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文学中的武汉城市世俗文化研究
摘 要:城市是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和文化的集中体现,武汉是个多种城市文化并存的城市,在湖北文学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而作家的创作风格、语言特征深受城市文化的影响。着重选取了武汉的城市世俗文化在文学中的表现,探讨文学和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文学;城市;世俗;文化
城市是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和文化的集中体现,不仅城市本身是一种文化,城市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又缔造了自己的城市文化,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文化往往也被称为“都市文化”,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它具有复杂化、多元化的特点。它涵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领域。
文学作品可以表现城市文化的某种主题,可以体现出当地城市的文化特点。而城市、人、文学三者是有机联系的。作家对某个地区的钟情,往往会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则是这个地区一种文化的呈现,成为这个地区文化内涵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作家的写作特点、语言风格、价值取向也受到本地区文化的影响。湖北是楚文化的故乡,自古以来多出文人,湖北作家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湖北文学中既有江汉平原的日常生活,又有鄂东山区的狂野、浪漫风俗,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
近年来,武汉地区在极力打造城市的文化个性,本文拟从武汉这座城市为例,通过湖北地区文学的内涵,来研究武汉的城市文化个性。要想研究武汉特有的城市文化个性,就要研究武汉的城市人文精神,而这种精神就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武汉的城市文化包括世俗文化、水文化、旅游文化、商业文化等等,其中,世俗文化是最能体现武汉本土的人文精神和城市个性。本文将以世俗文化为主,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研究湖北文学中的武汉城市人文精神,从而打造武汉特有的城市世俗文化。
一、文学中的世俗生活
曾有媒体将武汉评为中国最市民化的城市。而这个“市民化”却使武汉的城市文化和武汉的居民形象长期遭到国人的误解,我们就通过文学作品中的武汉来了解一下何谓“市民化”。“市民化”其实是一种生活的精髓,和人们的衣、食、住、行有关,是市民生活的真实反映,是世俗生活的写照,也是城市文化的主要内容,更是武汉这座城市特质的综合反映。
武汉的知名作家方方和池莉的小说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被称为新写实小说代表。这一时期她们的文学作品主要聚焦于市井里弄里的市民生活。从文化形态上看,市井里弄的群居社会,是本地区的地域文化传统的积淀,凝聚着这个城市的历史和民族的精神性格。从表现形式上看,市井生活最能反映一个城市居民的生存状态及这个地区的文化传承。在她们的作品中,通过琐碎的日常生活展示出武汉市民所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行为方式特征和较稳定的价值观文化体系。展现了武汉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变化,武汉市民的世俗生活、生存状态、行为方式和精神特征。
池莉的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里描绘出一副武汉人消夏的生ฝ活图景。用短小精致的篇幅写出了武汉人特有的日常生活场景和他们的精神状态。由此,大家知道了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夏天,武汉人豪放的竹床阵,武汉女子的火辣辣,从而表现了武汉地区粗放豪爽、不拘小节的民风。作品同时也借着书中人物之口对武汉地区的小吃文化做了总结:老通城的豆皮,一品香的一品大包,蔡林记的热干面,谈炎记的水饺,田启恒的糊汤米粉,厚生里的什锦豆腐脑,老谦记的牛肉枯炒豆丝,民生食堂的小小汤圆,五芳斋的麻蓉汤圆,同兴里的油香,顺香居的重油烧梅,民众甜食的■汁酒,福庆和的牛肉米粉。这就是武汉人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有滋有味的世俗生活。
池莉的另一部作品《生活秀》,先小说后电影,让大家知道了吉庆街上流浪艺人多姿多彩的夜生活,使精武路的鸭脖子走向全国。文学作品对城市的宣传效应可见一斑。
在这些武汉作家的作品中,生活习惯、地域方言及对本地文化的一种认可,都透着浓浓的汉味,这种味道就是武汉的世俗生活,这种世俗已经成为这个城市血液里的一部分,也是“市民化”最直观的体现。
二、文学中的市民性格
固定的地域和民族,有其较稳定的地域居民性格和民族精神。而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地理环境特点,也造就了不同的城市文化特征。这种城市文化特点,大都可以通过该地区的居民表现出来。所以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特点能很好地表现出这个城市的文化个性。就湖北地区而言,武汉处于华中重地,冬天严寒,夏天酷暑的气候条件以及武汉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使得在民间有着“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俚语。这句话形象生动地道出了这个地区居民的性格特点。居民性情有北方人的豪放、讲义气;也兼有南方人的精明、狡黠。
在描写武汉地区的文学作品中,口语化的语言是一个典型的写作风格。对于武汉的方言,ก因为极端的气候环境导致武汉人的脾气暴躁,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就是脱口而出的粗话,这种极具特色的地方语言稍不注意又升级成骂腔。所以很多描写武汉城市的文学中都大量地运用到了这种方言,我们称之为“汉骂”。这种汉腔汉骂给这些作品带来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汉味文学”。这种原汁原味的汉味使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形象和环境气氛得到真实再现,也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感受到武汉市民的泼辣幽默,粗鄙精明。
池莉和方方的小说中更多的是通过语言表达和行为方式表现出武汉女性的性格特点。《生活秀》的来双扬让世人认识了武汉女人的能干与泼辣,心计和智谋。《万箭穿心》里的李宝莉使大家对武汉女人的刀子嘴,豆腐心,和对生活的勇敢、坚韧有了更深的理解。这两场由小说改编的电影更让全国观众都感受到了武汉女人的可爱与可恨之处。这也是生活中对武汉女性比较真实的评价:漂亮、泼辣、厉害,而这种“泼辣、厉害”和湖北地区的热烈、易怒的楚风相通,也是中国女性刚烈、顽强的表现。 至于武汉的男性形象,由于写作立场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两种类型。对于女性作家而言,在作品中的男性形象特征要弱于女性。与女性的能干相比,男性形象更多的趋向于温和、懦弱。所以也有武汉男人是“妻管严”的说法。而在任常的《风流巨贾》和彭建新的《孕城》这两部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又能很好地说明“天上九头鸟”的这种精明、幽默、豁达和敢为人先的性格特点,精妙地解读了武汉的人文精神和文化理念。
三、文学中的民俗风情
民俗文化是城市文化结构中的一部分,属于精神文化范畴。特定地域的生活习俗、传统文化、历史沿革等也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和传播。历史悠久的楚民楚风,“两江三镇”的独特布局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武汉自古以来就是兵家重地与商业重镇。同时也是楚文化所在地、湖广总督府、武昌首义之区、武汉保卫战发生地等。在封建社会晚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围绕汉口又形成一个卓越的商业都会,并衍生出了看似粗鄙却又迷人的民俗风情。
《水在时间之下》这本作品里关注到了汉剧。汉剧早期称为楚€腔楚调,是湖北地区的主要戏曲戏种。在汉口成为商埠以后,汉剧迎来了它的兴盛时期。方方的这部作品中以汉剧的传统剧目《宇宙锋》为引线,讲述了一代汉剧名伶一生的悲欢离合。这一汉剧剧目在小说中时常提及,时至今日,它พ依然是汉剧的经典,也是最能表现出湖北地区的历史延续和地域特色的文化艺术之一。
《汉口的沧桑往事》里,作者用散文化的笔墨让读者知道了汉口从五百年前一荒洲,到五百年后楼外楼的变化过程。让读者看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中,中国本土都市化所达到最高水平的城市。
《汉商》虽然也是以汉正街为背景,以汉派写作风格为主,但不再仅仅着眼于武汉地区,而是描摹了1849-1949年这一百年间湖北地区的民俗民习、四时八节、沿革变迁,囊括了楚文化、商业文化、码头文化等等,展现出湖北地区的独特民风民情。小说的开卷就用到了黄孝花鼓调:妹妹送我下汉口,七送八送到码头。千言万语还不够,泪水又像河水流!船老大唱到这里,富贵和狗娃也扯起嗓子加入:妹子妹子莫要愁,哥哥发财带你走,穿绫罗,喝香油,坐轿子,住高楼……这段话将湖北地区特有的地方剧种,浓郁的地方特色,将农村生活的场景、语言很好地融为一体,精彩绝妙。小说里又以春节、中秋、端午乃至中元节这些传统节日作为背景烘托,对于传统的民俗描绘得细腻而意趣盎然。武汉俚语“摸秋”,在湖北民俗中,是中秋夜里,到别人家园圃偷南瓜置于妇女床下,世俗认为,这样做,便会多生子嗣。也可理解为形容“找不到方向”,方言的幽默,民间的传说,由此可见一斑。
四、结语
史载,公元1465年(明成化元年)汉水改道从龟山北麓注入长江,形成了汉水之北这块沙洲的便利与开阔。过往的船民纷纷上岸驻居。南来北往的商客不断,由此形成了热闹的街市。这个大江东去,龟蛇对峙,三镇鼎立的地势格局,让这座城市挟两江交汇之灵气,使武汉具有了从灵山秀水间孕育千年的风骚和儒雅。而“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又让这座城市形成了宽容、大气的汉味文化。结合源远流长的楚文化和大江大湖的汉味文化,在湖北作家的作品中,实现了文学中雅和俗的有效融合。湖北文学的特点则是以武汉市民特有的地域文化和充满人情世俗味的普通市民作为表现对象,叙事风格简单直白,多用方言土语进行语言表达,和读者进行大众文化层面的交流。由于作品中谈得大都是世俗,是平民,是对这种原生态生活的强烈认同,致使一方面容易被大众接受,另一方面又因为缺乏创作者主体对世俗价值的超越,从而使大众对武汉这座城市和这个地区的居民有了“市民化”的定义。但这种城市世俗文化,对于文学而言,更多的是通过普通市民的家庭生活来表述生活技巧和生活经验,来表现达观精明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智慧,具有明显的市民特征和生活哲学。
城市是文化积淀、升华之地。武汉的地域文化雄浑博大,湖北文学的创作应该不仅仅都是世✈俗文化的体现,更应该让读者通过文学看到欧风美雨浸润的武汉、革命风雷激荡的武汉、诗歌音乐孕育的武汉……让武汉的城市文化在文学表现中越来越清晰,让武汉城市文化重焕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