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ＯＤＡ政策变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1)论文
日本对华ODA是指日本政府对中国提供的用于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一种官方援助行为。1979年底以来日本开始的对华ODA，不光提高了中国的经济生活水平，还推动了两国间的关系，成为中日友好的主要象征。
不过，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走入困局，日本对华ODA开始趋于政治化。近年来，日本对华ODA“毕业论”一度甚嚣尘上。
关乎中日两国总体关系走向的日本对华ODA政策正在步入另外一个阶段。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新世纪日本对华ODA政策变化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日本对华ODA的新支柱。
这将有助于中国握住未来中日经济关系的主动权。
一、中日关系困局下日本对华ODA政策变化的原因 日本对华ODA由有偿资金合作（也称日元贷款）、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三部分组成。其中，日元贷款是日本对华ODA的主要部分，约占80%，它凭着0.75%～1.5%的低息以及30年～40年¢的还款期限等宽松的贷款条件，支持着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大规模资金项目。
日元贷款与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三管齐下，对推动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建设资金不足、技术管理落后的情况下，作用极为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成为对我国提供ODA数额最多的国家，约占世界各国对华ODA总额的三分之二。
截止到2011年，中国已经接受日本对华ODA3·1万亿日元（合1651多亿人民币）。日本对华的0DA，帮助中国不断完善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环境保护、教育、医疗设施以及人才培养等项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小泉上任以来，完全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声，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其强硬和偏执的行径事实上导致了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的急速滑坡，两国民众互信的根基不断发生龟裂。
在中国民众眼里，日本在中日关系陷入谷底的时候不断削减对华援助的数额，甚至提出有关的对华ODA“毕业论”，玩弄对华援助牌，居心叵测。日本违背一直以来的“政经分离”的援助原则，把“政经挂钩”的做法运用到中日温热的经济合作中。
日本这种卑劣的行径必将动摇中日两国间仅有的经济共同利益，从而破坏中日关系的大局。 不过，从日本ODA实施的标准来看，从冷战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日本的发展状况、中日国力变化的对比情况来看，中国民众倒是应该冷静地认识到：日本不断削减对华ODA乃至最☼终停止资金援助乃大势所趋。
首先，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国内财政紧张。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地增长，经济发展前景广阔。
对华长期处于绝对贸易优势的日本，随着优势地位的丧失，日本试图通过削减对华ODA来抑制中国的发展，缓解自身经济衰退的压力。 其次，当前日本国内社会总体走向€保守化，政治右倾化以及该民族根深蒂固的岛国心理是影响日本削减对华ODA，甚至炒作对华ODA“毕业论”的社会原因。
长期生活与海岛的日本人危机意识强烈，面对世界上各国激烈的综合竞争，特别是看到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心理紧张，自卑情绪开始作祟。而当前在总体趋于保守化的日本社会里，右翼势力、保守分子处于强势地位，他们竟然把本国经济的不景气归咎于中国的经济崛起，把中国看成是对外输出“通货紧缩”、造成日本出现“产业空洞化”的元凶。
“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甚嚣尘上，在这种思想的误导下，日本国民认为日本无须再向一个壮大的威胁国家提供援助，助长了日本国内对华ODA“毕业论”的论调。 再次，中日两国在能源开发上出现的矛盾成为日本对华ODA缩减的导火线。
当初日本对华ODA，其中一个重要动因就是日本看准中国的能源，以经济援助换取中国的能源供应。但是，自从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两国原先的垂直分工的互补性资源条件不复存在，而且走向竞争的关系。
中日在俄罗斯石油管道、东海油气资源开发和海洋划界等问题上纠纷不断。世界能源危机造就中日间原有的贸易形态，从互补性转向竞争性，直接影响了日本对华ODA的供应项目和金额。
最后，日本削减对华ODA，其根本原因在于冷战后日本基于变化了的国际政治环境而部署的国家战略。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宣称要走向政治大国，公开将日本的ODA政策纳入本国的外交战略体系。
日本毫不掩饰其ODA政策要与日本的国家利益、外交战略相挂钩，ODA要作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战略性投资资本，发挥超越纯经济领域的政治安全效应，借助日本在ODA方面的主导地位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以占据亚洲地区的主导权。在迈向“国际大国”的道路上，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冷战后中国经济不断崛起，在国际事务中不断表现出重大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这对于经济景气不再、政治总体走向保守化的日本来说，从亚洲地区崛起的中国从现实的权力政治角度来看至少是一个战略竞争对象，日本如果一如既往地援助中国，无异于“养虎为患”。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 从2011年底开始，日本对华ODA的去留问题开始被政府提上议事日程。
从此，日本国内关于停止对华ODA的论调一直甚嚣尘上。2011年11月28日，小泉曾表示，“ODA已经到了该‘毕业’的时候。
”而在去年的3月23日，日本政府宣布，“冻结新财政年度的对华贷款计划”。日本显然是在对华打ODA 牌，试图借此扭转外交劣势，附和极端右翼的反华言论，对华摆出“隐性经济制裁”的姿态以软化中国的对日政策。
只不过日本不得不考虑到对华ODA特有的历史意义及其政治背景，全面停止对华ODA尚需一段缓冲期，故而于6月6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
三、外相麻生太郎等阁僚，在首相官邸召开“日本政府海外经济合作会议”，决定解冻2007年度对华ODA援助。 其实，抛开两国间的爱恨情仇不谈，据日本ODA政策既定的实施标准，日本停止对华ODA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首先，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援助标准，通常情况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NP达到1500美元后，日本不再提供无偿援助；当一国的人均GNP达到3000美元后，日元贷款将被停止，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NP达到5000美元后，技术以及人才方面的援助也终将停止。
中国2003年人均GNP约1100美元，按照目前中国约9%的经济发展速度，4年后的中国就可以达到日本外务省“1500美元”的标准。另外，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日本高层如小泉、町村信孝等曾在不同场合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日本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停止对华ODA。
诚如冯昭奎所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从1979年开始的日本对华ODA总有一天是会结束的。日本对华ODA终将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历史过程，它将成为从1972年中日复交直至21世纪的中日关系史的一段重要插曲。
二、探寻中日经济合作关系的新支柱 按日本实施ODA的标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在中日存在战略竞争的情势下，日本对华停止ODA将是大势所趋。对此，中国应该坦然面对，在中日关系陷入困局时，中国不应该对日本ODA的续留问题上过分敏感。
去年3月12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绪方贞子访问中国，访华期间她透露日本将在2008年取消日元贷款。这意味着，到2008年日本将正式停止ODA对华项目中的日元贷款，ODA在中日经济交往中发挥的主要使命也将正式完成。
不过，她也表示“2008年取消日元贷款，并非取消全部项目，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技术合作项目还在实施”。而在7月19日，日本驻华使馆经济部参赞石川浩司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尽管到2008年日本将正式停止ODA对华项目中的日元贷款，但它不会影响到ODA的另一部分，即对华技术合作”。
可见，明确在“后日元贷款”时代如何与日本进行技术合作为主导的经济合作，关系到中日能否继续保持符合双方利益的经济“双赢”局面。ฅ 就现实而言，推动ODA的实施方向由资金援助型向科技合作型转变符合两国的ศ共同利益，这或许成为缓解当前两国紧张政治局势的突破口。
这是因为，对中国来说，无论从近期还是中长期考虑都极具重大意义。从近期看，中国承诺在2008年夏天为世界举办一场“绿色奥运”。
于是，借助高技术治理北京等地区的“沙尘暴”等环境问题关乎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从长远看，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务必维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要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必须确保能源的稳定供应和环境保护等两大问题。步入经济体制改革“深水区”的中国还需要大先进的技术，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而日本，在发展战略层面，历来强调“人类安全保障”问题，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日本只有将ODA等政策资源运用于环境、疾病等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才能切实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更何况中日一衣带水，两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两国在环境问题上休戚相关，共同致力于环境的保护，符合日本的国家战略利益。
在器物层面，日本拥有先进的智能管理技术、能源开发能力，而作为一个岛国，自身的市场和能源供给却极为有限。以技术为商品进行海外贸易成为冷战后日本提高自身综合国力的关键。
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技术的垄断性已经难以为继，其在跨国转移过程中实现商品化，成为一种商品，而且技术市场正步入买方市场。在国际市场可供选择和谈判的机会逐渐增多。
中国在实施“引进来”战略的过程中，全方位的对外政策形成“左右逢迎”的局面，倘若日本对中国的技术需求置若罔闻，中国尚可转而求助美国、欧盟。可见，日本害怕对华技术合作而给自身带来“飞去来器效应”，进而限制对华技术输出必将事与愿违。
综上所述，在 “倒计时”的阶段乃至“后日元贷款”时期，中日两国在技术和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大有空间，也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基于此，对处于中日关系困局中的中国而言，一方面要借助媒体力量向本国民众客观、积极地评价日本对华ODA的实绩，以消除民众的误解和猜疑；另一方面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出发，以中国当前的信息革命和振兴老东北工业基地计划为契机，拓展对日本NGO和NPO的沟通渠道，通过中日间多层次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影响日本对华经济合作的方向，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加强双方在能源开发的技术合作领域；并寻求中日双方在东北等内陆地区的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共同利益，把握日本对华援助的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