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小说暴力主题的美学阐释

文学作品中将暴力与美学相结合产生的‘暴力美学’一词，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才流行起来的一个从形式感出发的批评术语。[1]女作家迟子建的暴力叙事同余华、莫言作品中对血腥暴力的暴力大相径庭，她是在柔婉、细腻、温情之中来书写暴力的，是为美好、和平作衬托，引起人们的思考，惊醒世人，创造和谐。这种对于暴力的美学处理与考量，同日本漫画家宫崎骏有异曲同工之妙，核心是表现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平主义及女权思想的深度思考与探究。

迟子建作品的暴力画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与自然间的暴力关系

人与自然间的暴力关系在迟子建小说中主要围绕着生存展开，因此这种暴力是指人们为了生存，遵循自然法则而进行的一种暴力行为，在迟子建的小说中，主要表现在狩猎方面，即猎杀。《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族人为了生存猎杀熊的场景描写：“枪响的时候，我的心也仿佛跟着蹦了出来，堪达罕的鲜血已把湖心染成黑夜的颜色”[2]对自然生存索取的敬畏感，使狩猎“堪达罕”的活动呈现出一种宗教仪式色彩。暴力在这次猎杀活动中不可或缺但却并未被过分渲染，而是以一种类似英雄死亡的悲剧色彩加以体现。无论是自然崇拜还是人定胜天，都是对于主客体间关系的一次认识，也将直接决定一位作家自身的认知能力与人文精神。

在自然疾病面前人们表现出了自身的弱势姿态，这种弱势表现在无辜的人们并未对自然采取任何行动，却遭到了自然无情的伤害。相反对于自然的贪欲索取同样会遭到自然疯狂的报复，但报复的对象往往是处于生存状态的底层群体，真正以来自然获取奢侈生活的人仍会超脱❧于自然之外，比如人们无限开发自然，自然，也必将反作用于人类，矿难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案例。《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通过矿难向人们展示了另一种自然暴力。作者不是直接描写矿难的惨相，而是通过对矿难及其原因的揭示，挖掘了矿难的社会原因和人们道德底线的失守，对矿工妻子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将暴力的场景消淡在道德的追问与反思中。

二、男权话语下的暴力叙事

在男权社会中，掌握话语权力的男性对女性拥有着绝对的权威，甚至于对女性违ฏ反法律前提下的伤害在民间话语中也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从而使女性往往承受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伤害。作为女性作家的迟子建发现了，即使在现代中国，这种男权性话语权力依旧牢固地存在于整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女性受到暴力行为成为了一种普遍而极其正常的现象，同时她也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于是在她的作品中我们还会看到女性反暴力ฟ男性的情节。如《野炊图》中的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被强奸的描写极具典范性，因为这其中的男权话语与政治权力相结合。

然而迟子建对暴力描写的贡献就在于，她不只是以一味的述说女性的悲惨来换取读者的怜悯和施舍，相反，她还通过讲述故事来描写女性的奋起和抗争，以及受男权文化浸染女性自身的暴力。在《第三地晚餐》中陈师母冷静的讲述自己为捍卫权益而杀了丈夫和他情妇的过程。

北方女性的泼辣、大胆、敢作敢为、嫉恶如仇、不计后果的特点在陈师母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这种性格是和南方妇女的温婉、贤淑、胆小不同的。同早期东北女作家一样，迟子建的小说中对能体现东北女性暴力的描写也很多，正⌘如萧红笔下的王婆一样，陈师母身上突出地显露出东北的地域色彩，透露了东北女性对暴力行为的热衷。

三、战争背景下的暴力美学

战争暴力是暴力美学的重要组成，战争屠杀的场面往往使人感到人性的冷酷和残忍。同时战争又是考验一个民族承受力与宽容度的特殊景观，战争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往往以视觉的感官刺激为主要表现形式，无论我们如何美化、升华战争本身的意义，它带给参与其中的人们的永远是抹不掉的伤痛与痛苦记忆。迟子建的战争景观与其他作家相类似，仍然充满了血腥与暴力，人性的光辉几乎被抹杀殆尽。但迟子建的独特之处也恰在于此，同样描写战争，她却能通过精妙的叙述和细致的描写，在向读者展示战争血腥，批判冷血暴力的同时，也向人们透露出呼唤美好和平的信息。迟子建的小说，最能代表其战争暴力的是《伪满洲国》，其中有大篇幅的屠杀惨景。

迟子建是一个爱憎清楚、是非分明的作家，她写暴力，绝不是为了故事的需要而像余华、莫言热衷暴力描写一样，她写“暴力”是对“非暴力”的一种追求，是对美好人性、人类和平的一种执着向往。迟子建前期小说中这种暴力倾向不是很明显，自2003年以后作者将这种暴力直接表达出来，或许这正是作者对这个社会的一种渴望，希望那种安详、宁静、平安要永久的存在于人间。作者作为一个反暴力主义者的倾向作家，写暴力却希望暴力消失，写杀戮却盼望和平，迟子建对暴力的描写以及暴力美学的矛盾态度，表明了女作家具有的善良本性和崇高的人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