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个纺织女工

上世纪90年代末期，纺织城，这一计划经济年代西安最大的工人居住区，成了下岗重灾区。多年以后，走出纺织城的下岗女工看似轻松开朗的背后，隐藏着无法言说的遗憾和忧伤。过往的真实生活，隐没在那一片沉默、和一闪而过的落寞眼神之中。

“你是纺织城的？”当三厂子弟李艳红被他人一眼认出“纺织城的人”时，她既吃惊又欣喜。纺织女工身上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相似味道。

今天的纺织城，伴随着工厂由盛而衰的变迁，众多纺织工人十几年如一日的青春汗水，以及昔日的美好，如今的没落，那种似被抛弃的窘境，和他们的人生命运交织在一起。

“纺织城害了一两代人。”李艳红怨愤地说。

23年与6万

自1986年以后，纺织厂就没有正式工了，周莉军赶上最后一批。那时候能当上工人，是让很多人羡慕的。

在这个曾经辉煌的棉纺基地，往往一家两代人都在一个工厂。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自认是“工厂的主人翁”，从来没有培育自主谋生的技能。

企业红火之时，周莉军还是无忧无虑的孩子，是在浐河边玩儿大的一代。“我母亲退休时，拿着几乎和她进厂时相同的几十块钱工资。”直到周莉军初中毕业，一家四口还挤在一间18平方米的房子里。“三厂福利房，按工龄分，太艰难了，按工龄排，前面的老工人太多，就这么一年年盼过来的。”

尽管如此，父母还是坚决主张女儿通过招工考试进厂，成为一名和他们一样的纺织工人。“那阵子个体经济还比较少，大家都觉得进国企后有个铁饭碗，根本ฑ想不到自己去闯事业，也没那个胆量。”周莉军说。

小学、初中、进厂。纺织城把周莉军从一个懵懂的孩子，培养成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人，有着高度的职业精神和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到最后无论是打工、跑业务，还是做生意都是如此，这几乎是她生存下去的法则。

在上世纪末，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东郊纺织城区域化的计划经济模式惨遭淘汰，企业开始走下坡路，大量职工下岗。

计划经济使纺织城的面貌数十年不变，这种一成不变的背后，也浸染了周莉军这一代纺织女工的困顿生活。

40岁那年，工厂难以为继，周莉军被“改革”了，买断工龄下岗了。“23年工龄，我只拿到了6万块钱。”

无奈的抉择

“如果这个工作你不想要的话，到社会上就没工作了。”1989年，高中毕业的李艳红当时就面临这样的处境。“那会Σ儿对外招聘的单位特别少，你要没个后门啥的，根本进不去。”

周莉军刚进厂时效益还行，慢慢就不行了。“那阵人的思想挺单纯的，当时年轻，不到20岁，也感觉不到有多累，不知不觉就30多了。之前从没想过不要这份工作到外面去干。”

30岁的时候，周莉军好多同学劝她到外面去干，工资高，工作也轻松。加之那阵子厂里效益不行，出去干的人也不少。周莉军也想过出去，但父母坚决反对。“其实早出去的人也挺好的，最起码把眼界开阔了。在厂里就局限在这块，整天跟着机器转，不是厂里就是家里，很少跟社会上的人打交道。”

国营工厂的凋蔽，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2008年，纺织城失业的人更多了。2009年，唐华三棉政策性破产前，周莉军一个月工资是600元。厂里将近10年没涨过工资。儿子的学费、生活费，让她毅然选择拿钱走人。23年工龄，换了6万块钱。昔日穿着工装，浩浩荡荡涌进工厂大门的那种阶级骄傲感，就这么随风而逝。

“买断的时候，厂里一再说叫职工想清楚。”当时厂里让工人自由抉择：可以留厂，也可以买断工龄。“记得那会儿，省上领导为这事儿还专门下来，对厂长说，‘你看看你们把职工都穷成啥了？’”

周莉军自己也从来没想到，厂子能有这个结局，一说买断，大家都高兴，居然没有一个职工再把企业当家了。“因为那阵工资太低了。30年工龄的人才拿八、九百元。你想，有这机会，还不如出去干呢，说不定出点力能挣大钱呢。”

破产的迷茫

国棉六厂的红火持续到90年代初期，渐渐地效益一天不如一天。“红火时，有干不完的活。”六厂下岗女工王艳琴回忆道。

1995年厂里突然公布了一个文件，四处宣传，要彻底打破社会主义模式的铁饭碗。王艳琴一开始不以为然，她觉得和当时的促进生产的学习活动一样，这些宣传用不了多久就会过去。“那时候觉得不可能，这厂子这么红火，咋可能把铁饭碗打破？”

1997年以后，工厂开始减员增效，开始“放人”了。车间里贴的标语是：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这让王艳琴有웃点心慌了，“说不定哪一天真的会失去这个饭碗。”

几乎是一夜之间，拥有6000多名职工的国棉六厂，就瞬即走向了破产的边缘。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浪潮中，国家准备对亏损严重的纺织行业进行“压锭”减员“增效”。1997年11月，中国纺织总会提出必须在3年内淘汰1000万锭纺锭；1998年，六厂开始“压锭”，一半机子都停转了。工人“一刀切”，40岁以上的都被迫下岗。

1998年席卷全国的“棉纺压锭”政策，是政府为了给国企解困，把纺织行业作为突破口，定下了三年压缩1000万陈旧落后棉纺纱锭的任务。这边一压，那边民营企业却起来了，更对纺织城造成了巨大冲击。由于国棉六厂是单纱厂，利润比其½它厂低，所以受到的冲击也最大，成为第一批退出历史舞台的棉纺企业。

这一年，王艳琴被迫办理了退休手续。“过去给六厂贡献了那么多年，现在成了要啥没啥的废人。”

离开的伤痛

现实是这些跟机器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纺织女工，必须走出工厂，自谋出路。

最难的转变是从面对机器到面对人。对她们来说，如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差异一般，让人困惑。

离开工厂那阵，儿子正在上学，周莉军负担很重，学费、生活费是一大笔开销。她给超市送过货，给茶叶公司包过茶叶，也做过小生意。“那阵到处跑，也顾不上孩子，我在北关找了份工作，早上6点上班，要倒两趟车，晚上8点才能回来，几乎白天都在外面买着吃。”儿子今年技校毕业ป，在火车站上班，周莉军这才“放下心来”，人也轻松开朗了起来。

如今，李艳红和周莉军不约而同又回到浐河桥边，命运的轨迹画了一个圈，又将她拢到了一块儿。如今两人同在沁水新城的万洁家政打工，担任家政主管和外派主管的工作。曾经清澈的浐河水，现在日渐干涸，两岸拔地而起一栋栋高档社区。李艳红和周莉军也正努力将更多的下岗姐妹，输送到浐河沿岸的高档社区从事家政服务工作。

曾几何时，下岗女工成了东郊家政市场的主力军，万洁家政的月嫂大部分是纺织厂的下岗女工。不少人专门要求纺织女工做月嫂，她们的口碑来自一代女工的职业素养。下岗女工为什么受欢迎？他们有集体荣誉感，是曾经出自国营大厂的人。

2012年，月嫂的收入平均达5000元左右，今年有的甚至高达近万元。“凡是做家政服务的下岗女工，都不愿告诉周围的人。“还是有一定的心理障碍，毕竟这个行业还是给人一种卑微的感觉。”李艳红说，“有的出去干了几年不适应，又返聘回厂了，他们宁愿少拿钱，也要证明是‘国家的主人’。”据说目前至少三分之一都回厂了。

艰难再就业

2月15日，下午4点，杨爱丽在六厂前进社区综合楼培训室上课，台下是想从事家政行业的新学员。从早上9点讲到下午4点，她的嗓子已经有点沙哑了，但仍兴致盎然。看得出她十分享受在讲台上传道授业的过程。

杨爱丽属于主动较早离厂、较早适应的一批下岗职工。2005年，她创办了百姓家政公司，打造“纺织月嫂”的品牌。“反正我们下岗的姐妹也多，看到家政前途挺乐观的，但是没想到做起来这么难。”片刻沉寂之后，杨爱丽向记者展示创业以来获得的各项荣誉。

创业当年，杨爱丽就被评为灞桥区三八红旗手、劳模，连续几年当选为灞桥区政协委员。“起码咱们家政也有一席之地了，这几年我前后培训了上千名家政服务员。我原来是细纱车间，就是上班到下班一刻也不能停的那个车间。累啊，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哎，往事不堪回首。”

杨爱丽为记者播放收藏的凤凰大视野纪录片《纺织姑娘》。画面中，杨锦麟走进原国棉六厂已经停产的车间，机器设备出售一空，只剩下一片破败的厂房。“那就是我们以前的更衣柜，三个人一个柜子，我们就在那儿换工作服上班。对我而言，现在就剩那棵桂花树一点念想了。”杨爱丽望着画面喃喃着，眼中发散出复杂的神情。

“纺织月嫂”商标是杨爱丽的创意，找人设计的。商标中间是一个戴着白帽子和白围裙的纺织女工形象。当初和她一起下岗的女工，有不少都到外地打工去了，山东、福建、新疆到处都有。

杨爱丽是纺织城的第二代纺织女工，我父母是支援大西北从上海过来的。小时候在外婆家长大，所以她说自己有一种南方人“说干就干”的闯劲儿。“北方人谁干这啊，又不挣钱，还婆婆妈妈的。我是觉得下岗女工需要一个领头羊，也能充实一下自己。没想到这一干，想放都放不下了，有那么多跟着我的姐妹要生存，虽然干得挺费劲，但我还是会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