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武威汉简《仪礼》的版本问题

内容摘要：简本《仪礼》现存九篇，每篇都有完整的篇题。这些篇题与石经本、今本《仪礼》的篇题相较，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诸篇题之间是什么关系，诸本之间又有什么联系，从此角度出发展开讨论，通过分析各篇题之间的具体关系，可以揭示它们之间在版本上的联系，进而推求简本《仪礼》的版本问题。

关键词：武威汉简；《仪礼》；篇题；版本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5）01-0086-05

Abstract： The Rites and Ceremonies preserved in Han Dynasty bamboo slips consists of nine chapters， each chapter with a complete title. There are som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itles of the bamboo and stone versions and the version available today. This paper first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itles and different versions and then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the bamboo version.

Keywords： Han Dynasty bamboo slips from Wuwei； Rites and Ceremonies； chapter titles； versions

武威汉简本（下称简本）《仪礼》的出土，不仅是考古学上的大事，也是“《仪礼》学”上的大事。它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至今现存最早的、全新的《仪礼》版本。关于简本《仪礼》的版本问题，前贤学者论述并不多，仅就笔者所见，盖不出陈梦家、沈文倬、王关仕三家之说。他们多是从考古学、文字学的角度出发，考求简本《仪礼》的版本问题。各家之说虽然各有所长，但仍有可商讨之处。

简本《仪礼》存九篇，各篇都保存着完整的篇题。这些篇题与东汉熹平石经本（下称石经本）、今所存十三经注疏本（下称今本）《仪礼》的篇题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诸篇题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诸版本之间又有什么联系，本文欲从此角度出发展开讨论，希望通过分析各篇题之间的具体关系，来揭示它们之间在版本上的联系，进而推求简本《仪礼》的版本问题。这一新的角度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启示，故不揣浅陋，陈论如下，以求证于博雅君子。

一 简本《仪礼》概况

1957年9月，甘肃武威磨咀子六号墓出土了一批极有价值的汉简。这批汉简主要包括九篇《仪礼》的竹木简和其他一些杂简，“存四百六十九简，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二字，首尾完整，次第可寻”[1]，整理者根据竹木简的内容和形制，将其分为甲、乙、丙三种本子。甲本是木简，字大而宽，存有《仪礼》七篇，每篇都有篇题，它们是《士相见之礼》、《服传》、《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射》。其中《士相见之礼》为完篇，共有16简，篇末记总字数为“凡千二十字”；《服传》简有残缺，共有60简，篇末不记总字数；《特牲》简有残缺，共有53简，篇末记总字数为“凡三千四百卅字”；《少牢》简有残缺，共有47简，页码题于简背，篇末记总字数为“凡三千九百五十四字”；《有司》简有残缺，共有79简，页码题于简背，篇末记总字数为“凡四千八百字”；《燕礼》简有残缺，共有53简，经文载于第1―47简，篇末记总字数为“凡三千六十六字”，记文载于第48―53简，篇末记总字数为“记三百三文”；《泰射》简有残缺，共有114简，篇末记总字数为“凡六千八百五十八字”。乙本为木简，字小简窄，仅有《服传》一篇，简有残缺，每简书有两行，共有37简，篇末不记字数。丙本是竹简，仅有《丧服》一篇，简有残缺，共有34简，篇末记总字数为“凡千四百七十二字”。

二 简本《仪礼》的篇题

简本《仪礼》篇题与今本相同，分为外题和内题。“所谓内题即在篇首经上者，所谓外题即在卷外或经前者。”[1]12简本《仪礼》诸篇之内题皆书于每篇之首①，篇题之下即是正文，中间无空格或其他符号。甲本七篇内题为：《士相见之礼》、《特牲馈食之礼》、《少牢馈食之礼》、《燕礼》、《泰射之仪》，《服传》、《有司》篇无内题；乙本《服传》无内题；丙本内题为《丧服》。简本《仪礼》诸篇之外题（包括篇次）一般皆书于每篇第一、第二简简背②，其中第一简简背书篇名，第二简简背书篇次。甲本外题为：《士相见之礼第三》、《服传第八》、《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第十二》、《燕礼第十三》、《泰射第十四》；乙本外题为：《服传第八》；丙本《丧服》无外题。

汉简《仪礼》九篇中，甲本《有司》、《服传》，乙本《服传》都没有内题。从今本《仪礼》来看，《既夕礼》、《有司》也只有外题，没有内题，其他诸篇皆有内题和外题。陈梦家先生认为“凡属于分出之篇如《有司》、《既夕》是没有内题的，它本身属于前一篇的下篇，《别录》所述甚是”[1]13；又“刘向《别录》称《既夕》为‘《士丧》下篇’，《有司彻》为‘《少牢》下篇’，则是有意义而正确的，因此四篇实际上是两篇四卷（册），由于篇幅的过长而分卷（册）的。武威甲本同于两戴本，别出《有司》于《少牢》，自立篇名，已在十七篇题业已固定之后。但甲本的《少牢》和《有司》还表示了一些分离不久的迹象，第一，它不称《有司彻》而称《有司》，是在《有司彻》名称固定以前；第二，它虽然已分为两篇，然七篇中唯此两篇的页数写在简背面。”[1]12陈氏所言甚是，汉简甲本《有司》没有内题，今本《既夕》、《有司》也没有内题，其实情况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前一篇的下篇，由于篇幅太长而分为上下，如果要给它们加上内题的话，应与上篇的内题相同。 丙本《丧服》篇只有内题没有外题者，陈梦家先生云：“丙本《丧服》仅有内题而无外题，则由于丙本乃单行的《丧服》[1]13。”丙本《丧服》是竹简，字大，每行容字少于甲本，共34简，无页数，无背面篇题（即外题），书篇题（即内题）于篇首，在内容上只有经、记，无传。与今本《丧服》相较，其经、记无所删节，与今本同。由此可见，丙本《丧服》是经、记、传没有结合前的一个单经或单经记单行本。从时间上来说的话，丙本《丧服》早于经、记、传结合在一起的甲本和乙本《服传》，甲、乙本《服传》又早于《仪礼》十七篇之定型本。

三 简本、石经本、今本《仪礼》

篇题间的关系

简本及其篇题情况已经论述如上，为了便于比较诸本《仪礼》篇题间的关系，今将石经本、今本《仪礼》及其篇题情况简要论述如下。

东汉熹平四年（175），灵帝接受议郎蔡邕等的建议，立石经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近世出土汉熹平石经残石，所存《仪礼》部分并不多，据马衡先生《汉石经集存》所载《仪礼》类残石，经文有64块（392―455）{1}，校记有2块（456―457），不知篇名的残石有13块（458―470）。在这些残石之中，仅《乡饮酒礼》一篇保存有完整的篇题，其外题占一行，顶格，书曰“乡饮酒第十”；内题另起一行，顶格，书曰“乡饮酒礼”[2]，内题下即是正文，中间无空格或其他符号。张国淦先生在还原熹平石经所做的碑图中，将《仪礼》篇题之外题定为：《冠礼第一》、《昏礼第二》、《相见第三》、《士丧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彻第九》、《乡饮酒第十》、《乡射第十一》、《燕礼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礼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觐礼第十六》、《丧服第十七》，将内题定为：《冠礼》、《昏礼》、《相见礼》、《士丧礼》、《士虞礼》、《特牲礼》、《少牢礼》、《公食礼》、《聘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礼》、《燕礼》、《觐礼》、《丧服》，其中《既夕第五》、《有司彻第九》无内题[3]。张氏所定之篇题正与熹平石经残石所存“乡饮酒礼”篇题相合。石经之篇题盖如是也，其外题为“某某第几”，内题为“某某礼”。

今本即现在的十三经注疏本，它是《仪礼》十七篇定型后的本子。从源头上来说，它属于郑注本，是郑玄采择《礼古经》对《小戴礼》的注释本。今本《仪礼》是在经历了简本、大小戴本、古文经本之后所形成的最终定本。今本《仪礼》的篇题也包括内题和外题，其外题一般作“某某礼第几”，内题一般作“某某之礼”。为了便于比较各本之间的关系，今将简本、石经本、今本《仪礼》各篇题情况列表如下（表1）：

简本、石经本、今本《仪礼》篇题之间的特点与关系，陈梦家先生云：“简本在简背作‘某某第几’（外题），在第一简正面经开始前作‘某某之礼’（内题），今本则每篇之前一行‘某某第几’，在经文开始前作‘某某之礼’。熹平石经亦是如此，如《汉石经集存》第414号，第一行顶格‘乡饮酒第十’，第二行顶格‘乡饮酒礼。主人就先……’。熹平石经的这种体例，当仿自简本，而今本则仿自石经。”[1]12陈氏认为熹平石经的体例是仿简本，而今本则是仿经本。以此论之，那么石经本则成了简本与今本之间的过渡本。此论是否成立，这就需要仔细考虑。先从外题上来看，简本外题与石经本外题相同，两者皆作“某某第几”{1}，而今本作“某某礼第几”，与简本、石经本相较，今本则多一“礼”字。由此可见，如果从外题上来说，简本之外题更接近于石经本。陈氏认为“熹平石经的这种体例，当仿自简本”，则有一定的可能性。从内题上来看，简本内题与今本内题相同，两者พ皆作“某某之礼”，石经本则作“某某礼”，与简本、今本相较，石经本则少一“之”字。从内题上来说，简本之内题与今本更相似。由此看来，今本之外题似有仿自简本之痕迹，而陈氏认为“今本仿石经”，则是值得商榷的。综上可知，如果单从诸本篇题间的关系来看，简本的外题更接近于石经本，内题更接近于今本。

四 简本《仪礼》的版本问题{2}

简本究竟为何本，至今没有定论。陈梦家先生认为是庆氏本，他在《武威汉简》中说：“武威本既不是两戴本或《别录》本、郑注本，那么它最可能的只有是庆氏本了。”关于简本与今本、两戴本篇次及文字上的差异，他又解释说：“当我们看到武威七篇篇次与今本或两戴本的不同，《服传》与《丧服》的不同，及经文字句的出入，字形的互异，我们只能解释它是家法上的差别[1]14。”沈文倬先生则认为简本应该是古文或本，他在《〈礼〉汉简异文释》中说：“予既研讨有年，以郑君《礼・注》所迭今古文比勘考核之，然后知此简为《礼》今文、《礼》古文以外之古文或本也。”[4]王关仕先生在《仪礼汉简本考证》中说：“简本以《士相见》最为完篇，虽缺三处，可度其长短，依字例以补足，故据其末简‘凡千二十字’核对现应有字数，得知其为今文家删削之本；依今本及郑注今古文，补其删削脱夺，除去笔误衍文，则今于所见字数，是知其底本为古文也。”[5]又云：《特牲》、《有司》、《燕射》、《大射》底本“情形类《士相见》”。由此可见，王氏以为此简本是今文家对古文本的删削本。尽管学者们对简本《仪礼》的版本情况尚有争议，一时难以决断，但是各家之说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陈梦家、沈文倬、王关仕等前辈学者在简本《仪礼》版本问题上的讨论多是从考古学、文字学的角度出发，去推求简本《仪礼》的版本问题。当然，这是一种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另辟蹊径，从与简本相关的诸本（石经本、今本）入手，通过具体分析它们之间的版本渊源以及在篇题上的相互关系进行综合判断，这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熹平石经刻于灵帝熹平四年（175），完成于光和六年（183年），经历了9年的时间。关于石经的刊刻，《后汉书・儒林传》云：“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3}，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6]所刻诸经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所刻诸经皆是当时所立于学官之今文经，《仪礼》亦是如此。今文学家恪守师法、家法，绝对不会容许有古文经的内容窜入其中的，更不用说是刻于碑石之上作为万人楷模的石经。由此可知，熹平石经所刻是今文经。 今本《仪礼》出自郑氏，《后汉书・儒林传》云：“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6]2577郑玄以《古礼经》校《小戴礼》，杂糅今古文，今文《礼》中遂窜入古文内容。郑注本一出，其他各本便渐渐亡佚。由此可知，今本是今古文经的混合本。

简本、石经本、今本的版本情况如上所言。如按陈梦家先生之说，“石经是模仿简本，今本是模仿石经”，简本流传于西汉末年，石经刻成于东汉灵帝时期，今本成书于东汉末年，从三本流传时间上来看，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三者有时间上的先后关联，就断定三者之间的承继关系。况且，就文字方面的差异来看，陈氏取简本与今本中的今古文相较发现：简文同于今文者有76例，同于古文者有30例，不同于今文古文者有20例。由此可见，陈氏将简本断为今文经中的庆氏本，并把其中文字上今古文的差异解释为家法的上区别，显然是不合理的。简文中既有今文、古文，也有不同于今古文的内容，沈文倬先生将其断为今古文经以外的古文或本，如果单从文字的异同方面来说，是有道理的。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简本的外题更接近于石经本，内题更接近于今本，这就可以说明简本与石经本和今本都可能有密切的关系。在外题上，简本更接近于石经本，石经本属于今文本，并晚出于简本。石经本为今文经本，其所采择之本也必当是今文本，如此说来简本中则有今文经的内容。

再从内题上来看，简本内题与今本内题相似，今本晚出于简本，是混合了今古文的本子，它的内题既有可能采择今文经本，也有可能是采择古文经本。今本之内题不同于今文经的石经本，却与简本相似，那么简本中还有古文经的内容。

简本中既有今文经的内容，又有古文经的内容，那么简本到底是今文本还是古文本呢？我们认为简本最有可能是今古文的混合本。若是如此，其中又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简本的底本是今文经本，中间窜入了古文经的内容；二是简本的底本是古文经本，中间窜入了今文经的内容。东汉时期，被列于学官的是今文经学，今文学家在诸经的传授过程中，仍遵守着严格的师法、家法，为了保持今文经学的统治地位，他们是极力排斥古文经学立为学官的，为了保持今文经的纯洁性，他们是不会容许古文经的内容进入今文经中的。东汉一代，古文经只是在民间私相传授，虽然发展兴盛，却始终没有被列为学官。因此，我们所假设的第一种可能性“简本的底本是今文经，中间窜入了古文经的内容”的情形是不可能的。

简本的形成只可能是第二种情形，“简本的底本是古文经本，中间窜入了今文经的内容”。我们知道，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字写成的，到了汉代，能够辨识古文字的人已经很少，£为了能够辨识、传授古文经，必须把先秦古文字转化为当时通行的隶书。在这一隶定过程中，由于隶定人的水平不一，则极有可能参考已经流行于世的今文经本，而使今文窜入其中，形成一个类似于简本的今古文杂糅的本子。简本中那些既不同于今文也不同于古文者，盖是由隶定者的水平和隶定时取舍不同所致。由✈此观之，古文本在隶定过程中，是由多人完成的，有多少隶定人，盖会形成多少种古文本，简本或许只是其中之一。

沈氏从简本异文出发，详细考证，认为简本应是“《礼》今文、《礼》古文以外之古文或本”。“《礼》今文”是指今文经，“《礼》古文”是指古文经。简本是否是古文经之外的古文本，或者简本与古文经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简本确实是出自ข古文本。王氏从简本的今古文、异文、异辞、章句、句读出发，通过认真严密的考求，进而认为简本当是以古文本为底本而形成的一个杂糅今古文的本子。由此可见，王氏亦认为简本出自古文本。二家之卓识在一定程度上正与本人拙见相合，这就从一个新的角度证明了简本确实出自古文本。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武威汉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4.

[2]马衡.汉石经集存[M].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1976：46.

[3]张国淦.汉石经碑图[M].辽宁省城：关东印书馆，1937： 29-43.

[4]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244.

[5]王关仕.仪礼汉简本考 Ü证[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153.

[6]范晔.后汉书[M].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2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