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蓉曾是我儿时的玩伴

编者按：武重年（1938―2017），山西文水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长期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参与上海大学文学院（原复旦大学分校）档案学专业的创建。2005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其父武和轩（1902-1986），曾用名肇煦，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政治学专业。回国后，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内政部、蒙藏委员会任职多年。上世纪30年代因参与反蒋活动一度被开除国民党党籍。抗战胜利后，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后又任立法委员。1949年9月与其他52位立法委员联名发表《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宣言》，宣布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和轩长期担任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职。本文选自武重年口述、马长林撰稿的《武重年口述历史》一书（已列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第四辑，即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回忆其幼年时代随父亲入住南京立法委员宿舍期间所见所闻，述及数位立法委员的传奇人生及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拉票情况卐。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国民政府的机关都要回到南京去，我们家也随着父亲回南京。从重庆返回ร南京，这个过程很煎熬。我们先从巴县回到了重庆。当时回到重庆住在什么地方我已不记得了，只记得到了重庆就等飞机回南京。那时候船很紧张，飞机也很紧张。我父亲想，坐船时间太久、太累，就想办法弄飞机票。这时候我父亲已经担任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个身份还是有可能搞到飞机票的。所以我们就在重庆等。这时候我就没有念书，一直等到1946年才坐上飞机回南京。飞机是从重庆的白市驿飞机场起飞，我们坐的是美国军用飞机。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飞机是什么样子，凳子在边上，硬凳子。飞机飞了很长时间，中途遇到气流，上下摇晃，我母亲受不了颠簸，直呕吐。这虽然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但小孩顽皮，飞机飞的时候我还在飞机上玩擦铃（南京人叫嗡子，上海人叫擦铃）。就这样我们一家从重庆飞到了南京。

立法委员宿舍的邻居们大有来头

到了南京后，国民参政会的这些议员没有住的地方，因此临时安置在当时国民参政会所在地，在国府路，现在的长江路，就在国民大会堂旁边。国民大会堂在抗战前就建好了，现在叫人民大会堂，它隔壁有一栋很好的大房子，成年后我才知道那里原来是一个大美术馆的建筑，后来给了江苏省美术馆，所以我记得我们当时住的房间很高，它是展览厅似的房子。很快，国民政府就为立法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盖 ☹宿舍房子，在现在的中山东路逸仙桥，那时候也是中山东路那里，圈了一块地，盖了三排宿舍楼，第一、二排给国民政府一般的公职人员住，比较简陋，第三排也是一个东西向的长排，两个门洞子，一个甲、一个乙，是立法委员的宿舍楼，都是两层楼，每个门洞是一梯유两户，门对门。我父亲这时已是立法委员，因此我们很快就搬进去了，买了一些家具，现在想想还像模像样，客厅、卧室、卫生间、厨房都有，一直住到1948年。

我现在还记得，包括我们在内，那里住的六户人家，本来应该是八户，有两户立法委员因为家里人多住了两套。一户就是席慕蓉家，她的父亲叫席振铎，蒙古族。还有一户是陕西的立法委员，王普涵。这是甲，西面的一个门洞。他们两家小孩都比较多。我们这一个门洞叫乙，一楼两家，东面一家是我们，西面一家是山东籍的立法委员范予遂，范予遂在山东赫赫有名，是同盟会会员，资格很老。范予遂解放后组织上调回山东，担任山东民革的负责人，他最后担任了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此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一直到“四人帮”粉碎后，我陪父亲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我们才碰到他，我叫他范大爷。这时候他年岁已经很高了。他的夫人也很有文化，是很有背景的一位女性，姓王，我叫她范大娘。2016年年底，我们上海大W党委统战部举行一个退休的党外人士的沙龙，我跟原经济学院的一个院长，叫于英川，他原来是从山东调过来的，也是市政协常委，闲聊中他说范予遂的夫人是他妻子的姑妈，我说地球怎么✞这么小，一下子两个人的感情就非常亲切了。第二位就是王普涵，解放后定居上海，他子女现在也在上海。他在上海民革没担任过重要的职务，但也是民革资深党员，1957年他也被打成右派。那时候民主党派一些头面人物被打成右派的很多，我们上海民革有260多个。我印象中，这位老先生好像也是参加立法委员起义的，陕西人，性情非常耿直，后来跑到黄浦江跳江自杀了。

二楼东，我家的楼上，住的是东北籍立法委员张潜华，非常帅的年轻立法委员，经常是西装笔挺、皮鞋锃亮，说一口很好听的北方话，解放后偶尔能在一些文史资料上看到有关他的历史，但我始终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他没有去台湾。二楼西面是一个女扮男装的立法委员，名字叫罗衡，她从来不以女性的面貌出现，总是穿着男士的西装，后来她去了台湾。席振铎家也去了台湾。其他的几位都在大陆，迎接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

张潜华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背景？吃不准。有人说他是军统，有人说是特务，一会说他被抓起来了，一会说又出现了。到现在这个人对我来说还是个谜。罗衡去了台湾后一点音信都没有，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查到。席慕蓉出了名以后我才知道席振铎一直在台湾。我开始并不知道席慕蓉就是跟我小时候住在一起长大的，有一次偶尔看到她一篇自传式的回忆文章，她在文章中很仔细地描述了童年时代在南京生活的情况，我一看就跳起来了，这不就是我们在一起玩的那个情景吗？2002年夏我参加沈飞德同志的著作《民国第一家》出版发行座谈会，我就问在座的老先生，席慕蓉的父亲是不是叫席振铎，他们说是的。我说这就对了，那就是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小朋友。这里面就王家有小朋友，席家有小朋友，武家有小朋友，我们一块玩。有一次我不小心，旁边有一个水塘，那时候天冷，我穿着棉袍，滑到水塘里面了，其他小朋友把我拉起来，回家后我母亲把我狠狠骂了一顿。王家的小儿子和我的一个小妹妹当时还作为小傧相参加过人家的婚礼。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到我家道谢

住在那里时我家里还失窃过一次，一个强盗从窗户翻进屋来。以前电灯的开关都是电线当中有个开关，我母亲正好去开灯的时候，一开灯被这个强盗看见了，我母亲手上的玉镯子被强盗一下就抢走跑了。后来报案到警察局，这下不得了，立法委员的公寓发生抢劫案，据说后来破案了，但赃物没有追回来。这次真把我母亲吓得够呛！后来我们就装了铁栏杆，现在叫防盗窗，那时候就是在窗外面用几根铁杆子竖起来，防止强盗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