，从而培养学生的自学研读与归纳总结能力。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在讲授文学史的过程中，应当自觉地反复引导学生回到教材的目录，并教学生读懂教材目录所蕴含的学术信息，把握其中的重点难点。姑以隋唐五代文学为例，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将隋唐五代文学编排为第四编，除了绪论，共分十二章。从教材目录即可看出，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为本编重点，各占一章的篇幅，因而应是讲授和学习的重点。而王孟、高岑及王昌龄和王翰诸人，共占一章的篇幅，重要性自不能与李杜及白居易李商隐相比。至如唐传奇与俗讲变文，虽专设一章，但只有两节的内容，教师完全可以让学生课后完成。

三、课堂教学与课外研读的内外关系

大学生以自学为主，这既是高等学校教学规律的客观要求，也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具体体现。这就需要教师解决好课堂教学与课外研读之间的关系，要将课外研读视为课堂教学的自然延伸。鉴于当代大学生普遍厌学的情况，教师应在授课过程中自觉注入自学方法的探讨与点拨。对于那些不需要精讲的次重点，以及一些简单的诗词文学作品，教师可采取自学指导法，提前布置好自学的任务，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当学生在自学中发现问题产生疑问时，教师要及时予以点拨。因此，教师不仅要重视课堂教学，还要注意课后与学生之间的双向交流。双向交流的方式可以灵活处理，如可网上答疑，也可每周定一个时间面对面答疑，还可以利用导师制与学生分享自学经验与读书心得。教师应鼓励学生坚持写读书札记，或组建古代文学兴趣小组，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总之，教师在具体教学中，要根据不同的状况而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一个优秀的高校教师，既要让课堂教学成为师生交流互动的绝佳场所，更要让课外研读变成学生的入门捷径，从而为学生毕业之后的自我教育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四、教材讲授与知识延展的辩证关系

学生如能在教师指导下成功进入课外研读的轨道，那么教师将赢得课堂教学的宝贵时间。教师在课时缩减的情况下☼又该怎样进行课堂教学呢?应该说这里面既有一个认识上的问题，也有一个技巧上的问题。首先，教师应该转变观念，要从传统以灌输知识为主的教书匠角色转变成以点拨自学方法为主的引导者角色。因此，教师必须做到既要深刻理解他需要讲授的内容，又要懂得钻研的方法并有意识地提炼出方法论原则以分享给学生。如果教师自己都只是满足于做知识流水线上的传输者，那么他就不可能做到方法论的点拨。学生毕业之后，很可能会迅速忘记他在大学学习的具体知识，而方法则能帮助他较好地完成从学校教育向自我教育的转化。当然，教师只讲方法是不对的，但是只讲一个个具体的知识点而不涉及方法，恐怕也不是成功的教学。最正确的方式应该是：教师借助于某些知识点的讲解从而引导学生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知识可以淡化甚或遗忘，而获取知识的方法却能在学生心底变成智慧的种子，作用于他的未来。这就要求高校教师不仅要研究知识与学问，更要自觉钻研获取新知与整合思想的方法，方能在☂课堂教学中有所显示和彰明。举例而言，《古典文学知识》杂志就常刊登名家的治学方法，教师应着力推介给学生，课堂上亦可▲结合教材知识点而略作诠解。他如台湾学者杜松柏先生所著《国学治学方法》，虽是专论治国学的方法，但其中亦有不少可资古代文学教师借鉴者。至如笛卡尔之《方法论》，杜威之《思维术》，都可研究。总之，治学方法与具体知识的辩证关系，诚如杜松柏所云：自思想的方法言，方法是手段而非目的，自治学研究言，方法是明道的工具，所以道固然应重，而方法亦不可或忽。其次，在课堂教学的技巧方面，教师应在讲授教材知识点的同时，适当拓展知识面，而不能拘囿于教材本身。教师应旁搜博采，以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如讲初唐四杰，可引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骆祥发《初唐四杰研究》、王明好《卢照邻研究》及陈于全《杨炯研究》中的相关研究成果。讲孟浩然，则可提及王辉斌先生的研究。他如郁贤皓先生的李白研究，叶嘉莹的唐诗研究，莫砺锋的杜甫研究和江西诗派研究，袁行霈的盛唐诗坛研究，龚鹏程的唐代思潮研究，魏耕原的盛唐名家研究，甚至罗宗强和张毅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研究，王运熙先生、顾易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张伯伟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周裕锴先生的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程千帆先生的问题意识等等，都是需要教师在课堂上有意识贯穿讲解的拓展内容。这就要求教师树立终身学习的高度责任感，如此既有教材中的讲解与分析，又有知识的拓展与延伸，更有自学方法的点拨与熏陶，配合学生课外的广泛研读，我们相信，是有助于提高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