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母语课程的“语文”

作为母语课程，语文内含着几个基本的常识性的命题：汉语文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语文是面向年轻一代的母语课程；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审视语文教育百余年的历史，我们认为今天有必要重申语文的母语课程特性及其使命。明乎此，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具体把握语文课程的实施与创新。

语文素养是主体习得与学习的合金

新课改以来，“提升学习者的语文素养”这一观念已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尽管何为语文素养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究和明确的论题。母语课程的学习，对学习者来说并不是从零开始的。在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前，学习者在生活的自然情境中，通过与父母及周围其他人群的互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言语技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附着在母语之上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当然，这类经验主要是口语的、原生态的。恰恰是这类口语经验构成了学习者母语学习的最佳入口。语文教育过程中，在开启书面语学习的同时，学习者的口语学习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与规范，通过听说读写思等言语活动，学习者的整体语文水平会如同儿童的生命成长一样，走向丰润、鲜活、饱满，生成作为中国人的特有语文智慧。

孩子在正式学习母语之前，已有一定量的习得，这是母语学习的突出特点，是不同于外语学习的地方。母语习得是在生活情境中自然实现的，学习者因为人际互动和自主活动，在没有明确的目的指向和意志努力的情况下，获得了母语的基本能力。母语学习是学习者在学校情境中，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课程实施，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获得的母语能力的活动。习得是在生活情境中实现的，学习是在学校情境，尤其是课堂情境中实现的。课堂情境的实质是人为优化了的环境，是促使儿童能动地活动于其中的环境。它渗透着教育者意图，使儿童的生活空间不再是一个自然状态下的生活空间，而是富有教育的内涵、富有美感的充满智慧和儿童乐趣的生活空间 。生活情境指人们运用语言进行言语交际的言语环境，不是人为“优化”的典型场景，而是真实的言语环境。如何处理好上述两种情境的关联与转化，是语文课程教与学的关键。

在活动中，通过活动，为了活动，这是语文课程实施的实践特性。基于此，我们说“语文是一门实践性的综合课程”。语文课程需要处理好习得与学习的关系，一方面习得是学习的基础，另一方面学习活动及其所得需要回到学习者的真实生活中，在类似习得的情境中将符号化的知识融汇、整合，使之个性化、身体化。生活中的自然习得与学校情境中的有意学习是彼此关联、相互滋养的。有鉴于此，我们说个体的语文素养是习得与学习的合金。

基于身体的实践智慧

学习者的语文素养是在听说读写思的具体活动中得以生成、发展的。言语活动是一种身体在场的活动。笔者曾遇见一位语文和英语都非常优秀的学生，在与其交流学习心得时，她告诉我，学习语言的最大诀窍首先在于学习者要明白，不同的语言学习有与之匹配的不同身体状态。说汉语的身体和说英语的身体是不一样的，甚至存在着巨大差异。很遗憾，我们在进行语文和英语的教与学时，少有这种身体的敏感。常常是在用汉语中的身体学英语，或者在用英语中的身体说汉语。对此，不仅智慧的学习者有所发现，真正的语文大家也有精彩的论述。著名作家贾平凹在论及创作时曾说，“我觉得语言首先与身体有关。为什么呢？一个人呼吸如何，你的语言就如何。你是怎样呼吸的，你就会说怎样的话。不要强行改变自己的正常呼吸而随意改变句子的长短。你如果是个气管炎，你说话肯定句子短。你要是强迫自己改变呼吸节奏，看到一些外国小说里有什么短句子，几个字一句几个字一句的，你就去模仿，不仅把自己写成了气管炎，把别人也读成了气管炎”（参见：贾平凹在鲁迅文学院陕西作家研修班上的讲座）。

作为实践性课程，自然与学习者的实践智慧相关联。事实上，语文素养的核心要素也是，或者主要是实践智慧。基于身体的实践智慧，从知识的角度来看，主要是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具有默会的特点。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关于语文及其学习的知识，恰恰是难以用语言明确表征的。贾平凹对此也有中的之论，他说：“文学上有些道理讲不出来，一讲出来就错了。”“创作严格来讲是最没有辅导性的。”这里虽然是在谈文学，谈创作，但其所揭示的真谛也关涉语文的教与学。在我们的语文课程与教学中，恐怕多数时候是在用웃教知识（主要是可以用语词表征的陈述性知识）的方式在教语文，忽视甚至剥夺了学习者作为母语学习主体的自主活动，以及在言语活动中形成和表现的默会知识，这就限制、阻碍了学习者言语智慧的生成与发展，进一步导致了作为主体的学习者对言语情境的感知钝化，自主解读与表达的低能。

语文学习的独特方法

毛泽东作为语文大家，关于语文学习他曾说，“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夫不可”。教育家王森然也说，语文“是国民思想感情所由传达的媒介”，“是国家精神生活的结晶”，无法简单地套用西方现成的东西。“在其他各科的教材教法，内容工具，似乎都还可以借镜于他国先例的地方。独有语文，非由我们自己来探索不可。”那么，语文的学习有怎样的方法，需要下怎样的“苦功夫”呢？

母语教育，我们有着数千年的传统，积淀了丰厚的智慧资源。汉语文的学与教，中华先民有着自己的本土经验。正如叶圣陶所说：“学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旧教育所没有的，唯有国文一科，所做的工作包括阅读和写作两项，正是旧式教育的全部。”很明显，我们应该基于中华教育传统和儿童心智发展规律，结合当下国人语文生活实际，创造性地探讨语文教与学的方法。

比如吟诵，这是具有悠久历史的语文学习法，正因为如此，国人常将书声琅琅视为学校的一道风景。为什么呢？因为汉语是一种声调语言，不仅富有声调的丰富变化，而且声调本身具有言语意义。因为合辙押韵的文字契合儿童的学习心理，易于记诵。因为我国有数千年的韵文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经典文本和解读经验。中国语言因为有“调”，即“四声”，所以特别富于音乐性。吟诵正是体现这一特性的有效学习方法。它不仅有助于巩固和提高学习成效，也有助于学习者体会到汉语文的美妙。“弦歌不辍”不应是昨日风景。古诗文吟诵，我们拥有很好的文化遗产，☢例如唐文治先生开创，曾在无锡国专创造辉煌的“唐调”，我们可以在深度了解的基础上，创造性继承。目前，无锡三所高中已有很好的尝试。

比如，经典阅读，长期以来我们的母语课程都一贯强调和重视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因为，中华文明有丰富的文化宝藏，而经典恰是民族智慧的凝聚。语言是要磨练，要学的（汪曾祺语）。磨练与学习的材料当然应该是经过时间汰选的文化经典，经典阅读即如对话，循着语言这条道路，学习者可以跨越时空与先贤大哲对话。钱穆先生在《我的人生经验》一文中说，“我们都是普通人，但在书中遇见的人可不同；他们是由千百万人中选出，又经得起长时间的考验而保留以至于今日，像孔子，距今已有二千六百年，试问中国能有几个孔子呢？”经典诗文有丰富的文化蕴藏，“诗中境界，包罗万象；不论是自然部分，不论是人生部分，中国诗里可谓无所不包；一年四季，天时节令，一切气候景物，乃至飞潜动植，一枝柳，一瓣花，甚至一条村狗或一只令人讨厌的老鼠，都进入诗境，经过诗人笔下晕染，都显出一番甚深情意，趣味无穷；进入人生所遇喜怒哀乐，全在诗家作品中。”钱穆先生进一步指出，“当我们读诗时，便可培养我们欣赏自然，欣赏人生，把诗中境界成为我们心灵欣赏的境界。如能将我们的人生投放沉浸在诗中，那真趣味无穷。”钱穆先生这里还告诉我们，语文课程与教学还应该是充满情趣的。

母语课程与教学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母语课程及其实施的必备特性。

“近代以来，国人对西学的热情无以复加，西学在手就相当于真理在手，理直气壮，所向披靡。”张汝伦洞悉到了某些人、某些时候不仅语言失去了根基，日渐西化，甚至我们的思维、概念和ษ言说方式、价值尺度等都被严重地西化，教育因之失去了应有的中华文化的基本品性。余光中也曾慨叹，“如果你的女友已改名为玛丽，你还能送她一首菩萨蛮吗？”很明显，有怎样的文化，就有怎样的生活与公民。“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希特勒的话从反面给了我们警示。

语言不简单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就是文化。学习一种语言，就是走进一种文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秘密都蕴藏在她的语言之中。作为存在的家园，汉语文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所。中国人都在汉语里出生入死。黑格尔曾发誓要让哲学说德语，在中国崛起的今天，我们必须保证中国梦一定说汉语。

当代美国语言学家克拉姆斯基曾说：“语言教学就是文化教学。”文化自觉是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命脉。母语课程的独特价值就在于，以母语及其文化特有的方式，引导学习者认识客观世界、走进现实社会、构建内部世界，在母语的滋养下实现“自然¢人――社会人――中国人”的发展，成为拥有独立天地、自主人格、丰富生活的公民。这就要求作为母语课程的语文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智慧。也即听说读写思各类活动都浸润在汉语文化的世界里，从字词的理解、经典的解读、文本的写作、对话与交流等方面都遵循汉语文的逻辑与规范，体现中国人的视角与立场，反映中国人的火热生活。那种在语文课堂中不仅兜售西方观念，甚至连材料、范畴、逻辑都十足西化的做法，对于母语课程而言是值得商榷的。

播种母语文化的种子

语文教育的独特价值在于“以文化人”。

文化的种子，尤其是母语文化的种子是在人生早年种下的，种子的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福泽学习者的全部人生。陈平原说，一个人一辈子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文，大抵就是这个意思。笔者曾与一位海外华人学者有过一次交流。该学者在中国浙江上完高中，然后去新加坡国立大学上大学，在英国牛津攻读博士学位，在美国哈佛大学读博士后，最后的专业是法律，已在国外奋斗18年，目前是一所世界名校的教师。我们相识在一次钱钟书的研讨会上，提及钱钟书和杨绛在牛津只待了两年，竟成大师级学者。在国外一流大学闯荡近二十年，可否成为钱钟书式的学者？朋友几乎未经任何思考，立马回答，“不可能”。为什么呢？朋友的解释是，钱钟书青少年时期在父亲钱基博的指导下，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而朋友说自己中小学都只奔着考试学习，长期只注重了英语，忽视了母语的深度学习。今天的英语水平因为汉语水平的限制也难有好的提升。一句话，二流的语文素养不可能做出一流的学问。事实上，鲁迅、胡适那一辈人的学养也都是在扎实的母语功底基础上，以一个地道中国人的身份，学习、借鉴西方学术，最终融西于中而修炼出来的。

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值得反思的也正在于此。因为应试和其他急功近利的追逐，语文课程与教学中缺乏明确、深厚、扎实的中华文化根基，汉语字词几乎被抽空其所包蕴的文化意涵，简化为空洞的、抽象的符号，甚至是汉字的“骷髅”。这样的语文教育已经失去了母语课程应有的基本品质。如何播种汉语文的文化种子呢？

说一个例子。比如“秤”一字的解释，恐怕不能简单陈述为称量物体重量的工具。有资料显示，我国古人确定一斤为十六两是源于：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加上福禄寿，共计十六个单位，据此确定秤的标准为十六两。如果在称量物体重量的时候，不公正，存贪心，克扣一两就会减福；克扣二两，就会少禄；克扣三两，就会折寿。这叫“人在做，天在看”。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基因，试想，如果我们能够让每一个汉字都充满灵性，都恢复其丰润的意义，使之变成一个个鲜活、饱满的精灵，日积月累，学习者的世界自会逐步成为一个中国人的世界，孩子们的立场与视角自会是中国人特有的样态。这样的语文教育自会让“人的生活温暖而丰富起来，人的生命高贵而光明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