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述论
摘 要：《汉书艺文志举例》是《汉书・艺文志》研究史上第一部全面总结义例的专著，摆脱了以往《汉书・艺文志》研究中所采用的随文注解形式，归纳出四十六例来讨论其体例特点，具有开创之功。所提出的称出入、称省等例早已成为《汉书・艺文志》研究的理论基础。然而，孙德谦为给后世编艺文者树立榜样，把班固推到史志目录义例制定者的位置上，附会之处就在所难免了。
关键词：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史志目录
孙德谦（1869―1935），字受之，又字寿芝，号益庵（又作抑安），晚号隘堪居士，江苏苏州人。历任江浙通志局纂修，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国立政治大学、大夏大学教授等职。其学无所不窥，于经史、小学、目录等皆有研究，著作主要有《汉书艺文志举例》、《刘向校雠学纂微》、《太史公书义法》、《六朝丽指》、《古书读法略例》、《四益宦文稿》、《四益宦骈文稿》等多种，是清末民国颇具影响的学者。
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以下简称《汉志举例》）在其《汉志艺文略》的基础上演化而来，有多个版本存世，其初刻时间亦众说纷纭。此书前有南于寐叟（沈增植）、张尔田、曹元忠所作序言，后有王国维所作跋语（四者皆作于1917年），而书首吴郁生所题书®名落款“戊午五月”（1918年5月），所以《汉志举例》最早刻于1918年5月之后，即四益宦刊本（每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后有刘承干嘉业堂钞本行世。1936年以铅字排印形式收入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本文所据，即为此本）。其后，《汉志举例》虽未单行刊印，但它却随着《二十五史补编》的不断翻印而广泛流传。
《汉志举例》是《汉书・艺文志》（亦简称《汉志》）研究史上第一部全面总结其义例的专著，贡献是开创性的。此书以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叙）为指导思想，总结出《汉志》义例四十六条，围绕“一志一人”展开，一志指《汉书・艺文志》，孙氏明确《汉志》为史志目录，其“史志”特性就是《汉志举例》全书的精神内核；一人指班固，孙氏极为推崇班固，把班氏推到为后世垂范者甚至神圣的高度进行讨论。《汉志举例》在以下几个方面较为突出。
一、宗主“史志”
《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目录学史上的第一部史志目录，也是《汉书》中的一部分，其体例必然受到《汉书》体例的规范，这也就使史志目录呈现出与其他类型目录不同的风貌。孙德谦在《汉志举例》中始终高扬《汉志》的史志目录性质（孙氏常把“史志目录”与“史家目录”通用，其指向一致）。其四十六例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七例为一部分，从宏观角度讲《汉志》义例；后三十九例为一部分，从微观角度具体讨论《汉志》义例。前七例是整个《汉志举例》的理论支撑，它们所抽绎出的史志目录的思想，把其余三十九例紧紧统摄起来，成为演绎核心思想的实际支撑点。
（一）简要有法
就史志目录整体而言，没有哪位史家会在编纂史书时去独立编制一部史志目录，必然会因袭前人的目录成果，《汉志》因于《七略》，《隋志》因于阮孝绪《七录》和柳顾言《隋大业正御书目》，《旧唐志》因于毋《古今书录》，《新唐志》因于《旧唐志》等皆可佐证。史家因袭前人目录，并非照抄照搬，而是以此为基础进行增删调整，使之合于史书体例。孙德谦对史志书目于去取之际讨论甚为透彻：
歆之《七略》继父而作，则《辑略》者，亦必语多扼要，有不可删节者。吾尝求班氏所以删要之故，而不能得其解，及今思之，知史家作志，异于专家目录者在此。专家目录于一书也，不惮反复推详；若史家者，其于此书义理，只示人以崖略，在乎要言而不烦。是故以刘氏之《辑略》虽提纲挈要，犹取其至要之言，余则毅然删之，而无所顾惜。（《汉志举例・删要例》）
孙氏于此通过对比，提出“只示人以崖略，在乎要言而不烦”，并在之后的论述中将其升华为“史家目录贵乎简要有法”（《汉志举例・删要例》），从而揭示出了编制史志书目的核心思想：史志书目限于史书之体，只能从简，而示人崖略、要言不烦正是其追求的目标。
孙郧总结出的这一观点，抽绎出了史志书目的共同特点，成为其《汉志举例》的基本思想。但在演绎这一思想的过程中，孙氏对某些文献的理解却出现了偏颇，并以之错误地去批评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班固于《汉志》总序说：
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汉书》卷30）
孙氏对其中的“删其要”在认识上有些模糊，他于“删要例”首言“班《志》用刘歆《七略》，而于《辑略》一种则不之载”，接着援引颜师古在“今删其要”下的注解“删去浮冗，取其指要”，将其与颜师古在“故有《辑略》”下的注，“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进行了不当对接，把“指要”与“总要”中的“要”延伸到了一个共同去处，也就是其“删要例”中的“要”――《辑略》。“删其要”之“要”，也就被孙氏认成了《辑略》，漠视了同在《汉志》中的相似之语1，导致出现问题。继而，班固编纂《汉志》于“诸书之总要”的《辑略》都能只“取其至要之言，余则毅然删之，而无所顾惜”，那么“一切无关要义者，竟删削之可也”（《汉志举例・删要例》）。孙氏在史贵“简要有法”理论的推导过程中，宏观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删其要”这个微观问题上出现了理解错误。并且，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范围，孙氏在对马端临《文献通考》进行分析时，却超越了这个理论的适用范围，认为“其《经籍》一考罗列晁、ถ陈诸氏之说……岂非以夸多务得、虚占篇幅，未达史家有删要之例乎”，从而忽略了《文献通考・经籍考》作为详考典章制度的政书，于“存于近世而可考” [2]（总叙）之图书汇集众说，与孙氏所依据的《汉书》等正史迥异。孙氏于此未详加考辨，以史志目录的标准衡量史志以外的书，结论的可靠性就打折扣了。 另外，上引“删要例”中有“知史家作志，异于专家目录者在此。专家目录于一书也，不惮反复推详”一语，孙氏于史家目录、读书家目录、藏书家目录之外，提出“专家目录”之名，以与《汉志》为代表的史志目录相对称，指出《四库提要》“为专家之学，言乎史体，讨论得失，不必在书目之外”。孙氏于此似没有把话说完，“言乎史体”在本句中文意似乎不通，却表达出孙氏对《四库提要》区别于史志目录的某些考虑。在之后的“辨章得失见后论例”中，孙氏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他把《汉志》与《四库提要》相比较，“《四库提要》载录著述皆为之论列得失，所以示人知所去取也。然以《汉志》观之史体，则异乎是，何也？提要者，专家目录之书也”。孙氏十分明确地指出《汉志》关乎史体，与《四库提要》这部独立的目录不同。但是孙氏所列三类目录均无法将《四库提要》涵盖，究竟用什么称谓来指代《四库提要》，就成为摆在孙氏面前的难题。由于撰写《四库提要》的人都是各个领域里的饱学专家，于是孙氏提出“专家目录”这一称谓。孙氏本来认为目录有三种就足够了，“目录之学有藏书家焉，有读书家焉。向谓此二家足以尽之，今观于班《志》则知又有史家也”（《汉志举例・一书下挈大旨例》）。今观《四库提要》则知又有专家也。能够看到《四库提要》与三类目录的不同，并能提出与三类相区别的新的目录种类，其开创意义自不待言。孙氏在这个点上停止了思考，忽视了作为目录之祖的《别录》、《七略》与《四库提要》在本质上的相似性，它们都是由中央王朝组织各领域里的专家去整理群书而衍生出来的副产品。孙德谦只差一步就把从《别录》、《七略》到《汉书・艺文志》这个由专家目录到史志目录演变的过程说清楚了。当然，我们不能以此苛求前人。
（二）但挈大旨、别论异同
孙德谦在“一书下挈大旨例”中对史志目录与其他目录进行了详尽的分辨：
藏书家编纂目录，于其书之为宋为元或批或校，皆著明之。甚者篇叶之行款、收藏之图记亦纤细无遗。至一书之宗旨，则不辨也。盖彼以典籍为玩好之具而已。读书家者，加以考据，斯固善矣。如晃公武《读书志》、陈直斋《书录解题》，每一书下，各有论说，使承学之士借以晓此书之得失，未尝不可。然即谓其宗旨如此，犹未足奉为定评者也。若史家则何如？史家者，凡一类之中是非异同别为议论，以发明之。其于一书之下，则但挈大旨可耳。
通过对藏书家目录、读书家目录、史家目录各自特点的详细描述，隐约可以看出孙氏从辨章学术的角度来看待目录，三者于此则呈现出一个递进的关系，以史家目录为最优，其于分类之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但挈大旨、别论异同。这是在其“史家目录贵乎简要有法”的指导下细化到子目层面的又一重要思想，孙氏于其所设的诸例中，对此多有讨论。就但挈大旨而言，孙氏首推《汉志》中如“《青史子》五十七篇”下仅注“古史官记事也”一语之例，言简意赅，说明问题。并由此生发，指出史家编艺文志当遵从此意。如在“删要例”，“作序跋者……至于其人撰述此书之意，不过用一二语以赞叹之而已。编艺文者，但当采此一二语，揭明要指，彼繁辞缛说则皆可就删也”。就别论异同而言，《汉志》于每家之下仅用一二语以略之，一家之中必有不能言者，便在每略每类之后加以小序，辨章其略其类的得失。孙氏在“辨章得失见后论例”（论每略之后的序）指出，“志艺文者，亦用以探讨学术，不徒沾沾为一书得失计也”。于“每类后用总论例”（论每类之后的序）则论“史家目录有一代学术寓乎其中”。
综其大意，孙德谦强调诸种目录当中，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以史家目录为上，而相关的具体内容则蕴藏在史志目录中的“后论”与“总论”之中。
二、彰明《汉志》，独尊班固
孙德谦处于晚清民国这个学术上中西交汇、古今碰撞激烈的时期，在继承章学诚《汉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汉志》及其编纂者班固进行了深入的开掘。
（一）凸显《汉志》义例
孙德谦《汉志举例》总结了《汉志》当中某些规律性的义例，为彰明《汉志》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中有部分义例承袭了章学诚的思想，如“互著例”、“别裁例”、“重家学例”等。但更多的是孙氏自出新意的结果，“其中称出入、称省二例，乃洞见刘《略》与班《志》之异同，自来读《汉志》者均未讼言及此，窃叹世之善读书殆未有过于君者也”（王国维《〈汉书艺文志举例〉跋》），王国维所言虽有夸张成分，却正说明对孙德谦发明《汉志》义例卐的肯定。
王国维出言精审，一语中的，“称出入例”和“称省例”的确是《汉志》的独特义例。言“出入”，当从两方面来看，一为调整《七略》书籍所属分类，如由《兵书略》兵权谋家出《军礼司马法》入于礼；一为增入刘向、扬雄、杜林三家著作。言“省”，当指班固省去其认为重复的部分，如《汉志・兵书略》：“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称出入”和“称省”二者都是班固所发明，孙氏指出这个问题，是其深研《汉志》与章氏之学的结果。其他如“引或说以存疑例”、“其书后出言依托例”等等，亦可称为义例，但与班氏无关，正如曹元忠所言，“《汉书・艺文志》无所谓例也，而其所本之《七略》《别录》则固有例”（曹元忠《〈汉书艺文志举例〉序》）。
孙德谦对于《汉志》条分缕析过于细密，其所发明的四十六例当中，存在一些不是义例的“例”，将其称为“例”，是孙氏为后世昭法式的结果。如“称等例”，于作者较多时，往往用“等”来指代省略。秦汉文献中经常这样用，是一种习惯用法，而不是什么义例。“汉军败还，保雍丘，去击反者王武等。”[3]（P2709）“（高祖）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3]（P347）“鲁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4]（P57）等等皆是。“称各例”中，“一人之书其卷数相等者，分言之则嫌其繁重，合言之则又恐不能清晰其道如何？曰：当加一‘各’字”。此处之“各”，也是语言中的习惯用法，“（沛公）所将卒斩车司马、候各四人，骑长十二人”[3]（P2709）即其例。另，《汉志》当中有时称“各”，有时不称，也可见其非有意为之的“义例”。如《六艺略》中，“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其后紧接着又有“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就应当用“各”而没用。 孙德谦总结《汉志》诸例，意欲彰明《汉志》章法有度、义例周密，虽然有考索过度之嫌，但把这个理论问题首次和盘托出，为深入探讨提供了基础，其功不可没。
（二）推崇班固
章学诚云：“刘歆《七略》亡矣，其义例之可见者，班固《艺文志注》而已。”[1]（P6）孙德谦宗法章学诚，对班固尊崇有加，其《汉志举例》中借《汉志》对班固大加赞赏，对班氏之功不吝美言，对于班氏之误亦曲为之说，把刘向父子的功绩系于班固名下。“尊班”成为《汉志举例》的一大特色。
班固删《七略》而成《汉志》，今《别录》、《七略》皆已亡佚，班固救亡之功实不可泯。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班固的贡献除了对《七略》增删调整而成《汉志》之外，不是很多。而在孙德谦眼里，班固居功至伟，其对《汉志》的贡献无处不在。
孙氏于其“分类不尽立子目例”中言：
《汉志》诗赋一略其别有五，杂赋、歌诗二类则标立子目，至屈原以下二十家……并不有所论说……吾谓此正班氏之不规规于尽立子目也。
此说源来有自，承袭了章学诚对此问题的追问：
《汉志》分艺文为☮六略，每略又各别为数种，每种始叙列为诸家，犹如《太玄》之经、方州部家，大纲细目，互相维系，法至善也。每略又各有总叙，论辨流别，义至详也。惟《诗赋》一略，区分五种，而每种之后，更无叙论。不知刘、班之所遗邪？抑流传之脱简邪？今观屈原赋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为一种。……名类相同，而区种有别，当日必有其义例。[1]（P43）
章学诚虽然也尊崇班固，但于不明处仅存疑义，不敢妄下雌黄。只推论“当日必有其义例”，只是没有流传下来。文献不足，孙氏却直言《诗赋略》前三类不立子目是班固有意为之，则有曲说的嫌疑了。进而言之，《汉志》分类，刘向统领校书时已然，讨论此义例当言及刘向父子，与班固关系不大。
孙氏虽宗章学诚，但遇到与自己所论相悖者，则弃章氏之说，以己意申述之。孙氏在《汉志举例・称省例》中对班固表彰有些过度：
夫一人著述，扼其宗旨，录之于此，复可录之于彼，是不妨重复互见。苟于全书之内又足自成一类，更不妨裁篇别出。盖不如此，则学术流别，无由发明。然则班氏何以省去之？吾尝推求其故，殆以伊尹、太公诸书，已入专家之内，并有重见于他书者，不必过事分析乎，乃复注出省字者，可知孟坚之意，盖欲使读者知兵家之中虽不登其目，伊尹诸贤其学实兼长于兵耳。
班固所省去的著作，章学诚谓之“互著”之书，并对此提出批评，“自班固并省部次，而后人不复知有家法，乃始以著录之业，专为甲乙部次之需尔”[1]（P6）。部次甲乙之目录为章学诚所鄙视，他却以此讨论班固，足见章氏于所删之书极为痛心，孙德谦却认为班固删省合理，“盖欲使读者知兵家之中虽不登其目，伊尹诸贤其学实兼长于兵耳”。班固于所删之书称“省”与其称“出入”的情况类似，只是表示自己对刘歆《七略》所作的变动，孙德谦之言则属于引申过度了。
《汉志举例》整体弥漫在“尊班”氛围当中，“尊班”失实之处，于上述二例可见一斑。另，“每类后用总论例”云：“然则《志》中后论与夫总论所言为其所加，不出刘氏之旧，吾于此叹孟坚学识之大也。”孙氏于此把班固入各类之《辑略》旧文（小序）附于班氏名下，与事实不符。又，“书无撰人定名可言似例”云：“今谓之为似，知孟坚虽不定为撰人，实谛审而后乃敢言也。”认为班氏自注中于撰者姓名称“似”的情况，都是班固审慎之举。班固自注虽为其所加工，但却来源于刘氏父子之书，不依靠《别录》、《七略》专家之学，班氏凭一己之力是无法完成的。
如前所述，孙德谦所举四十六例当中，除“称出入例”和“称省例”等处为班固发明外，可讨论之处不少，这在为其写序言的朋友们那里就已经发现了。王国维与孙德谦虽有交情，却于其《跋》中亦仅言此二例，更多篇幅讨论自己读《汉志》时的疑惑；曹元忠更在其序中指出《汉志》之义例即《别录》、《七略》之义例。此孙氏之故朋旧交已于序跋中暗示，《汉志举例》独尊班固是不合适的。而孙德谦学宗章学诚，却比章氏走得更远，正如程千帆所论：“若孙德谦，则极口崇班者也。虽其非，亦是之。夫心不平者，不可与论古。”[5]（P197）但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孙德谦故意把刘向父子的贡献集合到班固身上，是有他自己的考量的。
三、垂范后史
孙德谦撰《汉书艺文志举例》不是单纯为研究《汉志》而研究，其有着深切的经世致用之目的，主要就是为后世史家编纂艺文志示范。王国维等人所作序跋已现端倪，“君书精矣、密矣，其示后人以史法者备矣，所举各例本为修史志、编目录者言，不惮纤悉详尽”（王国维《〈汉书艺文志举例〉跋》）。“以为簿录家得此犹文家之《文心雕龙》、史家之《史通》也。”（曹元忠《〈汉书艺文志举例〉序》）《汉志举例》与其说是专研《汉志》，毋宁说是解剖《汉志》取其有用者为后世所取法，孙德谦几乎在每一例当中都透露出这一意图。
首先，于《汉志》成功之处，孙氏肯定畅谈后世史家当依此例。孙氏总结《汉志》中立子目与不尽立子目的经验，提出“要之，《艺文》一志其于子目也，可分则分之，若不知学问之流别，而强为分合之，则非慎言之道也”。虽然孙氏对于立子目与否，存有异议，认为“子目之分则近琐碎，似不必也”（《汉志举例・一类中分子目例》）。但欲申述《汉志》所立子目的合理性时，就说“其书卒成一类，苟欲规划疆界，虽立子目以分析之可矣”，以此示后之编史志者需权衡而定。
其次，于《汉志》不足之处，孙氏虽巧为其说，为班氏讳言，但不主张后世效仿。孙氏在“前后序次不拘例”中指出班固于《诸子略》中未按作者时代先后排列书籍，“于道家《列子》⌛、《公子牟》云‘先庄子’，而《庄子》则在前；阴阳家《闾丘子》云‘在南公前’，又《将钜子》云‘先南公’，而《南公》转在前……”。指出班固自注明确说明某子在前，但在《汉志》中却居于后。其原因为“班氏不甚拘拘于是也”，“盖班氏表彰家学，苟其书或为儒或为道或为名墨阴阳或为纵横小说，入乎其中，无一乖迕，则序次前后原不必拘也”。随后明确表述：“虽然此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后世目录家自不必用其例，然不可执此以议班氏。”孙氏此言甚明，他告诫后世目录家，班固之误虽然不用细究，但也不能效仿。那应该怎样呢？“编艺文者，于其人时代前后，自当叙次秩然，不可纷乱者也。”
再次，甚至有时孙氏所举并非《汉志》义例，亦附于《汉志》，主张后世效仿。如前所述，“称等例”、“称各例”等例乃是当时文献中的习惯用法，而非《汉志》的义例，熟读典籍的孙德谦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但他仍将其纳入到《汉志》四十六例当中，应该是看到了它们正符合自己提出的“史家贵乎简要有法”的宗旨，以之附于首部史志书目（《汉志》）当中，欲令后世效法。
综上所述，《汉志举例》是《汉志》研究史上第一部全面总结《汉志》义例的专著，它摆脱了以往《汉志》研究中所采用的随文注解形式，从《汉志》中归纳出四十六例来讨论《汉志》的体例特点，具有开创意义。引发后人在此基础上对《汉志》义例进行探讨，如张舜徽就在批判继承《汉志举例》的基础上写成《汉书艺文志释例》。孙德谦于《汉志举例》全书标榜班固，将其推至史志目录义例制定者的位置，甚至不惜背离其所师法的章学诚，以言《汉志》之例承传有序，为其所列四十六例张目，欲令后世编艺文者效法。这正是孙德谦用心所在。孙氏并非不知众多义例当归功于刘向父子，但刘氏之书亡，后世史家无从效法，只能去看经班固删削而成的《汉书・艺文志》，在孙氏眼中，班固与《汉志》需要成为后世模仿的榜样。身为清朝遗老的孙德谦，对过度考据深恶痛绝，又欲救世于危亡，《汉志举例》自然就成为他救国思想的载体之一。依照上述观点去读《汉书艺文志举例》，孙德谦编纂此书的良苦用心不言自明，我们也就能公正地看待《汉志举例》的价值。
参 考 文 献
[1] 章学诚：《校雠通义》，刘公纯标点，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2]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3]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 程千帆：《〈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考》，载《程千帆全集》第七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