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对产业结构升级与NVC塑造的驱动效应的阐述

自2012年1月1日上海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内启动营改增试点后，营改增的改革基本方向是沿着行业扩围和区域扩围两个基本方向试验。其区域扩围结果是营改增会产生税收洼地效应和跨地区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其行业扩围结果是营改增能够避免国内的税收汁地效应，确保行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无论是哪一种营改增试验，其共同结果是营改增能够避免重复征税以及因适用税率水平变化而带来的税负变动效应。目前尽管有学者论及营改增的双重效应促进了企业分工细化和技术进步，但还没有人从战略视野角度去研究营改增驱动效应促使企业分工细化所培育专业化市场以及技术进步所导致产品链的分工网络形成，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国家价值链的塑造形成，而只有对此研究才能真正理解政府着力推进营改增改革的战略意义与重大价值之所在。

一、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营改增的驱动效应

通过营改增为着力点促进税制优化，可消除服务业发展的税制瓶颈，促进服务业带动第二产业协同效应，以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此，以营改增为契机，可以推动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借此重新整合中国产业关联和循环体系以及小同区域的中国产业之问的关系结构，以达到重新构造以现代服务业体系导向的NVC，从被俘获的GVC的突围中获得突破口，使中国制造演变为中国创造由域外的依赖关系改造成以我为主的域内中心控制关系，由GVC中的被动承包、接包关系变成自主选择的承包、接包关系，或自主的发包关系，由低端的奴隶变成高端的地主。显然，这场营改增的改革是关系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与NVC塑造能否成功的革命性变革。

基于专业化服务市场的营改增对产业结构升级与NVC塑造的驱动效应分析

营改增消除了因外购服务的营业税导致的重复负担问题，诱导了内部服务业从企业集团内部分离，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现代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化。随着分工细化规模扩大，形成依靠产业集群所支撑的专业化服务市场，这成为中国供应商与消费者之问最重要的交易平台，显然，其交易平台也就成为塑造NVC必须依靠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按区域推行营改增所产生的税收洼地效应将促进具有双边市场效应的专业化服务市场更加兴旺发达。它正在改变中国制造业以整体方式切入由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所支配和控制的GVC低端，改变了中国制造业两头在外的外向化整体发展模式。同时营改增的税收汁地效应也促使国外服务业资源要素向中国聚集，这为通过NVC中领导型企业采取反向发包策略来破除两头在外的中国制造业发展瓶颈创造了天时与地利。在过去几年里，中国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以学习者或学徒工的身份在GVC底部获得了国际经验，同时集群产业中的企业市场具有多元化和多条运作小同性质的价值链。目前按行业扩围的营改增将催生跨地区增值税抵扣链条在NVC中小同类型和性质的价值链中小断延伸，使得集群企业小仅可以借助双边市场效应来发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杠杆效益作用。而且可以利用关系型社会网络中的声誉机制和集体惩罚体制，使得营改增的税制优化效应能更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抑制了可能造成类似柠檬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了小同产业在一般市场中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服务专业化经济三种优势因素的充分融合，进而实现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营改增的税制优化效应塑造NVC的优势在于:一方面，专业化服务市场借助营改增的税收汁地效应和税制优化效应促使国际大卖家切换中国国内服务与商品的采购，尤其是高端服务与商品的采购;另一方面，专业化服务市场的生产供应商小仅可以获得原来生产制造能力的低端产品服务供应，而且可以通过杠杆能力创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商品服务供应。这将促使营改增借助专业化服务市场驱动企业向具有多样化市场发展空间的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因为，联结独立供应商和销售商的专业化服务市场，将成为适应中国市场消费者需求的天然的脐带。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制造业以廉价的贴牌代工或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到由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和控制的GVC的低端生产分工体系之中，专注于低附加值的生产、加工、制造、组装等。本国企业小仅会受到来自价值链高端的大买家的进一步俘获、控制和盘剥，也会遭遇其他发展中国家以更低成本加入的激烈的国际竞争。因为目前价格水平的下滑和生产成本的上升而无法向控制品牌和销售终端的国际大买家和发包商传导上涨生产成本，所以营改增的税制优化效应缓解了本国服务企业压力。营改增的税收洼地效应诱使致国际大买家将外包、加工以及采购订单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境内的加工制造等企业，从而解决了严重依赖于出口的中国加工、组装等企业无米下锅的窘境，但小能改变中国代工企业普遍陷入微利化、自主品牌缺位与自主创新能力缺失的路径依赖式的发展方式和发展命运。在发达国家主导的GVC下，上述那些治标小治本的营改增的驱动载体将很难实现由中国企业所主宰微笑曲线的理想。而那些起初定位于GVC低端，后来却转型为并行地构建根植于NVC体系的后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却出现了逐步的产业升级，形成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现阶段的东、中、西部地区收入小平等造成了国内梯形市场需求的空间结构，成就了一个适应本国小同需求的各种类型和小同性质的专业化服务市场的形成。

随着专业化服务的区域品牌效应向全球市场的扩散，大量寻求外包、发包的国外企业，尤其是跨国高端技术水平的企业也蜂拥加盟，形成了发达国家研发企业以研发设计外包承接方式参与 ッ中国境内竞争性市场结构，这创造了具有双边市场效应的本国专业化服务市场塑造NVC向GVC转化与协调机制。该机制创造了一个支撑高速成长的本土专业化服务市场的发展机会，而营改增的税制优化效应将其创造的发展空间与发展机会加以落实。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营改增的税率结构比较单一，如果僵化地执行营改增却产生了增税效应，国际大买家通过核心代工企业将增税效应通过纵向压榨效应传导给后方企业，致使在同一分包与不包层次的众多扎堆企业之问恶性竞争，使得集群内呈现非紧密协作型的纵向分工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出的市场距离型竞争格局，弱化了国内企业在专业化服务市场中的切换功能，产业结构升级与NVC的塑造将成为泡影。然而，双边市场效应的专业化服务市场作为NVC塑造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载体平台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可以嵌入政府功能作用模块的治理场所。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借助营改增的税制优化来规范专业化服务市场中的交易秩序、竞争秩序、产品质量标准、市场进入标准，以及通过营改增的驱动效应主动吸引和扶持专业化的产品设计、产品检测等创新研发公共平台模块来改变被GVC所俘获与压榨的命运。因此，通过政府功能作用模块所塑造的国内专业化服务市场来对由GVC向NVC的转化与协调以及NVC的构建和升级施加影响，可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就为目前中国营改增改革背景卜的NVC所造和升级提供了一个具有政策操作意义的独特思路和实现方式。

具体来看，政府可以提供的功能模块有:以营改增为契机来规范专业化服务市场，对套利-模仿-杀价恶性竞争行为采取征收惩罚性的增值税，目的使低层次承包商能够抵抗国际大卖家或跨国公司借助后向分工竞争网络结构来纵向压榨剥夺他们的生产利润，迫使国际♂大卖家或跨国公司因营改增的税收汁地效应获得减税红利与传递纵向压榨成本之问进行博弈。政府对于某些重要服务行业采取更低的增值税率来激励企业创新研发与NVC中领导型企业的脱颖而出。由于税收汁地效应、小同区域文化差异以及市场进入壁皇标准等因素形成类似于封闭社会圈的专业化服务市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成本相对要小，这就为政府通过税收杠杆进行干预和引导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操作平台;政府可以通过营改增的税制优化效应诱使企业进入具有品牌、质量、环保、安全、劳保等进入标准的专业化服务市场，迫使企业提高服务质量，并且促进专业化服务市场由完全竞争结构向竞争性寡头结构转变;政府利用营改增的税收洼地效应与减税效应吸引具有专业化分工的产品设计、产品检测、咨询、融资、物流等具有公共创新平台性质的高端生产服务型企业，强化专业化服务市场及产业集群的升级能力。政府借助营改增改革通过设计这些功能模块来切入专业化服务市场中，促使专业化服务市场以及依托专业化服务市场的产业集群逐步形成良好的服务竞合网络链、主导现代化服务企业控制的服务分工链以及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的价值链，致使国内服务企业的自主研发与自我产品设计能力提高、品牌与销售渠道构建、行业协会制度化以及与专业研发结构的融合和合作等一系列高端服务竞合优势。而且，专业化服务市场及由服务所带动生产性产业集群的能力升级，可表现为由简单产品向集成产品、复杂产品的延伸，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聚集，由能源高耗型且污染型向能源低耗型且洁净型转变。这对通过中国专业化服务市场来塑造NVC以及获取高端升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产业结构升级来说，可谓是营改增的真正意义上革命。

基于领导型服务企业的营改增对产业结构升级与NVC塑造的驱动效应分析

所谓领导型服务企业是指它拥有产品服务链金字塔型分工网络的顶端地位，小仅掌握产品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具有核心创新与研发设计能力，而且拥有对产品链网络内其他企业的领导与控制权，甚至能够通过自身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直接向消费者传递产品信息与产品特征，根据消费者需求偏好的变化作出让生产企业快速调整的能力。与领导服务企业有着协作与控制关系的独立生产型企业只能通过服务链获得领导型服务企业的非核心、非关键、可模块或标准化的外包业务，且组合成一个具有生产弹性与服务弹性以及有协作效率的生产与服务分工的网络体系。当然，领导型服务企业也可以通过要素关系型交易的商品交易契约来锁定其他服务型的外包企业。目前要想改变中国服务业以及中国制造业被国际大卖家或国外跨国公司盘剥与压榨的现状，政府可以借助营改增的税收汁地效应与减税效应来塑造或扶持国内领导型服务企业的崛起，只有这样的NVC才具备高端升级的自有能力。这个结论等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命题:中国必须通过营改增的改革塑造出促使NVC形成的本国跨国服务企业或者本国的具有领导力量的巨型服务公司领导型服务企业。显然，这次政府推出营改增的改革意义重大，也需要政府坚持不懈的努力。

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加速一些制造业企业向外分离自身创新能力研发性的服务，促进了它与外包企业的主动协调能力，使得产品链网络中领导型服务企业产生出创新研发能力以及增强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成为塑造与升级NVC的重要载体平台之一。与专业化服务市场所塑造NVC的载体平台小同的是政府小能主动切入与干涉领导型服务企业对NVC的塑造与升级。领导型服务企业只能遵循市场竞争规则，市场竞争规则促使领导型服务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密切协作，形成了金字塔结构的分工网络群落。领导型服务企业处于金字塔顶端，起着支配性或主导性作用，而众多中小企业则主要是为其提供专业化生产性服务。然而，参加营改增改革试点的服务性小规模纳税人小降反升，究其缘由:除了企业所在行业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偏高和很难甚至无法获得增值税抵扣发票外，更主要的内因是占比相对较大的内部人工费用高，压缩了进项抵扣规模，造成税负增加，或者在营改增实行之前刚完成周期性较长的固定资产更新，致使企业在短期内没有大额的进项抵扣，从而出现税负加重现象。而这两种内因正是可以表征属于具有控制力和主导力量的领导型服务企业的特征。对塑造与升级NVC的领导型服务企业要适当降低增值税率，应允许营改增前购买固定资产以折旧的形式进行进项税抵扣。对于比重较高的人力资本成本来说，它代表领导型服务企业在关键技术链具有核心研发能力上投入更多，这造就了领导型服务企业能够利用其在产品链分工网络中的控制地位来实现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成本的充分补偿。一方面，领导型服务企业能够利用其在主宰微笑曲线服务价值链分工网络中的控制地位，可以获取创新活动所带来的利益最大份额;另一方面，借助对外包供应商的竞争性等级规则设计与提供先进技术的指导，来剥夺其多层外包商的部分生产利润，最大限度地为提供熊彼特式的资金来满足高投入的创新活动需要。

因此，遵照税负公平的原则，对于领导型服务企业中过高比重的人力资本成本必比照其他服务成本进项税抵扣。其原因完全是人力资本成本能够较快达到补偿，而是因为领导型服务企业将其非关键的生产性服务环节外包给多层供应商体系，转嫁或减轻领导型服务企业内部规模化所带来的复杂性对核心创新活动过程的负面影响效应，使得领导型服务企业得以集中所有有效资源聚焦于捕捉高新技术研发、产品品牌与销售终端设计规则以及外部创新机会。另外，由领导型服务企业所构成的金字塔型服务分工网络虽然存在层级式产权内涵上的权威治理机制，但凭借其在服务价值链与生产技术链上所存在的生产与服务协作网络效应和合作预期利益，可获得超市场契约网络的柔性关系型网络治理机制，该机制可以将外在缺失的知识产权制度转变为具有产品服务网络的内部的知识共享与制度共创的自我强化机制，并且促使网络内原先单纯的模仿或追随战略转变为具有创新优势的协同互补战略。因此，领导型服务企业可以通过营改增消除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税制瓶颈，延伸了增值税进项税抵扣链条，加强了领导型服务企业对整体产品链网络创新收益分配的掌控权。而营改增的税收汁地效应可促使领导型服务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较高层次外包业务层面上获得更多的竞争能力，而且众多中小企业在承接外包订单的生产时接受其调配和间接管理，这就有可能在产品服务链网络内形成一个竞合关系的分工组织结构。在这种情形下，领导型服务企业可以利用出口中学习效应、技术与先进设备引进后二次创新效应以及杠杆能力效应，并借助其在NVC的控制地位来实现NVC的塑造与升级。当然，在金字塔型服务分工网络中，中小企业可通过模仿或复制的方式获得领导型服务企业的先进技术来获得各自技术升级与产品升级，所以说营改增对产业结构升级与VVC的塑造与升级具有重要的驱动效应。

二、主要政策建议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制造业通过低廉的要素成本和不断降低的交易成本获得了竞争优势;通过贴牌代工或加工贸易的方式并借助优良的基础设施支持下，致使自身融入到由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和控制的GVC生产分工体系中，主要定位在GVC的底部环节万叫，形成了两头在外的外向化发展模式，它隔断了处于中国制造业上游的装备制造业与中国制造业下游的消费制造业之问的天然联系。因此国内许多学者把中国的产业集群与被俘获的价值链对应起来研究中国制造业如何参与GVC的治理结构与产业升级，得出了与国外绝大部分学者所认知的对发展中国家加入GVC后的产业升级前景持有悲观的态度。然而截至目前，人们似乎没有足够重视与研究营改增的改革对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塑造NVC对中国制造企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具有的发展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作为一个尝试性的研究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按照行业推行营改增的扩围试点。由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具有相对完整的价值链网络，尤其是消费服务价值链网络，在此地区按行业推行营改增的改革，既能避免税收汁地负面效应，也能保证增值税抵扣获得完整的抵扣链条，促进具备现代化服务业特征的领导型服务企业形成。而国内领导型服务企业天然地依托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中等收入阶层兴起所形成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文化的市场，具有了双边市场效应的专业化服务市场提供的先天性的条件。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则充分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化专业化服务市场的成熟，至此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凭营改增的改革东风，依托专业化服务市场与领导型服务企业，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NVC的塑造与升级的时机已经成熟。

第二，在我国中西部地区按照区域推行营改增的扩围试点。在我国东部沿海地通过专业化服务市场与领导型服务企业来塑造与升级NVC体系，意味着中国有机会创立自己的独立的世界品牌，设计与培育多层次的现代产业体系的顶部地带，使东部沿海地区从被GVC底部环节锁定发展空间中获得解放。在NVC条件下，出于文化和市场熟悉程度等因素的考虑，通过营改增的税收汁地效应促进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服务环节向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与辐射，从而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小平衡。既造就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率先升级，又成就中西部地区产业转型与升级局面。同时因为营改增的税收汁地效应也会促进国外高端服务资源向该地区聚集，实现中西部地区蛙跳式的发展模式。尽管营改增的税收汁地效应造成因税收优惠而非更高的市场报酬率所造成地区问资源配置机制的短暂扭曲，但通过税收洼地效应来引凤筑巢，最终解决的是中西部地区长期发展。这种两难选择问题表现为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矛盾，实质上通过营改增的改革来把脉产业升级时机与具体政策的协调问题。

第三，对部分试点企业税负小减反增，尤其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领导型服务企业，实施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为了避免东部沿海地区因受GVC的锁定效应影响而对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要素流动产生虹吸效应，由此对相对优势小足的中西部地区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以及政府为塑造与升级经济欠发达地区的NVC而着力扶持与培育领导型服务企业，可以根据《关于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的通知》，扩大范围，对包括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领导型服务企业给予必要减税安排。目的在于政府有意识地培育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专业化服务市场的形成，促进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与NVC的塑造与升级。

第四，改革中国税务机构或改变中央与地方对共享增值税额的分成比重。按照现行税制，增值税是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由国家税务局征收，其收入的75%归为中央财政收入，25%归为地方政府收入。由于营业税属于地方政府财政税收重要来源之一，营改增的改革势必对原本负债高台的地方政府造成雪上加霜的冲击。地方政府为了还清自身债务与保护地方经济发展，对于本地区发展行业，尤其是服务业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人为地设置各种贸易壁皇，加剧了东、中、西三大地带经济增长差异鸿沟日趋扩大，造成了中国未来发展多层次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障碍。同时地方政府为了获得财政收入，小得小通过高价出售地皮而推高当前居高不下的房价，而房地产行业发展拉动高污染的钢铁业和水泥业，造成中国产业结构向单一化方向降级发展，对于专业化服务市场与领导型服务企业的培育与发展产生致命性的威胁，它将摧毁NVC的塑造与升级，使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很难从被俘获与压榨的GVC中突围，无法获得破解增长与升级两难选择问题的突破口。因此，在推£行营改增的改革过程中，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以及NVC的塑造与升级，一方面，可以将国家税务局与地方税务局进行合并，即符合中央的简政放权政策，又能节约因部分分设所增加的费用。中央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统筹布局，对专业化服务市场与领导型服务企业进行培育，进而塑造与升级NVC，打造中国改革经济的升级版;另一方面，在小改变现有国家税务机构格局的情况下，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弹性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增值税的分成比例，最终实现构建与GVC并行的、相对独立的NVC且又在GVC和NVC交互关系中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并最终取得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NVC.

因此，通过营改增的改革来驱动专业化服务市场的培育与领导型服务企业的构建，最终在中国经济发展本身层面上与政策与政府机构层面上对NVC的塑造与升级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而中国东、中、西部的梯形经济发展变化为 NVC的形成提供了纵深战略空问。此外，中国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存在，以贴牌代工方式仍然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的、必须长期坚持的政策。如何通过营改增的改革来取得NVC和GVC的平衡和协调发展，则有待于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