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互动机制

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阶段，国内经济条件和外部形势发生了一些新变化，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面临有利条件和机遇的同时，也遇到了新的制约因素。长期以来，以政府政策主导与干预下的中国经济结构出现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通过市场主导的结构调整来充分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是解决中国增长可持续问题的关键与突破口所在。鉴于多重目标下不同结构调整模式对财政政策需求具有显著的差异性，本文在分析财政困境将对调结构战略目标造成制约效应基础上，对通过全面的改革与创新中国既有的财政政策，进而利用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提出了全面市场化改革的针对性优化途径。

政府政策主导与干预下的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出现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的基本态势

2014年以来，随着GDP增速下降到7时代，中国经济进入了以调结构为核心目标的重要转折时期，实质上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即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风险的集中释放期、增速换挡的关键拐点期和结构调整的最艰难期这新三期叠加效应的重要时期。第一，政府对微观经济部门长期不恰当的过度干预，造成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表象是外需或内需不足，实质上当前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持续下滑是由于经济供给方面出现重大问题。

以往中国的经济放缓是外生性的，与外部出口市场环境恶化密切相关，其下滑原因可以从需求角度来理解，即中国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是有竞争力的，等外部需求出现反弹和复苏，经济就会自动恢复增长。然而，当前的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已经具有了内生性特征，与政府过度以及不合理干预导致经济结构扭曲密切相关，即需要从供给角度来理解。由于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叠加效应，中国部分出口产品特别是低成本竞争优势的产品，国际市场的整体竞争力正在逐步下滑，出口产品的综合竞争优势进一步弱化。从供给方面来看，通过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来促进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是较为合理的长期目标。

然而，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短期内保就业、稳就业的内在需求ฌ迫使政府采取一定的稳增长政策。如果延续以往惯用的刺激需求政策，虽然短期内可以实现稳增长、保就业的政策目标，但这种促进效应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往往会加剧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缺失和金融风险的扩散。事实上，当前比较稳妥的宏观政策取向是，采取不会对微观经济部门造成重大扭曲效应且具有公共性质的微刺激计划，比如高铁地铁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水利设施改造、棚户区改造等供给侧面政策，同时实现保就业、稳就业的保下限核心目标。此外，要全面实施以消除金融压制、削减税费、减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和消除垄断管制等一系列供给改革措施，促进实体经济竞争能力和生产效率的整体提升。

第二，政府干预造成的金融压制体制，导致了供给层面的产业结构扭曲，使得产能过剩和收入结构扭曲等现象并存。对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稳妥的改革，已经成为突破利益集团对改革阻碍效应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新一轮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中国现行的金融压制体制已经成为持续发展能力弱化的核心障碍因素之一，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首先，中国现行的金融压制体制对实体经济呈现显著的掠夺效应，中国拥有庞大的金融资产存量，但是金融资源的方向错配、结构错配以及功能错配，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特别是在金融资源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方面存在突出问题。

其次，当前的金融体系是造成制造业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急剧扩张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核心因素，是上述五大现象最为关键的联结者。再次，中国的金融压制体制已经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利益关联和冲突矛盾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利益集团依靠对金融体系支配权力的控制或干预♪，通过寻租活动来谋求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体系自身也已经形成巨大的利益集团，成为利益相关者谋求私利的重要领域，其中寻租活动带来的各种腐败现象，也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弱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最后，中国现行的金融压制体制对各种金融风险的积累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成为可能引发下一轮中国经济危机爆发的重要导火索。上游的自然垄断行业环节转移的趋势。

表面上来看，这种转移趋势是似乎由国有企业的公共性质以及行业的自然垄断性质所驱动，实际上这种变化趋势一定程度上由已经形成的官僚利益集团的利益延伸和权力寻租所驱动的，自然垄断背后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行政垄断的力量和动机，这显然对国有企业的功能造成了扭曲和异化。

中国现行的官僚体系本质上是以行政层级为主体的载体机制，国有企业的管理阶层的行政化就是这种官僚体系的延伸。这一方面，导致了国有企业多轮改革措施并未起到应有成效，相反，。国有企业的行政化体制在那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超额收益激励下得到固化。另一方面，那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企业的超额收益对各级政府官员的利益所☯得具有极强的吸引力，造成了政府官员凭借自身的行政权力到国有企业担任重要管理人员，从而获取更高的薪金收入，催生和固化了中国各级官员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利益共同体。

第四，现阶段政府行政政策主导与政府过度干预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微观层面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均产生了显著抑制效应，对政府政策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实施大改革、大突破。现阶段，中国各级政府行政政策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微观层面的创新创业活动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抑制效应，突出表现在：

在中国各级政府仍然掌控企业部分关键要素审批权以及特殊产品市场控制权的情形下，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相当比例企业需通过与各级官员进行合谋与寻租来谋求低成本的关键要素以及额外的竞争资源，对权力寻租垄断势力的造成依赖，极大削弱了这些企业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内在动力。目前，不少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权力寻租来获得垄断势力。

当前中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部门，资产泡沫化现象逐步凸显，创业创新动力受到突出性抑制。近年来，中国众多制造业企业竞相将自身的利润、销售收入甚至银行贷款投向了房地产，而非投向企业的创新研发、品牌建设等核心环节。过去10年内，中国房地产行业产生的20%以上的利润率，但制造行业的总体利润率却只有3.2%。行业间如此巨大的利润距，必然刺激诱使资本流出制造业部门并进入金融和房地产领域，从而加剧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弱化，经济空心化现象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中国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面临过高的税负水平、社会交易成本以及融资成本。由于中国仍然存在着政府对关键要素市场的控制以及企业重点交易环节的权力干预，在缺乏有效外部监督的情形下，从企业各种要素采购到组织生产再到流通运输环节，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以及官员寻租活动，从根本上制约了实体经济生产率的提升和创新研发能力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