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NGO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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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组织的中国NGO 2.关于NGO的界定，在国际上没有普遍的共识。目前国内学界对NGO定义，有代表性的 大致有三种：广义的NGO是指政府和营利的企业之外的一切社会民间组织，它在外延上 包括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国有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其它组织；狭义的NGO是指严格符 合《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的社会组织，即官方概念 里的“民间组织”，在外延上就只有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类组织。中间的定义是在广义的外延上去掉国有事业单位或其它组织。 4.关于中国NGO的主要特征，除了NGO的非政府、非营利、非政党、非宗教、组织性、 志愿性等共性外，也有较多的人关注中国NGO的个性。有人指出，中国的社团在外表上 是新的社会团体，但在骨子里还是官办社团，这就是中国NGO的“形同异质”性。概括 而言，制度的束缚是中国官办社团的“形同质异”的根源。另有 学者认为，双重管理体制决定了中国社团“半官半民”的法律地位，也迫使它要从“官 、民”两种渠道寻找资源，并只能活动于“官、民”之间的中间地带。 从制度上分析，“官民二重性”是因为社团的自组 织成本高于官方组织成本的事实，使人们选择了进入官方组织，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 然，这是以牺牲自主性为代价的。 6.关于NGO的监督与管理。有学者认为，中国NGO发展要跳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 一收就死”的陷阱，关键是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对NGO的非营利性、使命与战略、项 目以及组织能力进行全方位的评估，以弥补政府监督的不足。换言之， “中国公益机构公共责任机制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强化外部监督，实现道德驱动的自律向 制度化自律的转变”。对于NGO的监管学界也提出了不同的设 计，但必须指出的是，我国NGO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也就是未定型的阶段，过分强 调构建NGO监管模式可能是不太现实的。

二、有关NGO的几对关系

功能性关系。就实然或应然的角度谈中国NGO与政府关系方面，有较多学者倾向于 认为或主张NGO与政府合作的关系更具体地体现为合作与依存，冲突与摩擦关系。当然，这其实是合作加建设 性批评的伙伴关系，而此时的NGO已然是上层建筑的新形式的代表了。 就所以然而言，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是公共职能社会化，这决定了政府改革需要并将推 动第三部门的发展。也有人认为20年来社团的迅猛发展是“集权失灵” 而非所谓“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的产物。社团具有关注社会问题、表达和综合特 殊群体的利益、沟通政府和社会关系的功能。" 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和国际环境，在政府主 导型现代化背景下，社会发展将经历国家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到国家法团主义再到社会合 作主义的路径。

三、评论

1.要有宽广的视野。中国NG∞O研究如果仅就NGO论NGO，其视野显然太狭窄。从纵的方面 讲，中国NGO研究应有一种大历史的视角或曰动态的、发展的眼光。脱离具体的历史环 境研究NGO是不可能的，也没多大意义。从横的方面来说，中国NGO研究应有一种国际的 视野。可以从历史的比较中找到理解问题的线索之外，似乎还可以从国际比较中发现一 些有用的东西，如日、德、法等大陆法系的或合作主义思想占优势的国家中，国家与NGO的关系与普通法系的英语国家如美国国家与NGO关系模式大异其趣，倒是与中国NGO 的特征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必然的趋同?有待学者去研究。，这类财界业界组织应归于NGO范 畴。如此一来，日本NGO与政府关系之密切就丝毫不亚于中国NGO与政府的关系，当然， 其活动方式等也还是有较大的区别的。)

2.要有正确的态度。中国人对NGO的态度呈现出两个极端：Ignorance和Myth。从英文 字面意义上讲，Ignorance是指由于无意的忽视或有意的轻พ视态度造成的 主体对客体的情况缺乏了解即不清楚、不知道的状态。这种Ignorance一方面是说中国 N GO研究缺乏自己的创见，整体上还处于概念引进和模式模仿的阶段，另一方面是说它 视 野狭隘，对草根的体制外的NGO关注不够。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NGO尚处在发育和 转 变之中，其力量尚十分弱小，在社会中的存在感不强，其个性也还远未定型，要对其 做 出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价，须有一个长时期的观察过程。其次是NGO研究在中国原本是 一 片空白，要有从一个概念的引进到创新的过程或从工具学习到对现实的本土关怀的过 程 。

与很多人对NGO的迟钝或傲慢相反的另一个极端——Myth，即对NGO的作用、功 能等过分夸大和拔高，表现出一种明显的NGO崇拜倾向。个中原由，是因为很多中国学 者在反省了精英主义的自上而下的激进改革路线之后，转而认为，通过基础性的自下而 上的以市民社会的发展达致政治现代化是中国的不二法门，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遂成为 其首要任务，而市民社会就是NGO或是以NGO为组织基础的。简 单地说，是对NGO抱有一种“新政治”的主观期待，期望这些新兴的第三种力量能担负 起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并进而完成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使命。但问题是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 可能取决于三个部门以及第三部门内部各类NGO的博弈结果，而不仅仅是NGO或市民社会 的发展。换句话说NGO或市民社会的发展仅仅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 件。

无庸讳言，我们研究NGO首先表明我们的某种价值关怀，也就是：从理论上把握我国NGO的特征、结构、生成、与外部的关系和活动规律等，在实践上弄清我国NGO发展的现 状、包括数量、规模、存在的问题、对我国社会可能产生的种种影响、政府的应对之策 ，从而对NG☤O的发展提供某种指导与预测。这种期待应该是理性但又不乏热情的，是一 种谨慎的乐观的态度。这是因为：对于NGO，无论我们是否或愿否注意到它，也不管是 用西方的“NGO”、“Third Sector”等概念，抑或是用中国的“社团”、“民间组织 ”等概念，它都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对我们的社会正在并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 个事实是我们必须正视并研究它们的根本理由。所谓谨慎是说，我们应该谨慎地借用西 方语境的概念工具来发现“社会事实”——但要注意区别该话语系统在适用场域上的差 异——防止削足适履甚至指鹿为马，并以谨慎的态度——既不漠视也不迷信地观察中国 的NGO。所谓乐观，是指我们对NGO应该抱持一种肯定的态度。毕竟，作为一种新生的事 物，它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必定对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要产生影响。我 们要做的是努力发掘其积极的一面，为我所用。而这一切又都将最后归结于这样一个远 大的志向——借用西方概念工具并尊重中西方在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以中国的本土 经验为基点，构建起中国化的N½GO研究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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