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永远的参天大树
又是一年清明节,这是父亲逝世的第五个年头,每年的清明节以及父亲的忌日,我们全家都会邀约到善洲林场祭奠我们的父亲。回想起爸爸生前对我们姐妹及家人的“苛刻”教育,我们都已明白爸爸的“苛刻”其实是对家人最真诚的爱。他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永远烙在我的记忆深处,如同他一直都陪伴着家人和守护着他用余生创建的万亩林海。
我的家是一个平凡的家庭,母亲张玉珍,在父亲逝世的第三年头,2013年1月5日去世,享年84岁。我的大姐杨惠菊和姐夫杨学明,在姚关陡坡村大柳水务农。我曾在姚关摆马小学当民办教师2年,1985年靠自身努力考为一名正式教师,2011年调到施甸县委党校工作。我的丈夫蒋正军,在施甸县教育局工作。我的妹妹杨惠琴在保山市烟草公司工作,妹夫杨江勇在保山市委宣传部工作。
“拿去找木匠做个箱柜,把孩子的东西装好”
我家住在大山里,从小就是妈妈带着我们姐妹3个和奶奶过着艰苦日子。爸爸工作忙常年在外,妈妈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家里粮食不够吃,她就上山找野菜充饥;我和妹妹没有钱上学,她就清晨上山摘野果,夜晚熬夜编粪箕、扎扫把,然后挑到街上去卖,一分一分地攒学费……那种艰难,只有妈妈心里清楚。后来,妈妈经常自豪地对我们三姐妹说:“你们三个,是我像鸟妈妈喂食一样,一口一口喂大的。”
爸爸那时虽然不常回家,但他对我们的要求却很严格。
女儿大了都要成家。在别人眼里,爸爸是地委书记,他的女儿结婚一定会非常风光隆重。但是,爸爸却要求我们姐妹三个从简办事,不让请客、不让收礼。
1968年,大姐杨惠菊结婚,爸爸寄回来30元钱,并嘱咐妈妈不准请客,不准收礼。寨邻亲戚你几毛、我一元的七拼八凑凑了45元,勉强帮着把婚事办了。
到1985年我结婚时,爸爸没有给一分钱。过了一年多我有了孩子,我一边工作,一边哺育孩子,那段时间是我最忙乱的时候。一天,爸爸突然出现在我门口,当他看到装外孙尿布的纸箱时,当即掏出100元钱给我,说:“拿去找木匠做个箱柜,把孩子的东西装好。”接过父亲给的钱,不知是委屈还是激动,眼泪流个不停。因工作调动,我搬了几次家,这柜子始终都陪着我。
1993年,妹妹杨惠琴结婚,尽管时代不同了,但爸爸仍是叮嘱她婚礼从简,少请几桌,并给了她1000元钱,婚宴没有超过10桌。那天,爸爸穿着干净的蓝色中山装参加了婚礼,没有宾从,没有谈笑风生。他静静地坐在角落里,慢慢地吃饭,只有脸上绽开的笑意,才显出他是婚宴上的一个重要角色――新娘的父亲。
“别人的东西,即使是一分钱的也不能要”
从小,爸爸就教育我们:“别人的东西,即使是一分钱的也不能要。”
妹妹杨惠琴上初中时,一天遇到一位在甘蔗基地工作的阿姨,这位好心阿姨送给她3根甘蔗。对于那个时代的孩子来说,能吃上甘蔗是一件高兴的事。当妹妹拿着甘蔗跑回家正准备美美地享用时,爸爸回来了。他看见家里有甘蔗,问:“这是哪里来的?”“是农场的阿姨给的。”妹妹说。他听后脸一沉,厉声对妹妹说:“赶快送回去。不是早跟你们说过,不能要别人的东西,即使是一分钱的也不能要。”妹妹只好含着眼泪把甘蔗送了回去。
如今,我们三个姐妹都成家了,大姐已当奶奶多年了。在教育孩子上,我们仍然是遵从爸爸的教诲,要求孩子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
我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读高中,父亲劝我还是继续读书。我摇摇头说:“爸,我不读了。”我衡量过,自己从乡下来,基础差,就算读三年高中也未必考上大学,不如回家找点事做。父亲拗不过我,同意我回家,并介绍我去大尖山茶场干活。我回到姚关,还没有上山,一个与父亲熟识的老同志听说了,便跟父亲说:“她本来就生活在山里,好不容易才出来,怎么又让她回到山里去?让她去当民办代课教师吧!”就这样,我到姚关摆马小学当了一个娃娃头。当民办教师的我还希望有新的发展,于是在公安部门公开招考警员时,我满怀信心报了名,还特意给爸爸打了电话。我想,父亲一定会为女儿着想跟有关部门打个招呼,这次招录自己十拿九稳了。可是录取名单出来了却没有我的名字,原来爸爸根本没打招呼。当时我真是气坏了。后来,我继续当我的娃娃头,靠着自己的倔劲几乎不分昼夜地复习,终于如意以偿,通过考试成为一名正式的公办教师。
“要靠自己的劳动挣钱,这钱才用得踏实”
爸爸做事讲原则,对谁也不会破例。他当初上大亮山植树造林时,极力动员了家人,大姐的二儿子杨福李也跟着他上了山,还和林场签下了承包茶地5✞年的合同。年轻人哪里耐得住荒山野岭的寂寞,干了3年,听乡里的同伴说,到老街去打工挣得多,杨福李就想出去闯荡闯荡,不在林场干了。按照合同规定,如果违约,得交300元的罚款。杨福李当时穷得根本拿不出钱来。爸爸听说后,对孙子说:“既然不干了,就要按照合同规定交罚款,如果你暂时没钱,先给林场打个欠条,我用工资给你垫,等你有钱了再还给我。”杨福李一听爷爷不肯为他网开一面,就赌气借钱交了罚款。后来,杨福李还因这件事而抱怨爷爷。可他心里却很清楚,爷爷其实是很爱他的。爸爸去世后,杨福李还指着停在家门口的农用车跟记者说♪:“这是爷爷去世前买给我的,以前他也很少给我们钱,但是不时会送我一些种猪、羊羔、树种什么的。他总是嘱咐我,要靠自己的劳动挣钱,这钱才用得踏实。”
“我坐的是公车,你坐不合适,还是买车票回去吧”
在爸爸的遗物中,有一张锁在抽屉里已经发黄的“农转非”表格。在他担任保山地委书记期间,按当时的政策,我的奶奶、母亲、我和三妹都可以办理“农转非”的。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填好申请表后向他报告,他却把申请表要了过去转手锁进了抽屉里。一个地委书记的母亲、老伴和三个孩子竟然在老家当农民,说起来恐怕谁都不会相信。
在爸爸晚年,我曾经问过他“农转非”的事。他告诉我说:“当时,在我们地委机关,大多数局长、科长的家属都在农村,我这个‘班长’的家属怎么能够先转呢?” 爸爸在担任地委书记期间,出差下乡时从来都不让我们搭顺风车,每次放假我从保山回家都是爸爸买好车票让我搭乘公共汽车的。公车不私用这个规矩在他上山植树造林的20年间都一直坚持。
1994年,妹妹杨惠琴即将分娩,妹夫跟爸爸说:“爸,老三快生了,有些紧张,我妈说要来看看,她年纪大了,走路不利索,还晕车,是不是请林场的车子去接一下?”爸爸说:“行,你和驾驶员去接。”可是把妈妈接来后,爸爸却掏出376元交给驾驶员,说是跑这趟车的油费、过路费,让他拿回去交给财务人员。
2010年正月的一天,我一早去施甸县城看病,爸爸也在县城。我想爸爸80多岁了,身体又不好,平时他不让搭顺风车,这次他应该破例让我一起坐车照顾他了吧!可是下午办完事准备返回时,他却拿出1ღ00元钱给我,说:“我坐的是公车,你坐不合适,还是买车票回去吧。”我说我有钱,但是他硬是要给我,真是让我哭笑不得,只好赶紧去买了车票回家。
“我是共产党员,能光想着自己?”©
爸爸退休后要上大亮山植树造林的事我们一家都曾劝过。那是1987年的夏天,爸爸到学校找我们,说他要退休了,省委主要领导找他谈过话,让他到昆明安度晚年。我和爱人问他,你是怎么想的,他说:“不去”。我爱人说:“不去就不去吧!”我们都暗暗为妈妈高兴,因为爸爸工作时太忙,没有更多的时间关心和照顾妈妈,这下可好了,能给妈妈一个补偿了。可是没有想到的是,爸爸说他要回家乡的荒山种树。我们劝他:“你年纪大了,那个地方环境恶劣,你身体吃不消。”他说:“我在任地委书记期间,乡亲们找上门让我为家乡办点事情。我说作为保山地委书记,哪能只想着自己的家乡?我承诺过,等退休后,一定帮父老乡亲们办点实事。”我们知道劝不了他,只好告诉他到山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谁知,爸爸1988年3月退休后上大亮山种树一干就是20多年。
在爸爸上山种树期间,为了方便他进城办事,全家向熟人借了5万多元钱,在施甸县城附近盖了一间瓦房。房子盖起后,妈妈和爸爸商量,让他凑点钱帮助儿女们还账。爸爸东拼西凑,才凑足了9600元钱。后来为了不拖累我们,爸爸硬是把刚刚盖起还没入住的新房卖了。一次,一位记者对他刨根问底,把他问急了,他便大声地反问记者:“我是共产党员,能光想着自己?把自己的家搞得富丽堂皇,别人却过着艰难的日子,那么,我们常说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不是成了骗人的假话了吗?”
“要自己管好自己”
其实,爸爸也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无论是对群众,还是对自己的家人。1990年春节过后不久,爸爸回家看望奶奶,准备返回林场的时候,奶奶和妈妈起身送他,爸爸忽然注意到奶奶走ณ路摇摇晃晃,赶紧放下行装,扶奶奶坐下,马上去找医生。晚上,爸爸在奶奶的屋内搭了一张小床,整夜守在奶奶身边,陪奶奶说话,给奶奶端药递水。9天后,奶奶安详地离开人世,享年89岁。
在爸爸内心深处,他觉得这一辈子对妈妈的歉疚是最多的。1996年,妈妈因胆结石住院16天,2005年因肺气肿住院13天,两次住院爸爸都从大亮山赶下来,一直守在妈妈身边。他每天早上都会买好早点,端到妈妈床前。他会在妈妈睡着后,给她扯扯被角,也会在妈妈起身时,在她身后垫个枕头。这29天,他总是一守就是一整天,我们劝他也没用。然而,爸爸生病了,却不要妈妈去看他、陪他。就在爸爸最后一次生病住院时,妈妈到医院看望他。爸爸一看见妈妈就说:“你怎么来了?你晕车,以后别来了,我不会有事的。”妈妈说:“我来看你一眼,你好了就回去。”妈妈在医院守了爸爸三天。三天里,爸爸强忍病痛折磨不出声,因为他不愿意让妈妈担心。
爸爸去世后,我们在整理他的文稿时,读到了多年来埋藏在他心里的话:“我出来工作,家庭是很困难的,家有老母亲、老伴儿,后来又有3个娃娃,就靠老伴儿在家养老供小,我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家庭……我对家庭欠债很多……我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回到大亮山种树,除了想为家乡的群众做点实事,就是想离家近一点,每个月都争取回家看看。”
爸爸去世后,大姐找出了珍藏多年的爸爸买给她的白衬衫;我一遍遍抚摸着搬了几次家都舍不得扔掉的爸爸给我100元钱做的那个衣柜;妹妹想起粗心的爸爸竟然会不止一次给她买卫生用品……我们知道,爸爸是很爱我们的,只是他太忙了。他心里装着的是千千万万群众。对怀念父亲的群众来说,爸爸走了;对妈妈和我们姐妹来说,爸爸终于可以回家了,永远地回家了。如今,只要想到爸爸,我眼前浮现的就是矗立在他埋骨之地的那棵参天大树。爸爸就是那棵大树,他虽然没有弯下腰,把妈妈和我们姐妹护卫在怀抱里,但是他张开双臂,为老百姓遮风挡雨了一辈子。
我的家庭不是名门书香世家,我家的家风家训也没有铭刻成书,但是爸爸用他自己的言行举止给我们留下了终生受用的精神财富。每当怀念起爸爸,耳边就响起他在《为人民再奉献一点余热》中写下的誓言:“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严格要求自己,凡是违背党纪国法的事坚决不做;凡不是自己付出的劳动所得坚决不要;凡是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的事情坚决不干;要自己管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