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斯的人格看百年来国人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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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想,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没有分歧。两千多年或多或少延续不断的中国政治史中,有两个相距很近的划时代的决策。第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从此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国基本上以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式为主体,这在世界的历史上——除去古埃及之外——是绝无仅有的。第二是汉武帝把儒家思想确定为政治与社会理念的基✍础。中央集权与儒家政治基本上贯穿了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李斯在确立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式上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主管司法的大臣——廷尉——李斯抵制了丞相与御史大夫分封诸侯的建议,开创了中国特有的中央集权政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李斯的政治天才与远见。从时效上来看,李斯几乎赶上了孔子。李斯不仅是出色的政治实践家,他从业于当时最着名的政治理论家与思想家荀况,并从同学韩非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理论家。李斯甚至是书法家。所有这一切,都给了李斯一个极端特殊的历史地位。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总结他的一生说:“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且与周召列矣。”

但是,李斯不同于他的前辈老子与孔子。老子与孔子虽然生前没有建立功名,但死后不久就受到了极高的崇拜。汉朝以来,史家很少谈到李斯,一旦谈到,也是严厉地批评。李斯的名望要等两千多年之后才重新辉煌起来,那就是五四的时代和文革中的批林批孔。五四和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李斯有一种特殊的崇拜。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崇拜李斯,本来应该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崇尚欧洲18世纪的平等、自由、民主等政治理念,这与李斯和法家的政治理念截然相反。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绕一个圈子,看看作为历史人物的李斯的人格是怎样的。

李斯的人格

有关李斯的生平的史料不多,今天人所依据的也主要是司马迁《史记》中的相关章节。我们先看看李斯与同学韩非的关系。《谏逐客书》是中国文学史很重要的作品,我们很多人在中学都读过。当时,在秦国强大的压力之下,很多诸侯国都派出说客游说秦王,企图以此化解来自强秦的威胁。秦国的宗室大臣看穿了这些说客的计谋,请秦王驱逐所有外国来的士人。李斯出身楚国,后来跟随荀况学习,不是秦国本地人,当然在被驱逐的行列。李斯为此向秦王上书,这就是那篇名着《谏逐客书》。李斯列举了外来的人才、物产对秦国的益处之後总结说:“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这篇文章有理有据、痛快淋漓,一下子就把秦王说服了。李斯不仅重新回到了秦国,而且很快就受到了重用。李斯在这里不仅今强调了外国的人才对秦国有用,还特别强调了外国来秦国寻求功名的士人都愿意效忠秦王。

我们知道,李斯与韩非都曾经拜荀况为师,是同学。而且,从后来李斯《对二世书》我们可以知道,李斯对韩非的学问与理论崇拜已极,甚至把韩非的话说成是“圣人之论”。那么,他是怎样对待这位令自己崇拜不已的同学的呢?《史记?韩非列传》说:“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着书也。’……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注意两点。第一,李斯陷害韩非所使用的理由,恰恰就是当年自己被驱逐的理由。在这里,李斯口气一转,说外国人不能效忠秦王,这是人之常情。看到这里,我们对那篇精彩的《谏逐客书》的夸奖就要大打折扣了,因为,它不是出于内心的信仰,而是出于个人利益的需要,写得再好,也是假的。更严重的是,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明确指出,如果把这些外国的人才驱逐掉,不仅秦国不能利用他们的才能,还会逼着他们到别国去效劳,因此,“逐客”是“资敌”,对敌国有好处。为了避免韩非可能帮助其他的国家与秦国作对,就不能把韩非驱逐,而要把他杀掉。为了杀掉韩非,李斯教唆秦王诬陷韩非,找茬把他杀掉。而且,李斯在极度的嫉妒中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于可能的竞争敌手一定要斩草除根。看到秦王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就把韩非毒死在狱中了。果然,秦王很快就后悔了,但是,李斯已经捷足先登。所有心肠险恶、残酷无情的人看到这里恐怕都要抚膺长叹、自愧不如了。生命的动力

崇拜李斯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常说:陷害韩非是李斯一生中的污点,但是,瑕不掩瑜,李斯仍然不愧一个伟大的人物。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伟大的人物的胸怀与抱负吧。《史记?李斯列转》有这样一段记载:“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欲西入秦,辞于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鹜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疆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大于困穷。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李斯学成后辞别自己的老师,说:对人最大的辱骂就是卑贱,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穷困。处在卑贱的地位,生活在穷困之中,而批评社会,鄙夷利益,这不是作士人的心胸。这一段是李斯对自己人生志向♡的总结,他的人生动力就是追求高贵的地位、物质的利益,除此之外,都不在话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把自己的天才与本领都用上了。而且,他的目的也的确达到了。他不仅自己位极人臣,而且儿子都娶了公主,女儿都嫁了皇子,过生日时来给他祝寿的大臣闹得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向秦王表示忠心,但是,他对秦始皇没有丝毫的忠诚。秦始皇死前写信给太子扶苏,要把兵权交给大将蒙恬,并让扶苏前来丧葬,继承大统。但是,赵高向李斯陈说了厉害,告诉他:扶苏、蒙恬一旦得志,你就没戏啦。于是,他与赵高一起封闭秦始皇的死讯,伪造遗诏,陷害了扶苏、蒙恬,扶持二世胡亥当上了皇帝。这是秦朝灭亡的开始,而李斯作为丞相,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在这件事上赵高是主谋,并不是因为李斯比赵高高尚,仅仅是在赵高那里李斯遇到了更高明、更险恶的人,李斯最后终于惨死在赵高的手里,一点儿也不奇怪。

赵高、李斯纵容胡亥骄奢淫逸、压榨百姓、迫害大臣,导致普天下人对他们的怨愤,六国旧族与陈胜、吴广纷纷起义,近逼首ฎ都咸阳。二世质问李斯,李斯为了保住自己的爵禄地位,运用超人的辩才,教导胡亥:作皇帝不能为天下服务,而要让天下为你服务。为人服务的人是下贱人,被人服务的人才是尊贵的人。怎样才能让天下人都为你服务呢?你要对所有人严加监视,用酷刑惩罚他们。他举了一个例子。把灰土洒在道路上本来是很小的过错,但是商鞅对这个人施了残酷的肉刑。百姓看见这样小的过错都要受到那样残酷的刑法,因此就会✯俯首帖耳为你服务了。我们今天讲恐怖主义,其实,把恐怖主义当作政治手段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李斯进一步劝说胡亥要自我放纵、享尽人间之乐,并无耻地说:这样才能算是贤明的帝王。决不能让仁义的道德、忠烈的感情、大臣的谏说等等妨害了自己作威作福、压榨人民。作为这种行为的理论基础,李斯说:皇帝要限制一切,但不能被任何东西所限制。听了李斯的劝告,胡亥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残害百姓,对人民敲诈勒索多的官吏被称为“明”,使用酷刑杀人多的官吏被称为“忠”。朝野天下怨声载道,起义军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这是导致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所以,司马迁说李斯不忠于秦朝,是很精辟的。李斯的智慧仅仅为了保证自己飞黄腾达,而秦朝的江山天下不是他真正关心的。

可悲的共鸣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试着回答前边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李斯有那样的崇拜。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假想敌是孔孟之道,是儒家。因为儒家对申、韩、李斯一直持严厉批评的态度,按照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的原则,要****孔家店的知识分子就重新抬出法家,来证明:历史上一直就有一种正当的思想在与儒家进行斗争,这就是出名的“儒法斗争”。但是,我感到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有着严厉的批评,而且很多批评都很切中要害,比如批判文人士大夫是“满嘴里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指出了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的虚伪。但是,五四人矫枉过正,走了另一个极端,对虚伪的批判变成了对仁义道德这些价值本身的批判,甚至把仁义道德当作了“吃人”、杀人的软刀子。因此,一谈起道德品行,五四人就很反感,当时流行的“非孝”与抛弃结发妻子、另寻“志同道合”的新欢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行为模式。因此,对虚伪的批判变成了对仁义道德的批判,对仁义道德的批判变成了对一切道德的批判。与这种极端的情绪相适应,从欧洲传来的唯物主义和从美国传来实用主义在被中国知识分子误解之后,成了彻底抛弃一切道德约ษ束、价值体系的理论基础。而不要一切道德恰恰就是李斯和法家最重要的特点,是法家理论的核心。从李斯个人一生的行为,从他给秦始皇、二世胡亥出的主意、做的说教,我们都可以明显地感到这种为了追求个人事业成功、尊贵地位、物质享乐,不故亲情,不顾友谊,不顾社会舆论,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甚至牺牲他人的生命,不择手段,务以残酷为尚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因此,秦始皇、商秧、李斯和那个“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曹操,都被画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凌烟阁上,成了崇拜的对象。

今天,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加剧,诚信、团结、公道、关怀等等价值慢慢地重新回到了人们的意识中。在这个时刻,回顾李斯一类法家人物的事迹,反思百年来道德价值丧失的原因,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