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持三次中日经济讨论会
2018年是中日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得到日本政府和人民颇多支持和帮助。回顾一下由人民日报社和日本经济新闻社自1984年联合举办的中日经济讨论会，对增进中日两国的相互了解，推动中日两国经贸合作所起的积极作用，我认为还有一定意义。
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成功访问日本，中日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从此，两国经济贸易交流与合作的活动明显加强。1984年6月，代表日本经济界发言的权威报纸《日本经济新闻》社的社长森田康访华。他提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对外经济问题讨论会，以推动两国的信息沟通和交流。此议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并指定由人民日报社与日本经济新闻社共同筹办中日经济讨论会。
1984年11月，首次“中日经济讨论会”在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讨论的主题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中日经济合作”。会议前夕，胡耀邦同志会见日本代表团，王震、谷牧同志出席欢迎宴会，谷牧同志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会后又会见日方与会人员，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从此，中日经济讨论会每两年举办一次，轮流在中国和日本召开。由两国主流媒体搭建的这个经济讨论会平台，以交流讨论中日两国重大经济发展趋势和宏观经济政策为宗旨，直接推动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与合作，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我于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从1995年开始连续主持了第六次、第七次（1997年）、第八次（1999年）三次中日经济讨论会。
朱F基副总理面授我会议要点
1995年8月10日，范敬宜总编辑正式通知我，报社决定让我参加定于11月在东京举行的第六次中日经济讨论会，并作为讨论会的中方主持人。他说，第五次中日经济讨论会的中方主持人保育钧副总编，因工作岗位变动，这次就不参加东京会议了。
当天下午，报社外事局景宪法局长就来向我汇报第六次中日经济讨论会的筹备工作情况，并送给我一大堆以前举行的讨论会有关材料。景局长提出，c会的中方三位主讲人及演讲稿要早定。根据这次讨论会的中心议题“中日的新发展战略与中日经济合作”，我们商定从经济界、金融界和企业界各选一位演讲人，初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一位副主任和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公司总裁。他们的演讲内容，确定围绕中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等重大经济问题。
我在与戴相龙行长、陈清泰副主任沟通，得到他们初步答应作主讲人后，于8月30日报请国务院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朱F基副总理，审批关于第六次中日经济讨论会的筹备报告。9月1日李伟秘书来电话向我传达了朱副总理的批示意见，同意戴相龙、陈清泰同志作为中方演讲人参加东京的经济讨论会。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公司新任总裁因刚接替到龄的老总裁，对上汽公司情况不很了解，所以朱副总理建议还是由对上汽公司有重要贡献、在国内外有影响的老总裁陆吉安同志，以总裁代表名义与会作为中方主讲人。后来由于戴相龙行长临时有重要任务，决定由副行长殷介炎参加东京讨论会。这样，第六次中日经济讨论会中方主讲人就确定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陈清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殷介炎、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公司总裁代表陆吉安三人。
1995年11月8日上午，朱F基副总理专为第六次中日经济讨论会的重要意图，在国务院办公室召见了我，就日本当前的经济情况，中日关系的问题，以及对这次两国经济讨论会的基调把握等方面，发表了重要的意见，我作了认真的记录整理。13日，邵华泽社长主持召开第六次中日经济讨论会中方在京人员预备会，宣布人民日报社代表团成立，邵社长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兼讨论会主持人。我传达了朱F基副总理8日的谈话精神，殷介炎等三人介绍了演讲要点，景宪法介绍这次讨论会筹备情况以及日方三位演讲人的演讲要点。
1995年11月26日早上，邵华泽团长与我偕陈清泰、殷介炎、陆吉安三位演讲人，以及来自四川、宁夏、山东、厦门、深圳等地的代表团成员，一起乘机离开北京，于当地时间下午2：30抵达东京成田国际机场，入住东京第一宾馆。当晚，我与日方讨论会主持人、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顾问鲛岛敬治先生会面交谈，商定讨论会开幕议程、讨论安排、会议注意事项等。鲛岛先生是前五次讨论会的日方老主持人，富有经验。我们早在一个月前就在北京见过面，他曾在1964年任日本经济新闻社第一任驻北京记者➳，在中国工作过较长一段时间，中文说得不错，对中国情况也熟悉。我是头一回当中方主持人，便谦诚恭请鲛岛先生多多关照。我们充满信心，一定要主持好这次讨论会。
我和日本代表共同主持高规格会议
1995年11月27日上午，第六次中日经济讨论会在东京第一宾馆国际会议厅正式开幕。应邀参加讨论会的有日本经济界、企业界、新闻界人士近300人，中国驻日30多个机构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日本礼仪小姐主持开幕式。中国驻日大使宣读李鹏总理给讨论会发来的贺电，日方宣读了村山富市首相给讨论会的贺词。然后，日本经济新闻社社长鹤田卓彦和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分别致辞，共同表示作为东亚地区两个重要邻国，在新的国际发展潮流中，应当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努力，为中日两国，也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开幕式简短结束后，讨论会正式开始。中日双方六位主讲人以及鲛岛和我两位主持人，在主席台就座。围绕会议中心议题“中日的新发展战略与中日经济合作”，着重联系中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等重大问题，进行演讲和讨论。双方主讲人，日本贸易振兴会理事长丰岛格以《日中经济交流的变迁和展望》为题，三和银行董事长渡边暌浴缎庞檬鞘谐【济的基础》为题，索尼公司副会长桥本纲夫以《外资企业的几点希望》为题；中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陈清泰以《深化改革必须解决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为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殷介炎以《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对外开放》为题，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公司总裁代表陆吉安以《中国轿车工业的产业政策》为题，进行交叉演讲，每人掌握在十五分钟左右。因为双方都派出高级同声翻译，所以中日六位主讲人在上午都按时圆满结束演讲，会场效果不错，参会的双方代表都比较满意。 中日双方代表交流各领域经济问题
下午进入讨论阶段。由参加会议代表自由提出问题，经双方主持人挑选，提供主讲人作答。会议代表提问题十分踊跃，主讲人回答也不回避尖锐问题，恰如其分，实事求是，讨论气氛非常融洽。
开始日方代表问：据说中国将对经济特区政策进行调整，这是否意味着经济特区的地位发生变化？我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回答：据我所知，经济特区，包括上海浦东新区的基本政策不会变化，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重申，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国务院特区办内陆地区开放司司长金德本插话说：中国办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的地位、作用不变。但是有些具体政策可能会有所调整，使之更加完善，这是为了更好地向市场经济过渡，更好地适应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特区内企业进口自用物资的减免税在若干年内逐步减少以至取消，这不会影响经济特区的发展。
又有代表提问：听说中国发了文件，要控制外商投资？ 陈清泰回答：没有这样的文件。中国制定了对外商投资的产业指导目录，对投资不同产业，分别实行鼓励、限制、禁止政策，同时鼓励外商参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正在考虑哪些行业的企业允许外商参股、控股。现在，有些人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要求，就是一方面希望中国加快向市场经济转变，一方面又不希望调整某些具体政策，一调整就高喊政策变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没有也不会变。为了实现改革开放的目标，有些具体政策会有所调整，但这是向市场经济的方向调整，向更加开放转变。我国已经宣布，要对4000多个税目降低进口关税，取消170多种进口商品的配额、许可证，还要在上海进行外资企业经营外贸业务的试点。不能只看到取消外资企业进口设备减免税，而看不到中国整体上向市场经济转变和加速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进程。
接着，代表对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政策感兴趣，提问说：中国何时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殷介炎回答：对这个问题正在积极研究。目前条件还不完全成熟，主要是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竞争条件不平等，比如外资银行在税收上享有优惠；有关的市场经济法规、金融法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我们准备在部分地区允许外资银行试营人民币业务，并不断总结经验。条件成熟后，也可能加快这方面步伐。日方代表接着问：中国何时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殷介炎回答说：目前，人民币已实现在经常性项目下有条件的可兑换，但是，还不可能完全自由兑换。中国已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在本世纪内实现人民币在经常性项目下的可兑换，当然，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需要，也可能提前实现。
议题很快集中到汽车工业发展问题上来，这是日本实业界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国改革开放后，中日之间汽车贸易开。展得红红火火，满街跑着日本标牌的汽车。由于日本汽车商目光短浅，只热衷于从贸易中捞好处，而对投资中国汽车工业犹犹豫豫，动作迟缓，误过了到中国投资的最佳时机。中国已经确定了从德国、美国、法国等国引进了8个轿车整车项目。这引起日本汽车业界的极大关注。所以，讨论会上就有日本代表直截了当地提问：现在中国的汽车工业是否不再需要日本的投资了？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公司总裁代表陆吉安先生，对这个问题作了非常巧妙的回答：汽车工业的竞争是必要的。中国现在全力以赴先让8个项目走上轨道，之后，会不会调整，将根据市场情况来考虑。有人说我是欧美派，我们公司的副总裁是日本派，我说我们都是中国派。中国对外开放对哪个国家都是机会均等。上海发展汽车工业，最早找的是日本，日本认为条件不成熟，我们只好舍近求远。中国政府去年制定的汽车产业政策，限制整车项目数量，开放零部件产业。日本企业应该改变整车不动、零部件也不动的想法。是不是先从零部件投资做起？那也是很有前景的，我们拭目以待。
我正面回应知识产权侵权质疑
由于下午的讨论议题集中，讨论热烈，取得良好效果。在暂告段落后，日方主持人鲛岛先生兴奋地对我说，这是中日六次经济讨论会中水平最高的一次。按计划第二天上午继续讨论，然后作总结。我与鲛岛先生商定翌日上午讨论的重点，转向中国中西部开发战略，以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我考虑到，讨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有可能出现一边倒，即日方单方面批评中国的盗版现象。所以当晚，我特地找了几位在东京的媒体界朋友，向他们了解近年来日本大公司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例，以及日本保护知识产权所存在的问题。
第二天上午8时半，第六次中日经济讨论会继续进行讨论。有代表提问：中国如何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 陈清泰回答：中国在第九个五年计划中，重视沿海地区发展的方针没有变。但是，缩小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也是重要的目标。国家将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优先安排资源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鼓励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中国也鼓励外商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开发资源。中西部开发的重点是水利、交通、通信、能源、矿产等基础产业。“九五”期间，东部沿海地区较快发展，中西部加快开发，对日本来说都是极好的机会。如何利用这个机遇推进中日经济合作是个重要的课题。
会议代表问：中国对中小企业实行破产，日本企业担心会影响日本对中国中小企业的投资。对此， 陈清泰坦率回答：合作伙伴的倒闭是可怕的，但长期亏损，扭亏无望，坐吃山空更可怕。健全企业经营的风险机制无疑对外资也是有益的。我们实行企业破产制度，是为
了建立优胜劣汰的机制，保护债权人利益，提高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从1987年开始实行破产法，到1994年破产的企业也只有940家，破产的数量是很有限的。为了形成优胜劣汰机制，我们在试点国有企业破产时，允许把土地转让费优先用于职工的安置，一方面使该破产的能够破产，同™时又减少破产造成的震荡。
这次讨论会最后议题是讨论保护知识产权问题，有代表尖锐提出，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上存在太多的问题，不但音像产品盗版很严重，电脑软件也到处盗版。中国政府究竟是如何看待保护知识产权？陈清泰副主任据实回答说：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保护知识产权，近年已基本完成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的建设，现正加强执法和查处的力度。我们十分明白，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不仅威胁外商的投资，对于中国企业素质提高也危害极大。现在少数企业追求眼前利益，侵犯知R产权，破坏了市场秩序，损害了中国的长远利益，我们坚决反对。中国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态度是鲜明的，坚持公开揭露，严厉处罚。 我看会场逐渐出现单边责问我国侵犯知识产权问题的情况，便以主持人身份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保护知识产权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近年日本的一些公司也曾发生侵犯外国企业知识产权的案件。我们并不隐讳中国存在着某些盗版现象，但是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中国已制定了有关法律，正在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盗版等违法行为。昨晚我朋友提供的材料，正好派上用场。
我和日本主持人做会议总结
28日上午，讨论会的提问和回答也保持了前一天下午的势头，十分活跃，气氛热烈而坦诚。11时讨论告一段落，进入总结。按惯例东道主的主持人先作总结性发言，但鲛岛先生却一定让我先讲，我看他态度真诚，恭敬不如从命。我用20分钟左右时间，讲了对这次中日经济讨论会的评价，以及对中日经济贸易合作的新机遇和新前景的看法。
我首先肯定第六次中日经济讨论会，是一次高规格、高层次、高水平的讨论会。会议自始至终洋溢着友好、坦率、务实的气氛，双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主旨发言人的演讲和回答问题相当精彩。与会人士的提问广泛而具体，讨论深入而实在，既不回避问题又实事求是，着眼于中日经济合作的长远发展。双方人士都给予好评，加深了了解，对进一步加强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充满了信心。
接着我阐发说：这次讨论会中方侧重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经济发展的新战略，希望日方抓住历史机遇，进一步扩大对华投资，加强技术合作。日方则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战略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就中西部发展、特区政策、利用外资政策、加强金融监管、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双方坦率交流，认真讨论，求同存异，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愿望是真诚的。中日双方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有着互相合作的客观需要。
我说中日经济合作，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1995年中日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日本在华创办合资企业1万多家，协议投资金额去年就已达142亿美元。中国已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投资对象，日本则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提供投资方。近年来，双方的合作领域在不断扩大。经济合作使双方得利，共同受益。两国在经济合作中不存在大的障碍。某些具体问题是可以协调解决的。本着互谅互让、平等互惠、着眼大局、协商解决的原则，两国经济合作中的问题总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
日方主持人、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顾问鲛岛敬治先生发表总结说：他从1984年到1995年已经主持了六次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是内容充实、水平很高的一次。他说：中国在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战略，在1994年越过分水岭之后，中国经济显示出很大的变化。由慢性的供给不足到满足需求；由劳动密集型到资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由过热的超高速增长到稳定协调的增长；由集中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到重视中西部内陆的发展战略；由经济发展到重视金融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等。所有这些，为推动日中经济贸易进一步的全面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乐见今后日中经济贸易合作发展的新前景。
1995年11月29日下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东京首相府，会见了邵华泽团长为首的人民日报社代表团主要成员。村山首相对第六次中日经济讨论会给予积极评价。他坦诚表示，今年访问中国与江泽民主席会谈后，日中关系展现了新的发展前景，他对日中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合作充满信心。
日方引用鲁迅名言以表厚望
此后，我主持了1997年11月在厦门召开的第七次中日经济讨论会。那次会议主题是“香港回归与中日经济合作”，它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和东南亚发生金融风波之后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召开的。中日双方的经济发展和改革都面临新的问题，中日经济合作都有待向更高层次、更广阔领域和更高水平推M的问题。
讨论会的主讲人依然双方各三位，交叉演讲，每人十五分钟。中方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王春正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情况》为题，中国银行副行长高德柱以《中国金融改革的成就与前景》为题，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邱达宏以《香港回归以来经济情况及发展前景》为题，各自围绕香港回归这个中心进行演讲。日方三位主讲人伊藤忠商事会社副社长山村隆志以《香港回归与今后中国》为题，樱花银行顾问末松谦一以《香港回归后的中国经济与日中经济合作》为题，朝日啤酒株式会社社长濑户雄三以《对华商务工作感言》为题，各自发表精彩演讲。
我代表中方主持人作总结时，突出了第七次中日经济讨论会的“三个第一”的特点。一是第一次在中国经济特区厦门召开；二是香港特区政府官员第一次作为中方代表参加讨论会；三是第一次提出了讨论会的改革问题。我说，今年10月在中国新闻代表团访日期间，我就和鲛岛与三森两位先生，在东京达成要顺应时代发展改变讨论会召开方式的共识。这次会议一开始，我们又就讨论会议程增加了一项关于讨论会改革问题的内容。归纳大家意见，如何把讨论会开得更具有政策性、专题性、理论性和实效性，是改革的方向。今后要邀请两国制定政策的政界人士、专题研究的理论界人士和从事实业商务金融的企业界人士，共同参加，深入讨论，更有利于从实际操作层面推进合作，解决问题。这样，可使讨论会取得更切实、有深度和更具建设性、预见性的成果。
1997年11月28日上午，朱F基副总理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以鹤田卓彦为团长的日本经济新闻社代表团一行。朱副总理应客人要求，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国有企业改革情况等，并热情坦率地回答了日经新闻代表团提出的问题，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不会用人民币贬值的办法提高出口能力。赞同亚洲搞货币基金合作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但合作办法一定要大家商量。朱副总理认为日本经济看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情况根本不同。他对东南亚经济从长远看也抱乐观态度。这就为第七次中日经济讨论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99年11月15日，第八次中日经济讨论会在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礼堂举行。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是：“改革与合作――面向21世纪的课题”。中日双方经济界、企业界、理论界、新闻界人士共400余人出席，是1984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讨论会。 在会议开幕式上，中国驻日大使和日本经济新闻社负责人分别宣读了朱F基总理和小渊惠三首相的贺电、贺词，共同肯定了有15年历史的中日经济讨论会对促进中日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希望中日双方携手合作，共同寻求在贸易、投资等各个领域合作的长期对策，推动中日合作顺利迈向新世纪。
这次中方主讲人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他以《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为题；中国交通银行行长王明权以《当前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交通银行的发展》为题；国家经贸委中小企业司司长卫东以《中国中小企业的情况与政策》为题，各发表15分钟的演讲。日方主讲人为：日本夏普株式会社社长町田胜彦以《在中国企业的建议及我公司发展战略》为题；国际合作银行副总裁筱泽恭助以《对华资金合作的方向与课题》为题；日本陶瓷株式会社社长谷口义晴以《以专业化高度化开拓中小企业的经营及在华经验》为题，与中方主讲人交叉演讲，也各15分钟。
根据第七次厦门会议提出的改革要求，此次讨论会与往届不同之处，是双方各邀请了一些中小企业家与会。中方除正式代表团外，另组成一个25人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企业家代表团。讨论会双方主讲人的演讲与讨论，由原来的一天半时间缩短为一天。第二天召开中小企业交流座谈会，两国企业家代表及记者60余人出席，相互交流经验。这不仅有助于促进中日两国中小企业的沟通信息和密切合作，也更加丰富了经济讨论会。
翌日，即1999年11月16日上午，在东京都文京区东京中小企业家同友会，举行了中日两国中小企业界人士的座谈会。座谈会也由我与鲛岛先生共同主持。东京中小企业家同友会副会长井上三郎一开头快人快语，风趣幽默，说日本中小企业家的特点，就是想干什么就马上去干，失败了再重来，无论如何要一直向上。他说，一个中小企业培养职工最重要，让他们了解人生的意义，不能光想着赚钱。我这个企业原来65个员工，后来16个独立出去，办了16家企业，这就是中小企业的活力。
中方的中小企业家也在会上踊跃提出各种问题，有的希望日方企业家帮助开发自己产品的销路，有的希望学习日本的经营手法，他们向日本中小企业家“前辈”求经取宝的热情，让对方留下深刻印象。这时，卫东司长提出建议说，东京中小企业家同友会有自己的机关刊物，能否把今天在座的中国中小企业的材料摘编刊登？中国中小企业家协会也有份《中国中小企业》周刊，发行1万份，我们也可以在上面介绍日本同行的情况。井上副会长马上回应说，卫东司长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我们同友会在全国有4万个会员，我们的机关刊物每月出版3次，这是一个宝贵的信息交流机会。
最后我说，首次开这样的座谈会，经验不足，相信今后会更好，重要的是我们增进了了解，彼此交了朋友，迈出了合作与交流的第一步。鲛岛先生说，中国的鲁迅先生说过，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把这句话作为今天这个座谈会的结束语，希望日中企业家的交流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我畅谈中日两国之间的师生关系
1999年11月15日晚上7时，日本经济新闻社为第八次中日经济讨论会的成功举办，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除了鹤田卓彦社长与邵华泽社长分e热烈友好地致祝酒辞外，还特地安排了一个节目，邀请中日双方主持人谈感想。
我说道，在邵华泽和鹤田卓彦两位社长直接领导下，由人民日报社和日本经济新闻社共同举办的中日经济讨论会，经过15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它是加强中日两国经济交流与合作不可缺少、无可替代的一个重要渠道。我三次主持讨论会，都是抱着向日本虚心学习的态度而来的。回顾历史，上个千年，日本向中国学习的多，而本世纪这一百年，却是中国向日本学习的多。在本世纪初，中国一批追求真理的革命先行者，如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以及鲁迅、郭沫若等就是到日本来学习取经的。后来由于发生老师欺负学生的不愉快的历史，使这种学习中断了。但中国进行第二次革命，即实行改革开放后，又迎来了本世纪第二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邓小平先生复出后很快地访问了日本，他自己讲过，他是从日本学习到什么叫现代化的。我们这个经济讨论会就是在这样一个学习日本的大背景下，由两国领导人发起组织的，一直坚持了15年。我们已开了15年的经济讨论会，我想还会再开15年。到那个时候，中国一定会学得更好，进步得更快，中日两国经济会合作得更好，两国关系会更加紧密，两国未来会更加光明！
我的这番感想演说赢得全场热烈掌声，中国驻日使馆的同志也特地前来对我说，你主持三次讨论会有了深切体验，才能讲出这样精℉彩的感言。
第二天（11月17日）下午，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在首相官邸会见了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为团长的出席第八次中日经济讨论会的中方代表。他对第八次日中经济讨论会取得圆满成功表示衷心祝贺。由于事先外交部的交代，邵社长在会见时特地提到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访问台湾这件事。小渊首相当即表态说，石原访台是日本地方官员进行城市间交流，他的讲话只是他个人的见解，不是政府的立场，促进相互理解是友好合作的基础，希望日中两国媒体为促进日中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不断努力。
写于2017年1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