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语境下党内和谐问题研究

摘 要：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正在逐渐影响着包括政党政治在内的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新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党内和谐的价值意义体现在政党政治发展、公共治理以及社会和谐等多个层面。新媒体对党内和谐的影响包括话语权的释放对政党秩序的冲击，信息化的便捷解构了党务公开，透明度的增加与政党形象的放大以及对党思想整合的冲击。因此，要提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媒介素养，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加强舆论监督。

关键词：新媒体;党内和谐;整合;监督

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也在党。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论断以来，“党内和谐”这个党建命题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也不断拓展。在信息化时代，新媒体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内和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是对党内和谐的一次成功解构，正向价值和负向价值都相当明显。

一、党内和谐价值意义的多维视角

就概念而言，党内和谐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发展史上首次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具有独创性和前瞻性;就逻辑而言，党内和谐是中国共产党对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以提高社会引导能力的思路拓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兴衰成败的关键，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个视角进行分析。

（一）政党政治发展的视角

民主政治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基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政党和政党政治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实现形式和价值载体;政党的功能决定了政党的存在，政党功能的发挥情况直接决定着政党政治的衰落与否。“构建和谐的党内关系是世界各国政党建设的重要目标，实现党内关系的合理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是世界各国政党政治发展水平的党内体现。”[1]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实践业已证明：政党内部和谐与否对于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以苏共为例。苏共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早在1898年就已成立。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初掌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内情况错综复杂：既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又有广泛的党内思想自由;既有严格的党内纪律，又维持着派别存在的传统。到了1921年，俄共（布）根据现实情况通过了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同时对党内不同意见的表达作了妥善安排，基本实现了党内和谐，为党的事业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及至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由于放✍纵意识形态多元化以及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导致党内纷争不断，严重影响了党内和谐，最终导致亡党亡国。此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拉美国家传统政党以及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的兴衰也都证明了党内和谐对党的执政与发展的深入影响。

（二）公共治理的视角

作为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公域之治模式，公共治理具有主体多元化、方式多样化等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修正传统公共管理的垄断和强制性质，强调政府、市场、第三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在强调政府和公民合作的前提下，更加强调公民的自我管理;政府应明确自身发挥作用的边界，做其能做和应该做的事情;社会网络中不同主体的对话合作应成为社会的主导沟通方式，但也不能完全否定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要实现社会和谐，前提是要做好公共治理。具体到中国，公共治理又同党内和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公共治理的主体有公共部门、企业以及各种非营利组织，各种治理主体要在公域之治中发挥最大合力，就必须有一个统筹协调的中间主体。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化解社会利益冲突的当然主体，承担着公共治理的引导重任，要完善国家立法、社会共同体规则以及相互之间的协议，要推行自治、协商等柔性解决方式，要确保所有公共治理主体权责一致，自身内部必然是和谐的。

（三）社会和谐的视角

“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是我们的党对新时期下党内关系以及党内关系价值功能的生动概括，是对政党与社会关系深入探索的积极成果。可以从三个角度剖析党内和谐对社会和谐的价值意义。首先，宏观视野。“政党具有双重性格或性质。也就是说，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2]对民众而言，政党是以获取和掌握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桥梁。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共产党不但是我国的“执政党”，作为人民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发挥作用，还是我国的“领导党”，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肩负着重大使命。鉴于此，只有实现内部和谐，中国共产党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自身作为现代政治组织的功能，通过先进的执政理念、科学的领导方式、高超的执政能力等实现对和谐社会ღ的示范和带动。其次，中观视野。党的执政权是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来行使的，党的和谐形象是通过党的各级组织以及干部的形象来体现的。在党内和谐对社会和谐的示范和带动问题上，实际上遵循着“党→国家→社会”的演进逻辑，体现着党内和谐、国家和谐、社会和谐的完整统一。党要充分发挥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的作用，就ซ必须通过党内和谐氛围的营造激发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战斗力，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由理想变为现实。再次，微观视野。除了一些领导干部，党员群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党员一般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素质能力，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更深切的体会和更明确的思路;广大党员分布在不同的地区、行业、领域，同各方面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群众的利益诉求有着深入的了解，对完善党的方针政策大有裨益;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有利于增强党的威信度和感召力，从而调动一切因素，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早日实现。

二、新媒体给党内和谐带来的挑战

近年来，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正在逐渐影响着包括政党政治在内的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新媒体给党内和谐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

（一）话语权的释放对政党秩序的冲击

新媒体对政党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体现在：代行部分利益表达功能，冲击着政党的功能发挥;现代传播技术和通讯技术所带来的传播及时性挑战着党的信息提供效率;现实中民众的利益表达在新媒体的助推作用下可能演变成网络群体性事件，直接或间接导致一些群体性事件不断恶化，等等。譬如，由澳大利亚人阿桑奇创办的“维基解密”网站曾经“解密”了一批与中国党政干部和政府部门有关的文件，这些材料经由媒体的大肆传播而严重威胁到了我国的信息安全和实际工作，给政党治国理政治造成了严重困扰。当然，新媒体对政党的冲击也有现实因素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复申述“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严峻性，反复强调政党提高“四种能力”的紧迫性，并从维护党执政资格的高度坚决铲除了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为代表的党内毒瘤。这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党本质，也从侧面昭示了党内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现实世界中的问题经由网络发散发酵，虚拟世界中的问题总有现实指向，这种局面对政党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新媒体对执政党的影响具有普遍性，这是由网络的低成本性和高覆盖性所决定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新媒体的出现带给党的挑战更为严峻。新媒体的出现实现了每个人话语权的基本平等。作为党员，自然也身处新媒体环境中，拥有着自由使用新媒体的权利。理论上说，每个党员都可以利用新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新媒体表达个体诉求、实现政治参与。然而，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以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荣使命的先进政党。政党秩序的维护和实现即党内和谐对于政党治国理政具有根本性意义。党是有着严密党规党纪的政治组织，每一级组织、每一个党员都有着自身的功能和作用，不能逾越自己的本分。如果每一级党组织、每一个党员都不受限制地发声，党的整体形象会如何呢？对于执政党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悖论：党内和谐要真正实现必须要保证党内政治上的平等，党内政治生活中所有党员一律平等，要求保证广大党员各种思想、观点、意见、情绪在党内的充分宣泄和表达，要求党员权利包括利用新媒体的权利的充分实现。然而，党内和谐又不应该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式的和谐，不能造成党内生活的混乱无序。如果党员民主意识的觉醒在新媒体的作用下成为党内纷争的导火索，造成党内生活的混乱无序，便是对党内和谐初衷的严重背离。如何既保证党员表达权的充分实现，又避免党员由于思想观点的争执造成党内离心倾向甚至党的分裂，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执政的党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二）信息化的便捷解构了党务公开

公开性是民主的基本要求和内在要素。列宁认为，“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公开。”[3]党务公开是党员主体地位和党员民主权利的充分体现，是政党密切与社会联系的重要举措。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文件提出了“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的明确要求。实践中，各级党组织在党务公开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但仍然存在虚假性公开、变通性公开、选择性公开等不良倾向，党务公开的程度基本取决于各级党组织领导者的个人觉悟和自我约束，没有形成有效的制度性规范。新媒体出现后，对党务公开造成了倒逼之势。如果说之前一些党组织还可以以技术因素为由搪塞推托党务公开的话，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这种情况。如果党不能将自身所承担的事情、任务、活动和管理向党内和党外公布开放，党员和群众对政党运行的过程、结果茫然无知，党的执政公信度就会受到广大民众的质疑。如何保证党的必要保密工作，又充分实现广大党员和民众的知情权，是党在新媒体环境下执政需要深思熟虑的另一难题。

（三）透明度的增加与政党形象的放大

党风是政党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是政党发展的永恒主题。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党的执政作风至关重要。历史给我们打造的场景是：具有优良执政作风的政党，更能得到民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拥有稳固的合法性资源;那些执政作风不正的政党，由于背离了公权力的公共性，逐渐丧失群众基础导致失去执政地位。

近些年来，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些现象：越来越多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经由网民的深入挖掘而暴露出来，一些官员的不当言论、腐败行为完全展现在全社会面前，给党的形象造成恶劣影响。这种因为个别党组织、个别官员的行为给党的整体造成的恶果，可能会影响其他党组织和党员对党的认同，破坏党内生态的平衡和党内关系的和谐。从2003年3月“孙志刚事件”在网上的热议导致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到同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接受网络举报，到2008年“天价烟”局长事件，直到党的十八大之后众多官员因为网络举报而纷纷落马，我们可以发现网络反腐正在成为党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手段。从功能发挥的角度说，网络当然是党清洁自身肌体、铲断腐败根系的重要媒介。然而，在信息铺天盖地、真假难辨的情况下，一些居心叵测的人肆意放大这些事件的恶劣影响，严重干扰了执政党引导公民政治参与的节奏和步伐，客观上抵消了网络的部分积极作用。执政党如何解决党的作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依然任重道远。同时，网络问政中还暴露出来了一些领导干部媒介素养不够、对新媒体的掌握和运用知之甚少的情况，影响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

（四）价值观念多元化影响党的思想整合

“从一定意义上讲，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离不开价值信念的支撑，努力塑造、整合公民的价值和信仰就成为任何一个执政党和国家政权十分关心的问题。”[4]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利益关系的调整，社会组织形式、物质利益等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利益冲突相对激烈，由此导致民众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领域的多样多元以及思想观念的激烈冲突，对主流意识意识形态及传统的灌输式思想整合方式形成冲击。同时，网络在给社会成员个体表达带来便捷的同时，也由于信息庞杂、良莠不齐，极易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们攻击的工具。大众传媒国家化使得一些敌对势力不断渗透其价值观念、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冲击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而动摇主流意识形态在凝聚政党意志、发挥政党力量中的影响力。

三、新媒体环境下推进党内和谐的路径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的政党政治也是媒体政治。新媒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政党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考验着党凝聚和吸引民众的能力พ。如何应对新媒体对党内和谐的冲击，利用新媒体加强党的内部整合，是党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

（一）提升媒介素养是实现党内和谐的基础

所有的政治行为都是对沟通交流的反映。在人民民主参与要求不断高涨的社会条件下，越来越多新的沟通渠道被开发出来，并发挥着显著作用。因此，“政党由过去沟通和参与的主渠道变成了只是若干可选择的渠道之一，某种情况下甚至沦落到只能扮演配角的地步。”[5]政党与新媒体的关系可以简化为这样一种模型：政党要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通过争取民众的支持赢得执政合法性，而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政党要承认新媒体的不可避免性，尊重新媒体发展规律，在充分利用新媒体积极作用、科学避免新媒体负面作用的同时持续赢得民众信任和支持。这里提到的“媒介素养”不仅仅是指党政干部识网、管网、用网的能力，更是指整个党要提高应对新媒体的能力。 第一，依法管理网络。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忽视对传播媒体的管理，只不过在管控导向、政策和方式方法方面存在差异。新媒体目前已经成为各种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相互博弈的阵地，一些西方国家不遗余力通过媒体优势推销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执政党如果不加强网上马克思主义阵地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执政地位很可能被动摇。中国目前有一些关于互联网的公告、办法、通知和规定，但效力层次偏低、内容略显滞后、规定过于模糊，缺乏操作实施的具体程序，亟需制定一部依法管网的专项法律。该法律必须贯彻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坚守道德底线、保障公民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原则，要对互联网管理的内容、范围和程序详加规定，真正起到规范新媒体发展秩序、确保公民政治参与的作用。

第二，优化新媒体管理体制机制。中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体制机制关系错乱，矛盾问题易发多发，加之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以及多头管理，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网络群体性事件。因此，要在平时加强对报刊、电台电视台、商业网站的实证调查，对新媒体的环境以及产品进行综合评判，根据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政策，构建灵活有效的体制机制。（1）安全预警机制。新媒体管理实质上是对社会信息的管理。新媒体事件在发生前往往在网络上有所征兆，民众通过网络表达情绪、凝聚意志、汇集信息。安全预警机制就是要增强对社会情绪的感知度，一旦发现群体性事件的苗头就启动既定程序。（2）舆情研判机制。在掌握相关事件的信息后，要整合党政机关、专业民意调查机构和专业调查队伍、民间智识的力量，对信息进行深入分析，判断出事情发展的走向，积累关于类似事件的经验。（3）联合工作机制。新媒体管理涉及宣传、广电、通信、公安、安全等不同部门，涉及的领域也是五花八门。因此，必须理顺不同部门的工作关系，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统一部署、协调各方、共同管理的体制机制，建立新媒体管理联席工作制度，避免多头管理中的谁都不管和集体负责中的无人负责。

第三，提高党政干部的媒介素养。新媒体时代，党的思想宣传工作的成效主要取决于各级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在今天这种高度商品化和媒体化的社会里，新闻的合理运用是一个政府成功的关键。那些不了解媒体、不了解新闻、不了解记者，不遵守新闻发布基本原理，不会运用新闻发布技巧，与媒体关系处理不好的人注定要失败，而遵守者将从中获益。”[6]领导干部要尊重新媒体的客观作用以及新媒体的发展规律，理解交流的本质和价值，摆脱居高临下、单纯控制的思维模式，通过与媒体的软性合作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在党校培训与理论业务学习之中融入媒介教育的内容，将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提升纳入领导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并通过适当形式予以考核，作为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领导者要具备参与议程建构的意识和能力，学会顺应新闻规律、运用传播技巧，通过表态、行动和政策等为媒体确定议程，激发媒体围绕公共事务进行报道和追踪的兴趣。

（二）发展党内民主是推进党内和谐的根本

新媒体部分解构了党内和谐的固有观念、制度和方法，但不可能根本改变党内和谐的特性。利益视角是探索党内和谐问题的根本视角，发展党内民主是推进党内和谐的根ฒ本路径。发展党内民主既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更同我们独特的政治社会生态相关。同在民主政治环境中产生和运作的西方政党不同，我们党是在缺乏民主氛围和民主制度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民主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执政后，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合法的执政党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更肩负绝对的责任。

第一，党内民主影响党的政策制定。我们党视政策和策略为党的生命线。党的政策是党对于广大群众意见诉求的政治表达，党的政策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之后，会直接影响社会的发展。要制定好的政策，必须充分发扬民主，特别是决策民主。为此，党的各级组织要广泛听取党员的意见和要求;党内要加强信息的流动共享;各级党委在决策时要充分发扬民主，既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又保证少数人的权益。

第二，党内民主影响党的干部。如果说政策是推进党群关系的基础，那么，干部的质量就是推进党群关系的关键。党内民主发育不充分，党员很难对党组织产生认同感，更不会为党的事业竭尽智慧和力量，党群关系必深受影响。因此，要充分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从体制机制上落实党员的民主权利，调动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党内和谐有序的氛围，凝聚全党的价值共识，推进党的治国理政。

（三）加强舆论监督是增强党内和谐的关键

从逻辑上讲，党内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置性条件，社会和谐是党内和谐的必然性结果。在中国这样的政党主导型国家中，政党内部关系状况不仅关乎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更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固和民众利益的实现。如果说党内民主的充分发展是保证党内和谐的内在因素，那么，加强舆论监督就是借助民众力量倒逼党内和谐的外部约束，后者更具有根本性意义。网络“这一不放过任何东西的庞大的蛛网对打破信息垄断和由此衍生的集权控制潜在地具有颠覆作用，它扩大公众的选择机会也天然地符合民主精神。”[7]网络监督的过程也是民主精神逐步彰显、民主要素逐步增加、民主制度逐步完善的过程。

第一，科学界定舆论监督价值。舆论监督督促执政党和政府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剂良药，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但舆论监督的弊端也十分明显，体现在：网络信息缺乏“把关”导致“网络暴力”，许多偏激、不理性、不客观的观点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之下甚嚣尘上，真相在混乱的网络世界中被掩盖;“媒介审判”引发“道德审判”，干扰司法独立，同时给当事人造成极大伤害，个人隐私外泄以及人身攻击如影随形;“网络水军”、“网络公关公司”、“网络营销公司”的产生影响了真正的民意表达，等等。因此，网络监督在保障个体权利的同时不能偏离社会利益的方向，个人本位不能逾越社会本位。网络绝不能演化成发表人身攻击言论、窥探他人隐私、破坏社会秩序的阵地和平台。缺乏全面规范约束的网络监督可能最终造成“民主的暴政”。 第二，借鉴西方政党利用新媒体的方式方法。德国社民党明确把“拥有适合媒体社会的交流能力”作为新时期党建工作的重要目标，并专门设立了培训机构向党的中高级领导传授如何在媒体中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如何用简单的词汇解释复杂的政治信息，还为主要内阁部长聘用了“新闻形象顾问”。在舆论监督方面，法国社会党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各级领导人同党员和党的支持者之间的网上见面会，让党的领导人直接回答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通过“网络对话”增强党员的参与意识，广开言路，调动基层党员参与组织生活的积极性;英国保守党在党的网站上设立建议专栏，及时收集民众和党员对党组织的意见和建设，等等。这些方式方法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完全可以为我们所用。

第三，构筑科学体制机制保障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现代国家民主性的重要体现，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为巨大。但是，新媒体的虚拟性决定了其在社会监督中的补充性地位，决定了“主观环境”对于舆论监督的深刻影响。在“共景监狱”、“信息公开”、“选择接受”、“移动化”的语境中，舆论监督必须有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作为支撑才能发挥促进党内和谐的作用。因此，要在科学论证基础上加快制定公民监督权利保障的法律法规，让制度和法律在舆论监督中发挥根本性作用;要整合官方政务网站、官方微博等网络资源，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要出台举报人保护和奖励机制，激发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同时完善造谣诽谤的查处机制，最大限度实现网络在满足民众政治参与方面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王韶兴.政党政治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371.

[2]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2.

[3]列 宁.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31.

[4]王邦佐.执政党与社会整合―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社会整合实例分析[J].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7.

[5]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20.

[6]徐雁龙.莫让“媒体素养”成为领导者素养结构的短板[N].中国社会报，2007-06-06.

[7]李永刚.互联网与民主的前景[J].江海学刊，1999（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