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巴什拉的哲学思想探索

基于巴什拉的哲学思想探索 基于巴什拉的哲学思想探索基于巴什拉的哲学思想探索 精品源自英语科

连续性增长通常被认为是科学知识必不可少的特点,然而在20世纪的法国哲学中,“知识进步与否”却构成了其主要的论题之一。其中,以柏格森、萨特为代表的意识哲学倡导连续、绵延和进步的历史主义;以康吉莱姆、斯特劳斯、福柯为代表的概念哲学则信奉间断、断裂的非历史主义,在他们看来,知识、概念与合理性的运动并非连续———它会有起伏、变化、停顿、跳跃、曲折和倒转。而对于后一种思潮,巴什拉无疑是其精神导师。

一、知识统一神话的破灭 每一次断裂都是一次新的提问法的确立,一种新的总问题的提出。巴什拉主张,科学研究以问题为出发点,即使这问题提得不适当。科学精神首先禁止人们屈从于现成的舆论,要求人们在认识之前提出问题。倘若没有问题,就不会有科学认识。因此,知识论的断裂本身就是一种问题谱系的改变或者转换,是对旧问题的置疑和对新问题的设置与建构。“知识论的断裂”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科学知识与日常经验和信念相决裂,甚至相矛盾;二是指发生在两个科学概念间的决裂,这表明科学不仅通过与日常经验和信念的决裂而发展,而且还通过与先前的科学理论进行决裂而发展。知识论的断裂还表现 ☹在虽然我们能从新学说推导出♂旧学说,但相反的情况却是不存在的。例如,无论是在局部还是整体上,我们都无法从牛顿力学推导出爱因斯坦力学来,即新旧理论之间的包含推导关系基本上是不可逆的。

“断裂”与库恩的范式形成以及范式转换有相通之处,它所牵涉的不仅是对自然世界的理解,也包括了对科学方法的新认识以及解释有效性的新标准。巴什拉关于这些论题的详细论述较库恩与费耶阿本德对类似论题的讨论要早

二、三十年。两者的差别在于后者强调范式,而巴什拉则关注概念本身的问题,其中的核心观念是:断裂、障碍与行动。对于后库恩的一些科学哲学基本问题,巴什拉的论点仍然能给予人们很大启发。例如,在否认科学连续发展的同时,巴什拉依然肯定科学向前进展的主张,以及范式转换与科学理性可以兼容而不矛盾的观点。“明确、修正、变化,这是富有活力的思想类型,它们躲避确信、统一,因为在同质的体系中遇到的障碍多于动力”。可以说,他是以科学史的间断性的形式探讨了不同科学理论之间“不可比性”的论题。在涉及到狭义相对论时,对于使用伽利略变换和洛仑兹变换,巴什拉断言,在可以使光速趋于无限大的日常逻辑中,两者实际上会互相重合,而且也能够通过简单的数学上的操作重合在一起;但是他否认在这里找到了构思的连续性。巴什拉把这种由扩大而产生的包容形容为“非”的关系。在同样的意义上,“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包容”欧几里得几何学,“非”拉瓦锡化学“包容”拉瓦锡化学。

因此,知识论断裂并不仅仅是拒斥过去的科学,而且还重新阐述在新的宽广思想背景中保存的旧观念。“间断”指新科学知识重组和整合旧的知识,因而不是表示认识价值的全部颠倒,而是仍将它们看作构成科学发展的理性过程的基本部分。“断裂”本身意味着一种更普遍的概括或再造,它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科学史家用当今的价值与标准衡量过去,于是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科学过去”:过时科学的历史,以及仍然有效的科学史。这种对科学变革的说明使他们在抛弃科学发展连续性的同时,依然承认科学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后继的框架都代表着超越其前一框架的进步。《科学精神的形成》是巴什拉关于知识论的重要着作,对法国学 ヅ界影响非常大,曾启迪了后来的许多哲学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中使用的文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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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世纪都是

二、三流的,因而且不说从哲学角度看,即便从科学史的角度看,这些文献现在也几乎没有什么价值。那么,巴什拉为什么还要回顾前科学阶段呢?考察一下科学史就会一目了然:虽然科学的进步迟缓、有漏洞并且混乱,但是这种情况不但不是历史上的偶然,反而是植根于认识行为本身的难以避免的过程:人们一边抵抗着过去的错误认识,一边形成着新的认识。

谬误比无知更有害。如果只是无知,那么基于尚未对其进行研究的事实,问题就一直停留在中立状态。但是在谬误的情况下,问题却被掩盖了,表现为已经解决的问题和不存在疑问的问题。无知与“尚不存在的问题”相关,而谬误却与“已经不存在的问题”相关。“已经不存在的问题”以前曾经作为问题而被明确提出过,它包含过去思考的痕迹,也缩小了进行新的研究的可能性。无知只是对未解决的对象置之不理,而谬误则是把它隐藏起来。所以,我们必须认识构成谬误根源的各种各样的知识论障碍,对它们进行分类,然后做出应对。于是,巴什拉依次提出实体论障碍、泛灵论障碍、过剩且简单的一元论障碍等模式。这些都是“知识论障碍”的具体性例证。知识论障碍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外在的障碍,而是在认识活动内部出现的迟钝与混乱。对真实的认识永远不会是直接的、完全的,这就需要人们在认识过程中不断克服精神本身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论障碍不是仅从外部干扰科学的发展,相反,它们总是参与了科学的建构过程———它们总是在潜意识中起着作用。知识论障碍的无处不在决定了科学知识要想得到真理性的尊严,就必须放弃永恒性的要求,而保持其瞬间的特性;其原因在于障碍是从先前的思考方式遗留下来的:原先成功的科学方法后来可能会构成知识论障碍,通过旧观点的惯性阻碍科学的进步。因此,知识形成之日就是其开始被质疑之时,否则就要成为新的障碍。

二、理性、实在与“生产的现象学”

从时代角度看,虽ณ然巴什拉是在“概念哲学”已经衰退的时期肩负着扞卫认识论的特殊任务,但他却严格地恪守了“概念哲学”的传统,强调概念化与理论化在科学研究中无比重要的地位,以及这些假设性的概念与理论所具有的可被修改的潜能。其中所牵涉的一个议论主轴,正是“理性与实在”这个典型的形上学问题———概念与理论是人类所创造的科学之可变的对象,而它们的功能是被用来呈现科学永恒的对象。巴什拉对于谈论概括性的、总体性的理性非常谨慎,他通常的做法是限定各种理性的明确边界,并探讨局部化领域的“小唯理论”。而这些“小唯理论”在最终意义上不可能具有完全的孤立性,即它们就像网中的结点一样,或者像互相连通的群岛一样彼此联系着。这时,唯理论这个词语是指理性的、具有一致性的理论,是相关唯理论,是联۵系理性主义。作为科学理性的推崇者,巴什拉强调,理性主体要在与他者或非我的遭遇和争议中不断地重新建构自我。他批评笛卡尔“思考的主体”无法超脱唯我论,并提出“思考的共同体”:思考的共同体先于思考的主体;如果没有这种思考的相互义务、思考的相互诱导启迪,我自己的思考是成疑问的。思考需要对话,需要来自他者的议论,这共同的思考必然是言说论述的。我们可以要求他人思考我们所思考的,也可以要求他人对自己的结论提供推导过程。控制、检验、证明、确认,其严格程度不同,但都是思想的共存形式。与其说“我思,故我在”,不如说“我们思考,故我们共同存在”。重要的是我们思考,而不是我思考。换句话说,无论认识规则还是行动规则,都应建立在共同思考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