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
阿尔温菲尔（Alwin Fill）1940年11月生于奥地利蒂罗尔州（Tyrol）的库夫施泰因（KufstEin）；1965年毕业于因斯布鲁克大学（Innsbruck University），获得硕士学位，所学专业是英语研究与古典语文学（English Studies and Classical Philology）；1967年获得因斯布鲁克大学的博士学位，专业是英语语言文学与古典语文学（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Classical Philology）。1980年任奥地利格拉茨大学（University of Graz，Austria）教授，2007年退休。菲尔先后到英国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UK）和美国密执安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bor，USA）学习过，还到英国伦敦担任过一年时间的德语助教。多年来，他潜心研究生态语言学，撰写了很多这个研究领域的论文和专著，是世界生态语言学研究队伍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菲尔对生态语言学研究的贡献。
二、菲尔的生态语言学研究简介
菲尔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生态语言学问题，但主要是在国内（奥地利）发表论文和做学术报告。1987年，他应邀参加在比利时安特普召开的国际语用学大会，并做了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报告，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宣讲生态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出版了讨论生态语言学问题的学术专著《化词语为犁头》（W■rter zu Pflugscharen）①。在这本著作中，他是这样定义生态语♋言学的：生态的语言学所要研究的是作为人类与自然的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的语言；语言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宗教等之间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993年，菲尔出版了《生态语言学导论》（■kolinguistik. Eine Einfhrung）②，这本书奠定了菲尔在世界生态语言学研究圈的学术地位。从1995年起，他每五年举办一次生态语言学研讨会，最后一次是2015年10月在他所任教的格拉茨大学。研讨会后还出版论文集，其中著名的有《丰富多彩的绿色思想》（Colorful Green Ideas）①和《保持语言可持续发展：应用生态语言学论文集》（Sustaining Language： Essays in Applied Ecolinguistics）②。
1999年，他应邀参加在日本召开的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并做大会发言《语言与生态：21世纪生态语言学视角》（Language and Ecology： Ec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for 2000 and Beyond）③，该论文被收入《东京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论文选》（sel 2001年，他与缪尔豪斯勒合编了《生态语言学读本：语言、生态与环境》（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④。该书出版后在世界各地都影响很大，尤其是菲尔写的那篇题为《生态语言学：1998年的发展状况》（Ecolinguistics： State of the Art 1998）⑤的文章，对生态语言学学科现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述。该文后来被范俊军、宫齐翻译成汉语⑥，对中国学者的影响很大；后来很多中国学者都在文章中引用了菲尔关于生态语言学研究两个范式的说法。 2010年，菲尔出版了《语言影响：进化系统语篇》（The Language Impact： Evolution-System-Discourse）⑦一书。目前，菲尔正与同事彭茨（Hermine Penz）教授在编辑《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⑧。 三、菲尔的两大研究兴趣 菲尔的研究反映了世界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两股主流：语言的多样性和语言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他所发表的论文和著作看，他的研究从语言的多样性（包括多语现象）开始，后来把重心转移到语言对支持生命的生态环境的影响和作用。 （一）语言的多样性 菲尔的早期研究受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美籍挪威学者豪根（Einar Haugen）⑨的影响。豪根所采用的术语是语言生态（the ecology of language），他把语言和言语社团的关系比喻为生物和自然环境的关系，这就是生态语言学研究中隐喻说法的起源。在豪根看来，语言与环境的关系就好像是生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一样，因此语言生态学研究的内容就包括任何特定的语言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豪根所说的环境是指使用某一语言作为语码的社会。 按照豪根的观点，与生物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一样，语言有自己的生态环境，使用语言的社会和使用语言的人的态度影响甚至决定了语言的生存环境。语言生态研究者要关注语言的生存发展状态、语言的多样性以及语言的生存、发展和消亡，要保护濒危语言，要做好语言规划，要研究语言与现实世界的互变互动关系。 菲尔在这一阶段主要研究语言的多样性，这里的多样性既包括不同语言种类、ก使用语言的人和使用语言的不同社会，也涉及国家、地区中的多语现象（multilingualism）。 （二）语言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M. A. K. Halliday）1990在希腊举行的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做了题为《意义表达的新路径ศ：对应用语言学的挑战》（New Ways of Meaning：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的学术报告①，其中关于语言系统与生态因素关系的论述影响深远，因为它为在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野下探索如何研究生态语境、语言和语言的影响开了先河②。韩礼德的另一篇与生态语言学研究有关的论文《作为进化主题的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 as an Evolving Theme）③，区分了机构生态语言学（institutional ecolinguistics）和系统生态语言学（systemic ecolinguistics）。他指出，机构生态语言学指的是语言和这种语言的使用者（以及不再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之间的关系，而系统生态语言学则是指我们的意指方式如何左右我们对环境的影响，即语言对人类的行为（包括人类对生态影响的行为）的影响。韩礼德强调了语言与生长状况、种类特性以及物种形成之间的关系，他关于语言在生态和环境问题上作用的观点影响了一大批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其中包括菲尔和他的同事。由于韩礼德本质上是个语法学家，所以他在讨论语言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时总是要考虑语言的词汇语法（lexicogrammar）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起，菲尔的研究从语言多样性扩展到生态语言学本身（ecolinguistics proper），注重语言对环境的影响，并着重探讨语言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问题。 韩礼德认为，现实并非事先存在的，而是必须被主动构建；语言在构建过程中演化且作为构建的中介④。他还明确指出，我们总是这样认为：增长就是好，多总是比少好，更多要比更少好，大比小好，增加比减少好，向上比向下好。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对于国家的政府来说，国民生产总值必须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必须提高，生产力必须增大⑤。 韩礼德把这种思想称为增长主义（growthism）。正如王晋军所说：增长主义是一个超意识形态，它可以归结为一个假设，即增长是好的，增长越多越好。⑥增长主义影响甚至左右着我们的思想웃和行为，成为我们生活中所尊崇的信念或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习惯增量，因此也就很少或没有去考虑增长主义是以消耗自然资源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事实。 菲尔在语言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尤其是语言的人类中心主义问题和增长主义问题⑦。他指出，人类总是从是否对自己有用的角度看待世界和非人类的一切。例如，在英语和德语中，狗皮做成的裘皮制品被称为Sobaki（用了俄语中狗的名称），这样就遮掩了裘皮制品的真实ม来源；屠宰动物被说成是肉品生产，这样就避免提及屠宰动物。菲尔在多篇文章和多个学术报告中都批评增长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看法与韩礼德①的看法是一致的。菲尔还研究关于气候变化的话语，并指出乱砍乱伐树木对生态平衡的危害性。 菲尔在《作为欧洲思想的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 as a European Idea）②一文中比较了豪根和韩礼德的不同生态语言学观点，并勾画出源自于欧洲研究传统的生态语言学的特点。他明确指出，基于欧洲思想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不把语言生态看作是隐喻，而是把重点放在探讨语言在生态环境中的作用和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代表思想就是韩礼德的研究范式。 四、关于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两个范式 菲尔③紧跟世界生态语言学研究发展的步伐，梳理了研究思路和研究范式，认为目前有两个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范式，一个是豪根模式④，另一个是韩礼德模式⑤。虽然这两种模式都是用来研究语言与生态问题的，但视角不同，所关注的重点也不一样。豪根模式关注的是语言生态（the ecology of language），而韩礼德模式则更加关注语言对环境的影响，因此有人认为韩礼德模式是环境语言学（environmental linguistics）。 从文献看，术语的使用也不统一。但从周文娟对菲尔所作的访谈（见本期）可以看出，菲尔对几个术语是有区分的：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是与语言和生态关系相关的所有研究的总称。这就是说，生态语言学的包容性和概括性最强，而语言生态（the ecology of language）只限于豪根模式，主要是指研究不同社会形态和国家的大小语种的生态状况（如少数民族语言的生态状况），同时也研究人脑中不同语言的互动关系。而生态的语言学（ecological linguistics）则研究语言在环境问题、气候变化、动植物生长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是语言和话语在解决上述问题方面是怎样发挥积极作用或者产生影响的。菲尔的区分与韩礼德⑥的区分有相似之处：语言生态与机构生态语言学相似，而生态的语言学则和系统生态语言学相似。 菲尔关于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的区分很有意义，也大致区分了两种研究进路，为人们研究语言与生态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观察点。菲尔明确指出，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补的⑦。 邦（J■gen Bang）和朵（J■gen D■■r）同意菲尔的区分，但把这两种模式分别称为豪根教条（Haugenian Dogma）和韩礼德教条（Hallidayan Dogma）①。菲尔的区分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接受②，但有些欧洲学者③则有不同的看法，这点我们已经指出④，不再赘述。但是，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无论是否用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这些说法，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它们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研究生态语言学的途径：一是隐喻范式，一是非隐喻范式。隐喻范式注重语言生态本身（包括语言多样性、语言的生存、发展、消亡等等），而非隐喻范式则注重话语和行为的生态审视和批评。⑤ 五、作为学科的生态语言学 生态语言学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慢慢发展起来的。作为一个学科，它经过了一个被观察、被建构、被认同、被接受、被发展的过程。虽然豪根⑥和韩礼德⑦对语言与生态问题都做出了精辟的论述，但严格地说，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在作为学科的生态语言学建构方面做实际的工作。 菲尔在生态语言学学科建设方面既做实际工作（包括教学、讲学、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和组织学术研讨会），也做理论探讨，这些可以从他的论著中可以看出。值得一提的是，菲尔除了与同事（尤其是Hermine Penz）一起做研究外，还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合作；在探讨学科内涵方面，最明显的是他与南丹麦大学的苏内沃克斯特芬森（Sune Vork Steffensen）关于学科发展的论述⑧。他们认为，生态语言学不像心理语言学或社会语言学那样是语言学的一个新的分支，而是一个独立的研究范式⑨。他们还提出了扩展生态假说（extended ecology hypothesis），呼吁把生态语言学建立成一个统一的自然化科学（a unified naturalized science），把生态语言学推到一个更高的平台⑩。 巴西学者寇特（H. H. Couto）对生态语言学研究历程做了梳理，其中说到了作为学科的生态语言学问题。在这方面，他对菲尔给予很高的评价：生态语言学已经成为一个建立得很好的学科，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菲尔的努力，他在整个过程中起着向心力的作用，他撰写了第一本生态语言学入门书{11}，而且还组织了多个研讨会，并且出版论文集。{12}寇特的研究表明：菲尔的学术影响不仅仅限于欧洲，而且还遍及南美洲和其他地方（包括中国）。但是，从文献上看，寇特所说的菲尔1993年的著作是第一本生态语言学入门书①，有些不符合事实，因为1993年美国学者麦凯（Adam Makkai）在英国出版了《生态语言学：语言科学的新范式》（Ecolinguistics：Toward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②。但无论如何，菲尔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多年来，以菲尔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在生态语言学研究和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因此被称为格拉茨团队（the Graz Group），与丹麦的欧登塞团队（Odense Group）、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团队（Adelaide Group）等研究队伍一起活跃在生态语言学领域。 正如寇特③所说的，菲尔在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通过学科建设，培养更多的人从生态的角度看待语言和语言使用，强调语言在整个生态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也提醒语言学家要从语言本体研究走向语言的社会性研究④，要有社会责任。 六、结语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菲尔在生态语言学的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得到了同行的认同和爱戴。他主编《生态语言学读本：语言、生态与环境》和《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就已证明他在整个世界学术圈中的地位。2000年，为了表达对他所做贡献的敬意，凯特曼和彭茨主编了论文集《生态建构语言、自然和社会》（ECOconstructing Language， Nature and Society）⑤献给菲尔。 菲尔和麦凯、芬克（Peter Finke）、邦、朵等人属于资深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者，现在已经慢慢退居二线了。他在给笔者的电邮中说到，生态语言学是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目前像南丹麦大学的斯特芬森和英国格洛斯特郡大学的阿伦斯提布（Arran Stibbe）这些学者做得很出色，他们是他多年的学术朋友，他相信他们会继续在生态语言学研究领域努力耕耘，并带领着大家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