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问题探究

[摘 要]法律解释是当代法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是法律实践的核心环节，是连接立法与司法的桥梁。围绕着法律解释，萨维尼、德沃金等西方法学家们都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和激烈的争论，我国理论界对此进行广泛地了介绍和研究。第一部分是法律解释的法理释义，分析了法律解释的涵义，从法理角度肯定法律解释的重要性； 第二部分是分析司法过程中法律解释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一部分提出解决办法：利益衡量本身作为解释方法之运用。

[关键词]法律解释；法理释义；利益衡量

一、法律解释的法理释义

1.大陆法系法律解释的涵义

大陆法系以成文法为法律解释的出发点，以注重法律的原意为基础。梅利曼对此也做了描述：“大陆法系审判过程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式活动的操作图。法官酷似一种专业书记官，他的作用也仅仅在于找到这个正确的法律条款，把条款与事实联系起来，从法律条款与事实的结合中会自动产生解决办法，法官赋予其法律意义。于是，整个审判过程被框于学究式的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式之中。”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工具，社会应该尽可能地置于法律的控制之下，因此，法律推理的出发点与基础是成文法，法律解释活动应以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为前提。法官为了表示对法律的尊重与立法机关的尊重，在一般情况下通常运用语法解释、逻辑解释等手段来确立并把握法律的意义，如果当法律规范中某些词语或条款出现歧义或疑问时，法官们通常借助于历史解释方式同以前的情况来说明并分析手头的情况。大陆法系禁止法官解释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是因为立法机关事实上无力应对这些极其琐碎的解释活动，而法官对于复杂的案件又不得不进行法律解释。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立法机关被迫考虑承认法官的法律解释权，并对其进行了限制。

2.我国法律解释的涵义

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从苏联的模式而来，还有着自身的特点。从陈金钊先生♛的《法律解释的哲理》和张志铭先生的《法律解ϟ释操作分ธ析》的归纳来看，就有十余种之多。我们对这十余种关于法律解释的定义进行分析，概括起来它们可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l）解释主体包括立法者、司法者、法学家、公民、社团等；

（2）解释对象，包括法律文本、制定法、法律条文.法律规范、法律、法规、习惯法等；

（3）解释的功能，包括说明法律，完善和补充法律，揭示法律的意义，说明法律适用等；

（4）解释的场景，包括法律适用、法律实施、具体解释、抽象解释、事后解释、事前解释等。每种定义都有对于以上某个方面的侧重。对于各学说法律解释定义的不同认识，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解释的主体不同，正是由于主体不同，从而导致了解释对象、功能、目的的差异。 比较分析上述法律解释的涵义，笔者认为我国的法律解释应该分为广义和狭义的法律解释，广义的法律解释包括任何主体对法律的理解，其形式也是不固定的，即有权机关所作的解释才是法律解释，司法实践中的当事人并不是法律解释的主体，不能进行随意解释。

二、法律解释存在的问题

1.解释方法排序的合理性质疑

司法是一门实现正义的艺术，司法方法就是有关实现司法正义的技术。司法理念需要我们重视司法方法。解释方法是解释者为了达到一定的解释目的而进行的划分。关于法律解释方法的排序问题，学界比较认可的观点是：文义解释优于其他解释方法最先适用；当文义解释的结果出现质疑，才考虑逻辑解释和体系解释；当这些解释结果尚存在怀疑时，再考虑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用尽这些解释方法仍不能得出确定结论时，方考虑社会学解释和比较法解释。我们不得不承认学界的这种排序具有积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为法官提供了可行性的选择方案。但是解释方法的排序规则并不能从根本上为法官的决定提供方法论指导。

2.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冲突

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的冲突是法理学的轴⌘心问题。两种对立的司法理念之所以能够长期对峙， 就是因为两种司法理念各有千秋，这与司法追求形式合理性和追求实质合理性各有利弊是分不开的。追求形式合理性是司法区别于其他行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司法过程被掺杂进太多法律之外的因素， 法官的判决乃至法律自身就会变得相当不确定。与此同时， 伴随着法律不确定而导致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泛滥， 恣意擅断和徇私舞弊也极有可能乘虚而入。无论追求形式合理性还是追求实质合理性， 对于司法而言都是有利有弊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因此， 司法必须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谋求最大的交换值， 必须在稳定与变动、保守与创新、原则与具体、整体与部分这些彼此矛盾的因素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均衡点。这就是司法的终极智慧。

三、利益衡量本身作为解释方法之运用

利益衡量方法主要运用于疑难案件的处理当中，它是法律解释的一种重要方法。由于“法院的最后判决依据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利益衡量初步结论加找到的经过解释的法律条文。”为了使利益衡量方法更好地服务于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结合司法实践，可以将法官在法律解释中进行利益衡量的过程归纳为以下几个步骤：

1.利益的调查与分析

首先确定案件争议及所涉及的各种利益，包括当事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两个方面。通过对案件进行利益分析，明晰和厘定案件事实中所包含的利益关系，可以确定利益的权利基础和价值基础。

2.利益的权衡与取舍

对此争议问题看法律是否有明确规定，如果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或者适用该法律规定将明显导致个案不公的前提下，依据普遍认同的利益等级标准及特定情境下的独立判断，对争议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进行权衡。一方面对各方利益进行实质合理性判断，从法的精神、法的目的价值、法的规范意旨、法的社会实效、执政党的政策、社会普遍的道德准则以及正义观念等出发进行价值判断。从根本上讲，对利益的权衡与取舍是为了保持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法性之间的平衡。

3.寻找结论的法律依据

利益衡量作为“方法”的最后一步，是对该确定性法律结论加上法律依据。“为了做出一个正义的判决，法官必须确定立法者通过某条特定的法律规则所旨在保护的利益。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中，法律所倾向保护的利益应当被认为是优先的利益。”当作出实质判断哪一方利益应当受保护之后，相当于通过利益衡量已经得出案件的实质判断，那么寻找法律依据就成为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如果找到了法律依据，再通过法律推理的方法，很快便得出法律结论。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作出实质判断之后，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法律依据，这种情况表明了该实质判断结果尚未达到合法化的形式要求，应当进一步检讨实质判断的正确与否，考察该结果是否导致对不利一方利益的根本侵害或不合理侵害，考察该结果是否侵犯了一定的社会公共利益，考察该结果是否违背法律的体系化解释，考虑该结果是否违背法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最后重新进行实质判断。也就是说，实质判断与法律依据之间是一种相互校正的关系，有必要时应当对法律解释结论加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