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

中国道路在三个根本点上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所走过的道路：首先是中国道路坚持和平发展取代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血腥的掠夺和战争道路；其次是中国道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国家宏观调控、坚持金融监管抵制了“华盛顿共识”鼓吹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再次是中国道路坚持独立自主、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方针抗衡了西方列强输出民主、颠覆别国政权的“颜色革命”。

【关键词】中国道路；和平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华盛顿共识；颜色革命

【中图分类号】D6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1―0009―10

长期以来，西方世界有些人一直鼓吹说，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舍此之外，别无它路。即使有的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具体步骤上有所变异，那也是过渡性的、转型中的变异，最后仍然是殊途同归，还得走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产生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背景，是西方世界、主要是欧洲先于世界的其它地区实现了工业化，这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先天优越”的幻觉，并且想在思想理论上塑造欧洲人的心理优越感，以服务于欧洲国家的对外扩张。随后，他们又给这种优越感穿上“普世价值”、“普世道路”的外衣，以此来影响和束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似乎非西方国家只有采用了西方的道路和价值观，才能够获得发展。

然而，中国却以自己的实践表明，中国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是在一些具体步骤上，而是在根本之点上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它从一开始就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因为它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正如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马丁・雅克在2010年发表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所说：西方现代化只是现代化道路中的一条。现代性模式绝非只有一种，事实上有很多种。因此我们得出的现代性概念，不能仅仅建立在北美和欧洲的经验的基础上，这就是要把中国发展的独特性放到现代性发展的多谱系上，从而证明中国模式也是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因为每个国家由于自身特殊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必然会走上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在这方面，根本不存在千篇一律的普世道路和普世价值，而只有不同国家和地区面对不同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必然走出不同发展道路的普遍规律。

那么，中国道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又是如何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道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中国道路以和平发展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血腥的掠夺和战争道路

从15世纪以来，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通过对内剥夺农民和剥削工人，对外掠夺、扩张、海外殖民乃至发动侵略战争来实现其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的。

例如英国，它对农民的剥夺主要表现在，为了养羊以发展毛纺工业，“圈地”驱赶农民的“羊吃人”上面。不同的是，在18世纪以前，这种“圈地”还只是零星地、非法地进行，在18世纪以后则以国会立法的方式进行公开的、大规模的掠夺。仅仅在1761―1801年的40年间，英国国会就通过了2000个法令，圈占了农民318万亩耕地；1801―1831年的30年间，农民又被夺去了511770英亩公有地，最终导致连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农民也都沦为短工和雇工。

如果说，圈地运动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大批雇佣工人和国内市场的话，那么，对外掠夺和殖民地扩张则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巨额货币财富和国外市场。英国的海外扩张始于英国商人和冒险家的海外掠夺：他们先是拿了英国王室发给的特许状，在英皇的积极支持下，抢劫葡萄牙装载东方香料的船只，以及西班牙人装载美洲白银的“白银舰队”。16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英国经济实力和海上力量的日益强大，它又开始对葡萄牙、西班牙发动公开的殖民地争夺战，并在17世纪初成立掠夺印度和垄断远东贸易的东印度公司，随后英殖民势力进入北美和西印度群岛，在那里建立了第一批殖民地。从19世纪开始，英国进一步加强了对外侵略和殖民地掠夺，其殖民地面积在短短几十年中扩大到225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5190万人，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英国殖民者还把大量鸦片偷运到中国，在遭到抵制时，便在1840―1842年和1856年发动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割地赔款，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到1914年，英国拥有的殖民地占全球面积的四分之一，而英国本土所占面积还不到英帝国总面积的1%，它使印度、埃及成为其棉花产地，使加拿大成为其粮仓，澳大利亚成为其畜牧场，使撒哈拉以南非洲成为其重要的矿产原料和贵金属产地。英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在这种不断地对外扩张、掠夺和侵略中发展和完成的。

又如美国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在国内，它是通过驱赶和杀戮北美土著印第安人，贩卖和奴役非洲黑人来实现的。自从欧洲殖民主义者登上美洲土地以后，就经常与那里的土著印第安人发生冲突：有时，他们放火焚烧土著印第安人部落，然后开枪射杀从火中跑出来的印第安人，不甘心于被消灭的印第安人奋起反抗，于是遭到种族灭绝式的屠杀。1703年，殖民主义者甚至在立法会上作出决定：每剥取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或每俘获一个印第安红种人，就给予奖赏40磅；1720年，立法会又把这项悬赏提高到100磅。事情的发展连被印第安人称为“毁城者”的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也都感叹说：“他们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不幸，但请记住，他们深有苦衷，我们蚕食他们的土地，可以不受现行的或即将制定的法律的制约，而这些可怜的人连可以倾诉心头积怨的权利都没有。”美国作家爱默生说：“自有大地以来，从未听说过在和平时期，在对待自己的同盟者和被监护人时，有哪个民族如此背信弃义，蔑视正义，对于乞求怜悯的弱势群体如此置若罔闻”。直到1924年，印第安人才获得美国公民资格。在1492年时，在美国境内还有120万印第安人，经过一次又一次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到1910年时印第安人只剩下22万了，与此同时，美国资产阶级还掠夺了印第安人1500万亩土地。 虽然黑人和欧洲的殖民主义者差不多同时登陆美洲，但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蓄奴国家。美国南部的奴隶主起初驱使黑奴在其侵占的土地上种植烟草、水稻和蓝靛，因劳动生产率低，种植园经济渐趋衰落。当着18世纪采用了新发明的轧棉机、特别是蒸汽轧棉机后，大幅度提高了黑奴的劳动生产率，也刺激了美国南部种植园大都改种棉花。与此同时，从非洲大量贩入黑奴，使美国的黑人人口从1790年的69.7万人，一下子增加到1860年的400万人。在1500-1800年间，约有1200万黑人从非洲被贩运到美国。在1750年的美国殖民地人口中，几乎有四分之一是黑人奴隶。一个曾从事贩运黑奴生意的牧师约翰・牛顿说过：“美国之取得今天的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残酷榨取黑人身上每一滴血汗所得来的。”

美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国外主要表现为通过强行购买、武装颠覆、发动侵略战争等手段，从别国巧取豪夺了大片土地。例如，1803年，美国利用法国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在海地惨败的时机，以每英亩4美分的地价，从法国手里购买了拥有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路易斯安娜，使美国的领土一下子扩大了一倍多；1810年，美国种植园主入侵西班牙属地西佛罗里达，并派兵占领；1818年，美国又派兵占领东佛罗里达；1819年，美国政府以500万美元的代价强行购买了佛罗里达半岛，完成了这桩“转轮枪口下的买卖”，并宣布它为美国的第27个州；1835年，美国南部奴隶主策动美国移民在墨西哥得克萨斯搞武装暴动，推翻当地政权而建立得克萨斯傀儡国；1843年，美国将这块土地合并为美国的第28个州。而对于墨西哥政府提出的抗议不仅置之不理，还趁机扩大事态挑起对墨西哥的侵略战争，夺取了格兰德河以北的墨西哥领土。连同得克萨斯，美国这次从墨西哥总共掠取了共计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846年，美国又从英国手中拿走了北纬49度以南的奥勒冈地区。这样，美国的统治阶级就通过巧取豪夺等手段，在数十年内使美国的领土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从美国建国时的13个州90多万平方公里扩大到了777万平方公里。1867年，美国又利用俄罗斯在同土耳其的战争中失败的机会，以每平方公里不到2美分、总共720万美元的代价从沙俄手中购得阿拉斯加；1898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兼并了夏威夷；1898年2月，美国又以“缅因号”战列舰在哈瓦那港口爆炸为借口向西班牙宣战，迫使西班牙放弃对古巴的主权，割让菲律宾给美国，美国还获得了关岛，控制了加勒比海域。这样，美国就在建国后100多年的时间里，由13个州扩展为50个州、1个特区和一些海外殖民地，国土面积扩大到了930万平方公里。

“后起之秀”的德国和日本，更是通过发动赤裸裸的侵略战争，挑战国际秩序、掠夺别国人民来实现其现代化的。

德皇威廉一世1883年即位后，就推行以殖民主义和建立海上霸权为两大支柱的侵略扩张的“世界政策”。在19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的瓜分世界的狂潮中，德国截至1914年掠夺到的殖民地面积是290万平方公里、人口1230万。但与老牌殖民主义还有很大差距：那时，英国的殖民地面积已达33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英国本土面积的110倍，沙俄霸占的殖民地面积已达1740万平方公里，法国拥有的殖民地面积已达1060万平方公里。对此，当时已成为欧洲霸主的德国极为不满，迫切要求重新“洗牌”，而英、法、俄等列强力图压制和排挤德国在全世界的争夺和渗透，并为此而结成了一个以对抗德国为基础的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德国力图通过战争来摆脱这一联盟的噩梦，于是以萨拉热窝事件为导火索，在1914年发动了一场世界大战，德国以战败而告终。战后，胜利国把不平等、不公正的《凡尔赛条约》强加于德国，伤害了德国的自尊心，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复仇愿望。于是，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世界大萧条、德国民族主义势力增长的特殊氛围中上台的希特勒，利用这种形势矢志夺取世界霸权，建立“大德意志帝国”。在1938年，希特勒突然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又在1939年吞并波兰、挪威，随后就全面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在世界性反法西斯大联盟面前，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又以在1945年5月8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告终。

和德国一起在二战中成为战败国的日本，其现代化更是同侵略中国、朝鲜等国家紧密交织在一起的。1894年日本发动了大规模侵华的甲午中日战争，迫使满清政府在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侵吞我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迫使满清政府缴纳2.3亿两白银赔款，日本正是利用这笔赔款在甲午战争后的10年即1894―1904年间，在扩军的同时，又剌激了其纺织工业、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迅猛发展，也带动了其钢铁、造船、煤炭等工业和铁路以及银行贸易的大发展。1904年2月，日本军国主义又开始进攻俄国在中国旅顺、大连和朝鲜的军事力量，并在英、美的支持下，打败了沙俄，在1905年签订《朴茨茅斯条约》，促使日本国内再次出现来势凶猛的办企业高潮。经过这两场战争，日本侵占了包括台湾、朝鲜、库页岛南部相当于日本领土76%的外国领土。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31年9月18日，日本又对我国东北发动军事侵略，开始实施其长达14年的征服中国的狂妄计划；1941年12月8日，日本又发动太平洋战争，妄图实观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它还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在六个月内就侵占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缅甸、印度等国的大片领土，直到在以中国为东方主战场的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打击下，在1945年8月14日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

与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所走这种掠夺和侵略战争道路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通过和平发展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和平发展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外建设的标志性特征，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使然，也是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使然。我国通过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严格约束自己即使在发展起来以后也永不称霸；我国坚持与其它国家和民族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事务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倡导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在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在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在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帮助、协力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我们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时并不讳言国家利益，我们理直气壮地声明要毫不动摇地捍卫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在国内则表现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它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把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和谐作为追求目标。

正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掠夺和战争道路，因此正如德国的贝特霍尔德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他说，当今的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其无能，它已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例如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生社会劫难、暴力和战争频仍，南北之间鸿沟加深，环境遭到破坏，对地球资源不负责任的随意开采，“现在世界越来越明确地要求塑造一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意义以及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其意义也正在于此”。

二、与美国“华盛顿共识”的对立

15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通过掠夺和战争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这并不适合于由它们自己来作大张旗鼓的宣传推广，再加上几个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也不允许新兴国家再去重复老牌资本帝国主义走过的老路，于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把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当作走向现代化的方案推荐给它们。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指当代西方经济学中那个以宣扬经济自由主义为特征的思潮。经济自由主义原本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即的一种经济思潮，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这个以亚当・斯密经济思想为主要代表的思潮，对内主张放任自由，对外主张自由贸易，而反对国家的干预和保护。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这种古典自由主义思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包含有多个流派。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里根任总统的美国和撒切尔夫人任首相的英国，大行其道的是新自由主义思潮中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主要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和以拉弗和弗尔德斯坦为主要代表的供给学派。

新自由主义思潮形成于20世纪30-40年代，但只是到20世纪70-80年代，当西方经济发生了“滞涨”（即经济发展的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却应对乏力时，新自由主义才打着反对国家干预的旗号，以“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广泛流行起来。里根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多次公开声明自己信奉供给学派经济学，并据此而制定其竞选的经济纲领，当选总统以后更以要职委派给这个学派的代表，又以这个学派的观点作为主要理论依据去制订其“经济复兴计划”，使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成为其“官方经济学”。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则以新自由主义现代货币学派的经济观点，作为处置经济生活中种种问题的指导思想。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这两个流派在应对英美经济“停滞膨胀”时，以减税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去对付“停滞”，而以严格控制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去对付“膨胀”。这种两面作战的政策，在一定时期内提高了经济增长率，压低了物价上涨率，使英、美两国进而也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出了“滞胀”。于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便取代了凯恩斯主义而获得主导地位。

美国在发生了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新当选总统罗斯福曾引入社会保障体系。在庞大的社会福利计划和针对富人和企业集团的增税措施的相互作用下，美国此前贫富非常不均的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相对均衡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二战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工人运动的国际力量推动这种社会秩序朝着相对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条件有所改善的方向发展，20世纪50-70年代的“资本主义黄金发展期”就发生在这个时期。而当新自由主义崛起和掌握了资本主义的主导权以后，就开始逆转在收入分配和生活条件方面己实现的相对均衡，降低对富人和企业集团的税率，开始全面解除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美国资本主义又重新变成那种贫富差距极大、资本家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有天壤之别的资本主义。20世纪80-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流派，又演变成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被美国资产阶级当作其用来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经济、政治、文化体制“一体化”的工具，这集中表现在所谓“华盛顿共识”中。

所谓“华盛顿共识”，指在1990年，美国总统老布什授意由美国共和党政府控制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发起在华盛顿召开一个研讨会，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参加会议的有：美国财政部等部门的官员、企业界代表，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y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部分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最终，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约翰・威廉姆逊声称，经过讨论，与会者就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即将采用的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十个方面的华盛顿共识。这十个方面的共识是：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把政府开支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实施利率市场化；采用一些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放松对外资的管制；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对政府的管制；保护私人财产权。

美国哲学家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概括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特征说，新自由主义，就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被称为是“华盛顿共识”，包含了一些有关全球秩序方面的内容；而所谓“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在经济脆弱国家，这些理论经常被用做严厉的结构调整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华盛顿共识”推荐给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基本方针有三：一是私有化；二是市场化；三是经济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发展中超越了“华盛顿共识” 这三条基本方针， 从而展开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中国道路与“华盛顿共识”所指引道路的后果对比：

首先， 是搞国有企业私有化， 还是搞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华盛顿共识”主张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以此来推行国民经济结构的改造。反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把发展生产力提升到社会主义的首要的、中心的、根本的┪竦牡匚唬反对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盲目追逐“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却坚持认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2]111；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2]149，并依照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国情，确立了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如果失去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就不可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 又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因而在积极促进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 还需要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等其它经济成分的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以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坚持基本经济制度这两个方面都必须坚定不移，决不能动摇。这是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的总结，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从总体上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 体现在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 体现在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上， 就是说， 主要体现在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上。 而且， 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 例如，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 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 所以也可以成为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中的一种。 在这里， 关键是通过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 使国有企业得以吸引和利用更多的社会资本， 形成新的发展优势， 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我国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障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反之，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由于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按照“华盛顿共识”提出的“休克疗法”去实行经济转型，结果带来了生产的不断滑坡。仅在1990-1994年间，俄罗斯的工业产值就下降了一半多，其中机械工业的产值下降了60%，基本建设投资下降了95%。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俄罗斯生产下降的幅度，大大超过了它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生产下降23%的幅度。在此期间，俄罗斯的农业生产减少了60.4%，物价上涨了6000倍。在俄罗斯，10%最富有者和10%最贫穷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由1991年的4∶1提高到2010年的41∶1。 而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 在1989―199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率： 保加利亚为40%，罗马尼亚为32%，捷克、匈牙利各为21%，波兰为15%，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达到总人口的20%―30%。所以，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 原苏东国家的这种“转型萧条”，要比20世纪30年代那次的大萧条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直到2009年，俄罗斯大部分工业部门的产出仍没有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整个工业的增加值只达到1990年的72%，其中纺织、皮革等轻工业的产出水平，只达到1991年的20%多一点，降幅达到77%，重工业的产量则减少了50%，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的经济总量只恢复到1990年水平的51%和66%。如果说，在1989年时，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两倍多的话，那么，在10年之后，就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而在匈牙利1998年私有化结束时，原来属于国有资产的生产资料，已有80%转属私人或外资，国家仅保留了总资产的20%。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有4个国家的银行业资产，65%属外国资本所有，其中，爱沙尼亚达80%，克罗地亚达85%。俄罗斯只是在2000年普京当选总统以后，才断然取缔了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逐步扭转了它给俄罗斯社会造成的严重破坏局面。

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俄罗斯走”华盛顿共识”道路，两种不同方针指引下造成的不同后果，直到20年以后还被人们当作典型案例在广泛地运用着。例如，印度的中国和美国研究所国际商务研究室主任丹・斯泰因博克在2015年7月12日的香港《南华早报》网站上， 发表题为《为什么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实施激进私有化不适合中国》一文指出：“上世纪90年代，西方的‘休克疗法’顾问提倡通过国企快速私有化来让生产力效率最大化。在叶利钦统治下的俄罗斯，这条建议受到认真对待。 它的实际结果是一场时至今日仍在抑制俄罗斯增长潜力的经济灾难。在中国‘休克疗法’ 主张者的建议被无视。相反， 改革者更青睐渐进式的改革。在实施过程中， 国企对工业产值的贡献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75%下降到了今天的25%左右， 其实际效果是一场被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广为学习的经济成功。”

其次，是实行完全市场化的自由市场经济，排斥国家干预，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又更好地发挥政府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华盛顿共识”竭力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 把市场机制视为完美无缺， 唯一能高效率地调节经济活动的机制， 否认它具有的局限性和缺陷， 而把“政府调控” 当成经济不稳定、效率低下以及社会不公平的总根源。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道路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所持态度则不同。

改革开放以前， 我们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种经济体制曾经起过重要作用， 但由于它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 存在忽视甚至排斥商品经济、忽视甚至排斥市场作用的弊端等等，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生产发展的要求，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以致往往把整个经济搞死，使之失去生机和活力。 所以， 邓小平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指出， 要发展生产力， 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 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就更能解放生产力， 加速经济发展。”[2]148-149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我们党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包括完善的市场体系，又包括完善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这两者是相互结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又要看到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因此，必须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以弥补市场的弱点和不足，那种认为市场经济可以不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可以放任自流、自行其是、随心所欲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当今世界的现实生活中是根本行不通的。正因为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既发挥了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又发挥了国家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使两者协同发力，推动经济发展，这才使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赢得了32年年均两位数高速增长，在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又还以中高速稳步平稳地继续增长。

与此相反，20世纪90年代以后，按照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苛刻的附加条件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进行经济改革的拉美国家，不仅没有解决失业、分配不公和贫困三大社会问题，反而接连不断发生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经济增长几近停滞。在1992-2001年的10年中，拉美国家年均增长率为1.8%，2001年拉美国家外债近8000亿美元，比20世纪80年代的外债翻了一番，失业率大幅攀升。1994年拉美国家的贫困人口为2.09亿，2003年为2.27亿人，2004年的贫困人口占拉美总人口的43.9%，其中19.4%约1亿人为极度贫困人口。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给阿根廷带来的祸害尤为典型。例如，在推行国有银行私有化，允许外国银行收购本国银行以后，阿根廷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由1992年的82%降至1997年的48%、1997-2001年的33%。截至2001年，阿根廷最大的10家银行中被外国资本控股的已达8家；在农业方面，阿根廷本是拉丁美洲的粮仓，但到2001年12月，阿根廷的食品消费减少了19%，2002年1月又减少了12%，仅仅在2001年10月-2002年3月间就有150万人加入贫困大军，失业率急剧上升到占总人口的25%，截至2002年10月，社会贫困人口的比重已达57%。

再次，是搞经济自由化、资本市场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解除对金融的监管，还是加强金融监管，坚持金融服务于经济。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美国罗斯福总ป统有鉴于危机开始于信用、金融危机，因而在1933年就颁布了加强金融管制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即《1933年银行法案》），规定银行必须分业经营，银行不得经营投资、证券等金融业务，迫使金融资本尽量把资金借贷给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规定银行只能从事指定类型的业务而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追逐利润最大化。但在新自由主义盛行以后，美国国会却通过法案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去自由追逐最大利润并从事投机业务。1987年初，美联储投票放松了《格拉斯―斯蒂格法》禁止商业银行从事华盛顿投资业务的限制条件；1999年美国国会投票完全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而出台了《1999年金融服务法》，允许美国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的混业经营，实行全能银行模式，对商业银行拥有投资银行职能的限制完全解除；《2000年商业期货现代化法案》还从立法上限制政府的金融防范能力。于是，在股票、债券、汇票等初级虚拟资本的基础上，又创新出了各类金融资产的期货、期权合同以及诸如利率、股指等各类指数的期货、期权合同，使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据统计，在2007年，美国的实物经济为3.5万亿美元，而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却高达320万亿美元；全球的实物经济为10万亿美元，而全球的金融衍生品却高达681万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资本从生产领域流入流通领域，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分离，发达国家资本市场迅速泡沫化。在资本再分配机制中，越来越多的实物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货币流通领域的投资超过了物质再生产领域的投资，有价证券的增殖率超过了利润率，货币借贷资本超过了产业资本，投机大股东控制了再生产职能的资本经理人，市场活动的短期行为超过了长期行为，到处滋长扑不灭的泡沫经济，而一旦金融泡沫破裂，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它不但会引起金融体系的彻底崩溃，也会给实体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都是在经济、贸易自由化，解除金融管制的情况下发生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重视金融处于现代经济的核心位置，强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同时又强调从根本上讲，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于经济，金融不能脱离经济盲目无序地发展。因此，必须强化金融法治和金融监管，依法整顿和维护金融秩序，把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特别是中央银行要依法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调控，维护金融业的安全稳健运行；强调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努力实现金融监管和调控高效有力，金融企业经营机制健全，投资质量和经营效益显著改善，金融市场秩序根本好转，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队伍素质明显提高，我国经营竞争力全面增强。正是这些与新自由主义严格区别开来的基本方针，使我国的经济避免了1997年东南亚那样的经济危机和2007年美国那样的次贷危机，又率先走出了2008年由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与此相反，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不但没有帮助任何地方的任何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反而使它们陷入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而不能自拔。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所长尼夫・霍雷什2015年7月21日在香港《南华早报》上发表的文章，不仅澄清了在西方经久不衰地存在的所谓中国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模式，所以发展如此神速的神话，文章强调指出“这绝对是错误的。迄今为止中国获得的成功是因为它按照自己的主张进行了改革”，强调在实际上“中国模式旨在成为纠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解药”。同时， 文章又明确地阐述了中国“致力于追求另一条发展道路， 以取代以西方为首的新自由主义模式”， 所以“当发展中国家将目光投向西方时， 它们看到的是公民不断加剧的幻灭感、财政紧缩和日趋严重的不平等。对于亚非拉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西方对自己未来的不确定感甚至美化了中国的成功经历”。

三、中国道路以独立自主、不干涉别国内政、不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人的方针，抵制美国推销西方民主的“颜色革命”

美国一直把推销西方民主作为推进现代化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20 世纪90年代推销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遭到失败之后，又在21世纪初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手段提出和践行了推销民主的“颜色革命”。

所谓“颜色革命”，并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是美国在别国通过那里的反对派发动游行示威等街头政治活动，以和平的方式颠覆别国政权的活动。例如，在21世纪初，美国在独联体国家和中东北非地区，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策动的“颜色革命”。之所以称作“颜色革命”，是因为在这类事件中，示威者或者挥舞着象征和平的红玫瑰，或者以自己城市的市花如橙色的栗子花、郁金香为标志来从事颠覆政权的活动，因而被称为“玫瑰色革命（格鲁吉亚）”、“橙色革命（乌克兰）”、“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

美国向别国推行颜色革命时，所奉行的理论支柱是“民主和平论”。这种理论鼓吹国家的政治结构同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存在着因果关系：实行同属民主制度的国家之间通常不会打仗，因而它就把输出和推广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当作维护世界和平的前提和保证。2003年2月，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一次讲话中说：“推广民主的价值观明显地符合世界利益，因为稳定、自由的国家不会培养出谋杀的意识形态，它们鼓励人们以和平的方式追求更幸福的生活”；2005年1月20日，小布什在其第二任期的总统就职演说中，更把输出民主当作其战略重点：“我们获得和平的最佳途径，就是把自由扩散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据此把反恐战争的重点从其第一任期内所说的“邪恶轴心”扩大到“暴政据点”。

美国主要是通过其大量的“非政府组织”（NGO）挟各色美元“基金”到别国去策动“颜色革命”的。他们所到之处，以制造颠覆现政权的舆论为先导，收集现政权的错误、弊端，尽量夸大，把现政权加以丑化和妖魔化，以激起群众的不满和反抗情绪； 同时， 又向群众灌输美国价值观， 诱使他们认同美国的经济政治制度， 为日后扶植亲美政权打下基础； 随后就建立反对派组织， 物色有影响的自由主义分子去接受培训， 再派回来充当反对派的领袖， 聚集力图推翻现政权的各种力量； 他们抓住政府换届选举或可以利用的突发时机， 通过各种街头政治活动，强行夺取政权， 以建立亲美政权为最终目标。

美国通过输出民主去策动”颜色革命”、颠覆别国政权这一整套理论和实践，就是在西方国家也遭致广泛的批评：

一是批评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应该建基在保卫国家核心利益上面，而不应该去追求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它国家。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指出，小布什的“民主化”战略强制输出民主将会带来复杂局面，引发地区动荡，使美国维护地区稳定的成本不断增加。

二是揭穿所谓（西方）民主化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神话，指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是因为它们之间有共同利益，而不是因为它们有类似的政治体制。 2003年9月10日的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题为《信仰疗法》的文章指出，共同的民主制度并不足以成为集体行动的基础，认为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只会导致灾难。

三是揭示西方民主也有不光彩的一面，强调美国不应把促进民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点。2005年3月25日的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文章，以1932年德国在民主选举中把希特勒选上台为例，指出民主通常也会引发许多问题，有时民主可能会导致专制。

四是指出强行输出民主去改造世界，会造成我们时代的野蛮性。英国历史学家E.霍布斯鲍姆发表文章指出，20世纪的发展历程证明，一个国家是无法改造世界或简化历史进程的，它也不可能越境向国外输出制度和机构，轻而易举地实现它国的社会变革。

而从输出民主的实施情况来看，由于任何国家的民主体制，都是在自己国家本土上成长和发展起来、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因此虽可供别国借鉴参考， 却又具有别国不可照抄照搬的不可复制性和不可移植性。 在发展中国家强制移植西方民主， 所带来的只能是政党林立、政局动荡、社会分裂和经济倒退，而决不是什么现代化和世界和平。

以乌克兰为例， 乌克兰在领土面积上是欧洲第二大国， 有肥沃的黑土地， 号称“欧洲的粮仓”， 又有深厚的工业基础， 许多先进的军工产品都是乌克兰生产的。1991年乌克兰的人均GDP比中国要高5倍，而现在只有中国的一半。在2004年美国策动的“橙色革命”中，“我们的乌克兰”派尤先科开始时曾以近52%的支持率战胜“地区党” 亚努科维奇， 并和“天然气公主” 季莫申科组成双头政治组合。 但尤先科上台任总统以后， 却不抓民生， 而抓“大饥荒”、“乌克兰起义军” 历史问题， 翻历史的旧账。不久之后， 尤先科同当总理的季莫申科发生激烈的冲突， 导致国内经济凋蔽、腐败激增。 以致在5年以后的2009年，经济严重萎缩，货币贬值一半，国家债务缠身， 面临破产的局面。影响所及，在“颜色革命”后举行的2010年大选中，尤先科只获得了5%的支持率，在总共18名候选人中名列第5，远远落在♡亚努科维奇之后，于是在2004年“颜色革命”中被推翻的亚努科维奇又重新上台任总统。2014年，由美国和西方国家支持的示威游行又导致至今尚未结束的动乱，克里米亚全民公决加入俄罗斯，乌克兰东部还出现了两个国家宣布独立。 再以2003年美国策动“玫瑰色革命”的格鲁吉亚为例，在“颜色革命”后曾被专门造访的美国小布什总统称赞为欧洲地区的“民主明灯”，但由于在南奥塞梯、阿布哈两个共和国的问题上，萨卡什维利总统在美国的支持下，轻率决策挑起格鲁吉亚同俄罗斯的战争， 招致普京的强烈反制， 使格鲁吉亚遭到了重创， 完全丧失了对上述两个共和国的控制， 致使全国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再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吉尔吉斯斯坦在1991年宣告独立，总统阿卡耶夫曾按三权分立、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对国家进行全面改造，但阿卡耶夫政权还是在2005年3月被美国策动的“郁金香革命”所颠覆推翻，由巴基耶夫上台当总统。但“郁金香革命”所带来的却是连续不断的社会动荡，代表南、北不同地区的政治势力陷入了内斗，使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遭到重创，在5年不到的时间里又爆发了另一场“革命”，巴基耶夫政权被颠覆，引发了暴力冲突。

从政治法律的角度上看，美国推行输出民主、颠覆别国政权的“颜色革命”战略，更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和现行国际法关于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一系列明确定的，是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事实说明，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才能保证各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归根到底要由各国的人民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和改变，而不是由别国去越俎代庖。美国输出民主，到别国去搞“颜色革命”的战略，绝不是什么推进现代化、保证世界和平的战略，而完全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干涉别国内政、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战略。

与美国在别国策动“颜色革命”的这种战略相反，中国道路对内一心一意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本国的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各国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上存在的差异，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应成为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障碍，更不应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

战后国际关系的演变表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已越来越行不通，企图把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强加于别国是注定要失败的。中国道路恪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也决不允许别人侵犯自己进行历史选择的神圣权利，坚持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世界各国互不干涉内政，每个国家的独立和主权都应受到尊重，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应享有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思想道德的自由。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其它方面的不同，不应成为国与国之间发展友好关系和进行经济文化往来的障碍。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破坏别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这是当今世界不安宁的一个主要原因，必须消除这种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以富压贫的现象，书写国际关系史的新篇章，形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

正因为这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才能不仅在社会稳定的环境中快速推进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且还能在整个进程中彰显中国道路的优越性，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与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相对立，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颜色革命”相抗衡，成功地避免了1997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率先走出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在2020年迎接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N].人民日报，2013-01-30.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