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近代史观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研究

一、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近代史观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在探索中前进的历史，许多青年才子提出了强国的主张并为之努力奋斗。在血雨腥风中经历了一场场运动，在一次次失败中给后人留下了警示。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出现，直到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的应用，中国革命才焕然一新，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近代史观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深远而有重大意义的。

毛泽东非常熟悉中国历史，他的中国近代史观是从社会实践需要出发的，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曾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应该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ฎ重要的帮助的。{1}毛泽东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和研究，认为必须继承历史优秀传统，总结历史经验用来指导新的☿社会实践。革命要取得胜利，要有革命的理论，要有历史知识，要深刻地理解历史，深刻地认知社会实际情况。毛泽东把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确立了唯物主义的革命史观，从而创建了新民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以自己的革命理论，批判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推行的和平与友谊的所谓友好的伪善性；指出了敌人的表面强大，实际上是纸老虎。

毛泽东唯物主义史观认为，中国近代还存在阶级斗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近代中国，历史形势错综复杂，不同阶层的人士提出了不同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中国共产党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美国的资助下，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开始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剿。也有人看不清卐历史的形势，以唯心史观为指导，妄称中国共产党只会阻碍中国的统一，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在舆论上为国民党反动派造势，其中蒋廷黻就是代表之一。改良派反对进行阶级斗争，主张社会的渐进发展，应全面走西化的道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而支持国民党反动派。还有中间派，既反对国民党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也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他们认为应在中国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共和国，实行联合执政。当中国革命进一步发展，国民党退缩江南之后，他们又主张所谓的和平政策，鼓吹划江而治。对此，毛泽东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认为必须实现国家和中华民族的统一。毛泽东的近代史观中，认为人民是社会的主体，革命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在革命的生死关头，他更鼓励人民努力向前，宜可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以人民群众为基础，以人民群众为目的，以人民群众为动力的唯物主义史观，改变了中国受压迫受屈辱的命运，人民群众最终创造了历史。

毛泽东的近代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他从不孤立地看问题，而是全面的多角度地看待问题。社会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个观点。中国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在客观上更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精神，激发起中国人勇敢拼搏的精神。毛泽东在中日邦交后会见日本人时也说，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就不会觉悟，不会团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同样，也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的血腥屠杀，也更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失望情绪，纷纷参加中国共产党，尤其是1927年的反革命大屠杀。最终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团结民众，一举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二、毛泽东近代史观的两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学习总结，吸收了历史学家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中国近代史各个方面的情况做了理论上的阐述。

（一）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与矛盾

近代中国，外国列强入侵，军阀混战，后来国民党表面上组成了统一政府，实际上各地军阀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各种矛盾互相交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在思想上人们很难统一。1939年毛泽东和在延安的几个同志合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准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文章认为外国列强入侵，绝不是要把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而是通过与封建势力相勾结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因此，中国社会的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二）关于农民的地位及作用

我国人口众多，但集中在农村，农村及农民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从以往的历史上看历代封建王朝的更迭多与农民起义有关，从秦代的陈胜吴广起义到近代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都足以说明这一点。毛泽东总结历史，认为农民是革命的动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毛泽东对农民非常重视，他认为农民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民是革命的先锋革命的骨干，也在有的文章中称农民是主力军。而且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正是由于毛泽东站在农民的立场，看到了农民的重要性，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并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在革命的策略上，他摒弃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军事策略，采取了与苏联不同的斗争方式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新的与中国国情相适合的革命策略。最终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率领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三、毛泽东近代史观的影响及价值

毛泽东近代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化。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正式开始在中国传播，开始影响中国近代的历史。20世纪早期的思想家们推崇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唯心史观相对立，已成为当时社会的先锋思想，令人注目。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完全照搬马克思主义思想是行不通的。中国革命在不断探索中曲折前行。毛泽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的近代史观为我国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原则，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典型的范例。

毛泽东在《新民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对中国社会现象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的矛盾、帝国主义特点、旧民ษ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等提出了真知灼见的观点，对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观点，在中国近代革命实践中，帮助中国人民厘清迷雾，认清道路，让人民在革命中看到了光明的前景，从而勇于面对困难和挫折，也极大地调动了人民努力拼搏的精神。这些观点也被史学研究者所首肯，成为人们的共识，是对中国社会的科学认识。因此，这些观点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毛泽东的论断成为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思想，最终上升为人民所认可的毛ฃ泽东思想。毛泽东制定的指导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给研究中国历史打开了宽广的道路：郭沫若、范文澜的许多工作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指示下进行的，毛泽东对他们的贡献都有重要评论。{3}总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析，为近代史学家如何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做了成功的范例。

毛泽东的近代史观对历史学家也有重要的影响。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全面地分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著作中鲜明的人民大众立场，表现了其正确的历史观。他通过历史事实证明了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从史学的角度证明了毛泽东近代史观的正确性。他的史学研究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也对后来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胡绳在1948年出版了历史著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以唯物主义史论的方式论证了帝国主义侵略与人民的反抗斗争贯穿了中国近代史。他说：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4}他也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的所谓资本主义完成不了，只有中国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这部著作出版后深得人心，不断再版。这两部著作都受到了毛泽东近代史观的影响，也都为后来的历史学研究起到了开拓的作用，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的新的范式，确立了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

我国的政治历史是一部关注社会现实的政治历史，毛泽东坚持了这一历史传统，通过进一步总结古代社会的历史，分析研究现实中的社会国情，得出了许多经典的结论。1981年，在谈到历史研究时，胡绳提出：要结合现实的需要进行研究，有所侧重，有所创新，既要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去说明历史，又要从实际需要出发着重说明那些应该着重说明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问题》中也明确指出：研究近代史，就是要通过这个时代的阶级、阶级斗争的具体研究分析，揭示出这个时代的历史发展、阶级斗争规律来为当前斗争服务，满足当前斗争需要。毛泽东是务实的，他的近代史观是为社会现实、为革命斗争服务的，他以史为鉴，以社会现实为指针，所得出的历史结论很好地指导了社会实践，为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做了理论上的指导。今天，我们探讨毛泽东的近代史观及其影响，也不应仅仅做为学术上的研讨，也要与时俱进，为今天的社会发展服务。

注 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3}刘大年.刘大年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53.

{4}胡绳.胡绳文集（1979-1994）[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