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自然科学和医学实践对脾藏象理论发生的影响

　　1 脾藏象理论在古代自然、社会环境中孕育生长

远古人居住在禽兽之间, 夏季居住阴冷之地, 冬季活动身体以驱寒, 饮食方面经历了从茹毛饮血, 到神农尝百草教人学会耕种农艺, 再到饮食用火烤熟、烹饪的过程, 说明远古社会居住、饮食、生活条件匮乏, 人类艰难地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同时, 私有制开始出现, 欲望产生, 七情具备, 伴随着战乱、社会动荡, 人心不安。这样的内、外环境, 容易使人产生脾胃不适的症状, 在甲骨文中虽未言脾胃之名, 但卜辞篇已经有✪腹不安的记载, 最初利用占卜解决病痛, 说明人们开始对脾胃病症的思考与探索。

农业起源可追溯到太古时代, 继渔猎、初起农作之后, 古代农业不断发展, 随之改变了旧有的生活方式。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对土地尤为依赖, 土地是孕育生命, 生养万物之根源[2]。《尔雅释言》:土, 田也。从上古时期井田之制, 到中古时期均田流变, 近古时期佃农风行, 再在到近世时期田赋结合, 人们意识到土ช地的重要性。重视农业也促成古朴民风和保守思想的形成, 这种观念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统治的作用, 亦长期稳固了重土思想, 生生不息的思想传承孕育了属土之脾为气血之本、升降之枢、五脏之本、后天之本、养生之本等重大的脾藏象逻辑结论。

2 脾藏象理论体系蕴涵着丰富的古代自然科学知识

2.1 天文、历法对脾藏象理论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科技主要有天文、历法影响到了脾藏象理论的完整形成。盖天说的宇宙模型强调地的重要性, 可见脾如大土承载万物;浑天说证明了《内经》中土地的功能结构;五星运行提出中央土星, 填充了脾藏象理论的内容;而二十四气与七十二候则指出脾藏致病与气候的关系[3]。以天文历数认知人体脏腑, 是中医藏象学说的重要特点, 不同的天文历数, 形成了不同体系模型, 如五脏六腑十一藏象是五运六气历标示人体的产物, 六节藏象是在六爻的天文历数模型基础上构建起来的[4]。四时藏象模型, 脾主长夏。五脏五腑、五脏六腑藏象模型, 脾与胃相配。六节藏象模型有多种说法, 其中嗌六脏说, 谷气通于脾 , 当与脾主运化水谷有关;头六脏说, 见于《素问诊要经终论》[5]中, 且其论述的主旨即六脏应六时, 三月四月, 天气正方, 地气定发, 人气在脾, 在这一模式下, 脾主时在三月、四月;八卦八风藏象模型, 天芮星配坤卦, 脾属坤卦, 在西南属土, 居玄委宫, 应谋风, 所主之时是自立秋至秋分之间的四十五日;以及十二脏腑说等。

2.2 古代地理对脾藏象理论的影响

《内经》对方域的划分主要是五方说和九州说[4],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5]描述了五方气候的特点, 中央生湿。《素问五运行大论》[5]描述更加细致, 中央生湿, 湿生土, 土生甘, 甘生脾, 脾生肉, 肉生肺, 其在天为湿, 在地为土, 在体为肉, 在气为充, 在藏为脾。其性静兼, 其德为濡, 其用为化, 其色为黄, 其化为盈, 其火倮, 其政为谧, 其令云雨, 其变动注, 其灾淫溃, 其味为甘, 其志为思。思伤脾, 怒胜思, 湿伤肉, 风胜湿, 甘伤脾, 酸胜甘。脾与方位的配合依据于中国古代的空▲间观。根据五行概念源于五位之说, 中是五位之中最重要的, 能够调控其他四方。脾主长养生化的特点与五位中的中、五行中的土相应, 故有中土之说。由于五行生克制化作用, 在中、南、西、北等方位的地域上, 人体脾的功能相对较强, 病变主要以脾胃的实证多见;而在东方地域上, 人体脾的功能相对较弱, 病变主要以脾胃虚寒证多见[6]。《素问异法方宜论》[5]:中央者, 其地平以湿, 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 故其病多痿厥寒热, 其治宜导引按蹻, 故导引按蹻者, 亦从中央出也。故圣人杂合以治, 各得其所宜, 故清所以异而病皆愈者, 得病之情, 知治之大体。《素问金匮真言论》[5]:中央黄色, 入通于脾, 开窍于口, 藏精于脾, 故病在舌本, 其味甘, 其类土, 其畜牛, 其谷稷, 其应四时, 上为镇星, 是以知病在肉也, 其音宫, 其数五, 其臭香。不同地区人群的生活习惯和体质寿命以及发病方面都是有区别的, 人的情志也受地域的影响。这些理论不仅体现出了异法方宜、因地制宜的的治疗原则, 也拓展了脾藏象理论研究思路。

2.3 古代气象对脾藏象理论的影响

《素问金匮真言论》所说五脏应四时是《内经》的一个重要命题。祖先早就观察到自然界对人类生存的影响, 而自然对人影响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是春夏秋冬四季, 而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也形成了相应的适应机制, 即五脏应四时或称五脏主时理论。脾与季节时段无以对应, 就在夏季分出第三个月称作长夏属土 , 与脾对应, 以全五脏、五行之数。《素问平人气象论》也有类似的表述, 长夏藏真濡于脾。在这个模型中, 脾对应长夏恶湿。除了四时正常气候可因为人体正气不足而导致疾病外, 还可由于四时气候的异常变化而致病, 比如《素问气交变大论》[5]言:岁木太过, 风气流行, 脾土受邪, 民病飧泄食减, 体重烦冤, 肠鸣腹支满, 上应岁星。气候的变化对脾疾病发展和转归有一定影响。《素问脏气法时论》[5]曰:病在脾, 愈在秋, 秋不愈, 甚于春, 春不死, 持于夏, 起于长夏。亦云:脾病者, 日昳慧, 日出甚, 下晡静。了解脾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与规律, 可为脾相关疾病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天文、历法、地理、气象等对脾藏象理论的影响, 体现了脾藏象系统与自然界相参相应, 即与外环境的高度一致性, 也是具有时空特征的五脏系统[7]的一个组成部分。

3 脾藏象理论的发生发展是反复医学实践积累的成果

3.1 古代解剖正向推动理论形成

《内经》中提到人死后可以进行解剖观察, 对整个消化道的长度就有研究, 与今天我们所知的长度相差不多, 并对脾的位置有认识。《灵枢本藏》[8]:脾高则引季胁而痛;脾下则下加于大肠。《素问太阴阳明论》[5]:脾与胃以膜相连耳。《内经》中对脾的形态虽然没有明确记载, 但是《难经》在脾的形态方面描述的较为详细, 对脾的重量、形状、大小以及其附带组织散膏在《难经¢四十二难》[9]中云:脾重二斤三两, 扁广三寸, 长五寸, 有散膏半斤, 主裹血, 温五藏, 主藏意。这些解剖认识对脾主运化、脾主统血理论的发生奠定了基础。脾与胃肠的位置关系和消化道为脾胃实现消化功能等生命活动 的基本结构根据;主裹血为脾主统血理论形成的基本结构根据。

3.2 临床实践反推理论的发生

脾气外绝导致血泄, 反推了脾气对血的统摄理论。《内经》从病机角度反映出脾气对血的统摄作用, 《素问示从容论》[5]:于此有人, 四肢解墯, 喘咳血泄, 今夫脉浮大虚者, 是脾气之外绝。气是其统摄作用的主要外在体现[10]。

运用温补营气、温补脾阳的方药推导出脾生血、统血的理论内涵。《伤寒论》[11]102条:伤寒二三日, 心中悸而烦者, 小建中汤主之。张仲景在治疗血证中, 血虚运用温补营气方法, 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创造小建中汤, 体现了脾为气血生化之源, 化生血液而统血的理论内涵。张仲景还认识到脾统血与脾气、脾阳有关。《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十六》[12]:下血, 先便后血, 此远血也, 黄土汤主之。运用柏叶汤、黄土汤治疗脾虚寒, 血失固摄而吐血下血, 体现了脾固摄血液而统血的理论内涵。

湿邪伤脾反推了脾主运化水液理论。太阴湿气当令, 每多伤脾, 《灵枢九针论》[8]曰:脾恶湿, 因此脾易被湿邪所伤。故脾的运化水液功能减退, 必然导致水液在体内的停滞, 而产生湿、痰、饮等病理产物, 甚则导致水肿。

饮食伤脾反推了脾主运化水谷理论。《诸病源候论食伤饱候》[13]:夫食过于饱, 则脾不能磨消, 令气急烦闷, 睡卧不安。食入过饱, 饮食物无法消化, 引起腹胀、气急等症状, 甚则睡卧不安、失眠;反之, 过饥则化源不足, 气血必虚, 机体虚弱, 邪气易乘之。《太素调阴阳》[14]注曰:甘以资脾气, 今甘过伤脾气濡, 令心闷胃气厚盛也。脾主味为甘, 过食肥甘厚味使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 影响胃的受纳作用。饮食偏嗜, 亦会影响脾胃正常功能, 《诸病源候论留饮宿食候》[13]:留饮宿食者, 由饮酒后饮水多, 水气停留于脾胃之间, 脾得湿气则不能消食, 令人噫气酸臭, 腹胀满, 吞酸, 所以谓之留饮宿食也。

劳倦伤脾反推了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理论。《素问本病论》[5]:人饮食劳倦即伤脾。《素问调经论》[5]:有所劳倦, 形气衰少, 谷气不盛, 上焦不行, 下脘不通《素问宣明五气》[5]:久坐伤肉。《素问举痛论》[5]:劳则气耗。均是指劳累过度, 损伤脾气, 可见气少力衰, 四肢困倦, 神疲懒言, 动则气喘等。适度的活动, 有助于脾胃气血化生和流通。

思伤脾反推了脾与情志的生理联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5]:思伤脾。《灵枢本神》[8]: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 意伤则悗乱, 四肢不举, 毛悴色夭死于春。由于脏腑之间相互联系,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5]:人有五脏化五气, ♂以生喜怒悲忧恐。这些不同的情志因素, 均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脾胃的正常生理功能。梦境亦反映了脾与情志的无形联系。《素问方盛衰论》[5]:脾气虚则梦饮食不足, 得其时则梦筑垣盖屋。此皆五藏气虚, 阳气有余, 阴气不足, 合之五诊, 调之阴阳。《灵枢淫邪发梦》[8]:脾气盛则梦歌乐, 身体重不举, 厥气客于脾, 则梦见丘陵大泽, 坏屋风雨客于胃, 则梦饮食。客于大肠, 则梦田野。客于小肠, 则梦聚邑冲衢。

4 结语

脾藏象理论源于古人朴素的认知, 在古代自然、社会环境中孕育生长, 又通过与中国古代哲学融合, 在取象比类中得到了发展, 再经由长久的临床应用, 其生理功能得到了完善[15], 是反复医学实践积累的成果, 其体系蕴涵着丰富的古代自然科学知识。

参考文献

[1]李德新, 刘燕池.中医基础理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38-39.

[2]王彩霞, 崔家鹏, 秦微, 等.论脾为五脏之本[J].辽宁中医杂志, 2016, 43 :744-746.

[3]寇晓忱.从整体史观剖析《黄帝内经》脾藏象理论的形成[D].沈阳:辽宁中医药大学, 2015.

[4]郑洪新.肾藏精藏象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47-49.

[5]高士宗, 撰.黄帝内经素问直解[M].孙国中, 方向红, 点校.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1:37-728.

[6]王琦.中医藏象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7:354-357.

[7]郑洪新.中医基础理论专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70-71.

[8]佚名.黄帝内经[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3:233, 278, 180, 228.

[9]战国秦越人.难经[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0:106-107.

[10]商略, 易杰.脾统血概念内涵初探[J].辽宁中医杂志, 2014, 41 :253-254.

[11]张仲景.伤寒论[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3:18.

[12]张仲景.金匮要略[M].北京: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3:49.

[13]巢元方.诸病源候论[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218, 208.

[14]杨上善, 撰注.黄帝内经太素[M].萧延平, 校正.王洪图, 李云, 点校.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0:74.

[15]刘佳琳, 王彩霞.脾脏象发生考[J].辽宁中医杂志, 2016, 43 :2518-2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