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国抗日战争

[摘 要]德国军事顾问团是中德关系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在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十年时间里，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日益加剧，德国军事顾问团的重心也从对内转向对日作战，并对国民政府的抗日策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这些德国军事顾问们对中国军事现代化所做出的贡献，同样在这场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战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中德关系；德国军事顾问团；抗日战争

[中图分类号]D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07-0089-02

doi：10. 3969/j.issn.1671-5918. 2015. 07-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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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是“中华民国”外交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德国军事顾问团则是中德关系中的重中之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军事顾问们，无论是在军阀混战，还是在“剿共”内战，和抵御外辱的抗日战争中，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的他们身影。德国赴华军事顾问团对南京政府的军事战略和中国军事现代化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由于国民政府与苏联交恶，断交。为了填补苏联军事顾问离开之后遗留的空白，再加上蒋介石本人对日耳曼民族的欣赏，国民党内部亲德派官员的鼎力推荐，以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上所处的特殊地位。这也就促成了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蒋介石于1927年底，正式向德国政府提出聘用军事顾问的要求。前两任顾问团长来华期间，中日未发生较大摩擦。因此，他们也未对中国抗日做出突出贡献。

第三任顾问团团长乔治.佛采尔中将与1930年5月来华。1932年1月28日，日本发动了对上海的攻击，“一二八”上海抗战开始。战役开始之后，佛采尔跟随由德国顾问团亲手训练，全副德式装备的陆军第八十八师开赴上海前线对日作战。这是德国顾问第一次出现在对日作战的战场上。对于佛采尔来说，亲赴上海并不是为了指挥作战，而是为了检验经德国顾问训练的中国军队，考察部队的实战能力。中国军队在作战时，虽然在重武器数量方面稍显不足。但是就作战能力来看，中国军队却几乎是超水平发挥，攻防转换，足以与日军的王牌劲旅第九师团匹敌。就连日本前线的观察家发给国内的报道也称“德国人在公然违反《凡尔赛条约》，但是不得不承☮认，德国人在中国的工作是有效率，有成绩的。沪战中的支那军队在战争理论和战术应用方面，已经接近了战争的精髓。由某些局部配合，便可窥平日训练有素”。在战后连蒋介石也称，中国军队已向世界展示了敢战，能战的勇气和力量。1933ฉ年3月，随着热河失陷，日军长驱直入，向长城沿线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立刻还击，“长城抗战”开始。佛采尔随即率领他亲自训练的第七军北上。在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佛采尔向国民政府提交《对攻击侵入热河日军我国应采取之军事行动之意见》。详细地阐述了长城防御的具体策略和应对方案，他的建议随即被中方采纳。随后，佛采尔参与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江西瑞金，开始长征。由于在军事上接连取得胜利，佛采尔骄傲自大的情绪慢慢发芽，与中方将领不断发生摩擦。导致中德两方的矛盾激化。蒋介石随后盛邀塞克特出任顾问团团长，准备取代佛采尔。

1934年2月以及5月，在佛采尔卸任前，针对多年在华经验和国民政府的备战情况，又呈给蒋介石两份“整理部队建议书”，在这两份建议书中，佛采ด尔阐述了他对中国在未来对日作战中的构想和战略战术。总结佛采尔来华四年的成绩，他在蒋介石对内，抗日军事行动都立下汗马功劳。佛采尔的军事工作在整训军队方面，除了组建教导军，还组建了炮兵，工兵，汽车，高射炮，海岸要塞，通信兵等多兵种部队，使蒋介石的中央军朝着近代化迈出一大步。在军事教育方面ツ，建立了各军兵种的训练学校，完善了军事教育体制。对于中国军事近代化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四任顾问团长汉斯.冯.塞克特是德国国防军的缔造者，在一战后主持德国军队的编遣，被称为“国防军之父”在德国军界享有崇高声誉。正是这个原因，使他成为蒋介石重点关注的对象。塞克特于1933年4月启程来华作短期访问。5月，塞克特与蒋介石在庐山进行了长谈。期间，塞克特向蒋介石谈了关于新式军队的建设和训练的问题。随后赶赴华北，视察了华北的对日前线军队。6月，婉拒了蒋介石的邀请，启程回国。为了答谢中国政府的款待，回赠了《陆军改革建议书》。在这份建议书中，详细阐述了他对国民政府整理军队和对日备战的建议。经过中德双方的努力，在1934年3月，塞克特出任德国军事顾问团第四任团长。1935年3月，因为年老体弱塞克特辞去职务，回国修养。并于1936年底，在德国的家乡病逝。

塞克特在临回国之前，向蒋介石推荐了自己的助手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成为第五任顾问团长直到抗战爆发。法肯豪森在华的重要工作大部分都是围绕的中国对日战略完成的。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战略提供军事建议，继续训练国防军，以及发展中国的国防工业。1935年3月，法肯豪森正式出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当时中国国内情势非常紧张。国民政府虽然取得围剿江西红军的胜利，迫使红军开始长征，国内战事已经接近完成。但是，日本却在华北不断挑衅，企图使华北自治，随着国内团结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中日关系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边缘。同时，国民政府部署对日作战已迫在眉睫。自此，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工作重心从内战开始转移到对日作战上未了。

1935年8月法肯豪森向蒋介石提交《关于应对时局对策之建议》，全面运用早年旅日 ﭢ时对日军的详细研究，阐述了中国国防以及对日作战的战略构想。法肯豪森指出“目前对中国最严重最迫切的就是日本。日本非常熟悉中国的一切，并且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法肯豪森对于国民政府在处理日本在华北制造事端的“一再退让”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国民政府应有坚强意志，绝不能不抵抗就承认对方的要求，并且沉默的接受，此行为会助长日方的气焰。法肯豪森认为，日后中日之间的战争，日军将从华北南京两方面同时南下或者西上将中国东西切成两段。根据法肯豪森对日军的了解，他预测，日军会首先在华北挑衅，继而占领黄河以北的地区。然后从上海进入长江，攻击南京，并上溯至武汉。同时占领南京的部队与天津，山东方面的日军南北对进，攻占徐州。中国军队则退人大后方的川境。这与日后发生的中日战争如出一辙，似乎这就是日军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