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做起，深入社会—— 试析鲁迅小说的创作特色
" 内容摘要： 鲁迅小说数量不多，但是其中涉及到的人物形象却不少，艺术成就很高。他做小说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从“我”做起、深入社会。
本文试从这一特点及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 鲁迅小说创作特色 从“我”做起 深入社会 鲁迅一生著述很多，但是具体到小说上的数量却有限，《呐喊》、《彷徨》加上荒诞小说《故事新编》，不过是三部，二十来篇小说，而且都很薄，字数加起来还不如眼下的一部中等长度的长篇小说。
鲁迅小说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其中涉及到的人物形象却不少，艺术成就很高。鲁迅深通传统小说，对传统小说里面的优劣有着非常深刻的见解。
他做小说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从“我”做起、深入社会。本文试从这一特点及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
一、 从“我”做起 从“我”做起的意思，就是通过自己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同时表达自己的各种情绪和判断。现代白话文小说的一开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挖掘个人的内心，通过“我”来拉近读者和小说的距离。
第一人称的叙述表明了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东西跟“我”是有关的，自然也跟“我们”有关了。作家从遥远的“古代”，从“讲史”、“传奇”、“才子佳人”这些跟“我们”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容转向自己的身边，最基本的初衷，就是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身边的故事，跟我们的生活都有关的故事。
在所有这些故事中，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不能够、也不应该置身事外。 我们看到鲁迅创作的第一部小说、也是现代白话文的第一篇奠基作品《狂人日记》，⌚一上来，就是跟“我”有关的。
第一个“我”是小说开头的“余”：“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这句话要告诉人们的是，“狂人”不是天外来客，不是话说什么什么年间的才子佳人，也不是上古人士，他就是我们的熟人，朋友，生活在我们身边，是生活中现实的人——这里我们不说“真实的人”。
第二个“我”，就是进入了“狂人”自述的“我”：“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
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狂人”认为“正常人”的自己的前三十多年，“全是发昏”。
这里开始了现代白话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颠倒：正常的不正常，不正常的反而正常。这里是对这个中国文化而生发的感叹。
鲁迅一上来就下了胜负手，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一锅端了，就像下围棋一样，一子点掉了对方的大龙。 第一人称的叙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叙事技巧，就是要造成“我”就是作者本人的阅读错觉，从而让读者产生亲近感。
同时，这个“我”的叙述，也可以很方便地引出作者的判断和议论。当然，在《狂人日记》本身，作者做了一个切除手术，写了一个引子，表明“狂人”不是我，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这里摆明了就是请君入瓮的态度，兼顾了各个层面的读者的趣味和偏好。所以这篇小说发表之后，能够引发很多人的共鸣，成了针对旧文学的一个颠覆性的文本。
《狂人日记》的۵出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标志着现代白话文写作的一开始，就把目光投注在个体的人的本身上。 这当然跟整个“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源自西方的关于人的新观念的引入有很大的关系。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开头就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这个“人”源自西方的观念：“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
” 关于“大写的人”、“人道主义”等的观念，在这个时期大量地进入，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革命的内容。既然“旧文化”无人，那么新文学的一开始，首要的就是发现“人”的存在。
鲁迅的西学基础萌发于江南水师学堂，他在《朝花夕拾·琐记》里说他自从进了这个学校：“……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
”许寿裳的《鲁迅先生年谱》里也说鲁迅：“前十三年（廿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年）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
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前十年（廿八年壬寅，一九零二年）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
到了日本，鲁迅一开始决心学医，因为他父亲一直是“久病不治”，使得他们家由小康坠入困顿，其间遭受了多少的白眼和心灵的创伤，在鲁迅的心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 进江南水师学堂之后，鲁迅看到了一些关于西医的书籍，“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所以，等到进入日本留学之后，鲁迅的最初愿望是要做一个医生：“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从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一开始都想当医生，治病救人，是一件非常崇高的事业。
因为看到中医的弊端，又感到西ฏ医的科学，鲁迅到日本的最初想法，就是学习医学——西方体系的医学。但是，他一九○四年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之后，在读书和看电影中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对学医的理想产生了动摇。
一九○六年中止学医，回东京准备从事文艺运动。 在鲁迅自己记述的这些事情里，有着很深的对于人的认识和理解。
鲁迅非常不能忍受的是传统封建文化对于人性的扭曲和歪曲。他在文章里回忆自己少年时期就对此产生过很大的反感：“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
” 鲁迅于是发现，健康的人包含了肉体和精神的两个方面。他认为当时首要的问题，是精神的问题。
这后来成了他写作的一个中心的动力。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有着大量的西学内容，这些对于身处日本的鲁迅来说，必定有着非常深的影响。
明治二十年之后，日本文学界兴起的“文言一致”运动，要求运用口语和白话文描写和表达身边的现实生活；接着是以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岛崎藤村的《破戒》和田山花袋的《蒲团》为代表的“自白文学”。这种自白，也是以发现“个人”“自我”为突破的。
这种自我，相对于西方的基督教，而不是从汉文化而来的那种道德感。日本基督教的前锋人物内村鉴三在《我是怎样成为基督教信徒的》一书里剖析自己的内心说：“我称自己的日记为‘航海日记’，因为这日记记录了可怜的小船穿过罪恶、眼泪和无数的悲哀，驶向上苍而每天前行的历程。
” 著名的学者柄谷行人对此评论说：“我们不能将此视为一种谦虚的态度。我没有隐瞒任何东西，这里有的是‘真实’……所谓自白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白形式。
它强调，你们在隐瞒真实，而我虽是不足一取的人，但我讲了‘真理’。” 柄谷行人的评论一针见血，也就是说，作家坚信自己讲述的乃是真理，它表达了真实的现状和真正的内心感受。
就此，柄谷行人说：“可以说，日本的‘现代文学’是与自白形式一起诞生的。” 这种感受从“我”出发，具有坚实的基础。
晚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在这里跟日本的现代文学的起源，从根源上具有一致性。
二、深入社会 很多人很喜欢把鲁迅的《狂人日记》跟果戈里的《狂人日记》相提并论，各种普及性的教材，也这样写，然而鲁迅的从果戈里那里得到的仅仅是形式上的灵感而已。对有着同样的现代化要求的中国和日本来说，先走一步的日本的变化，才跟我们具有本质的相似性。
鲁迅在日本期间大量阅读了日本人的著作和日本人翻译的西方著作，这些日本文学的变化，他应该非常熟悉。 就这样，鲁迅从“自白”的自我剖析的形式开始，直截了当地切入了当时问题的最根本处——深入社会，那就是用文学来改造国民的精神，来揭示社会问题。
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了小说可以用来帮助“改良”，甚至“启蒙”和“革命”了。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小说杂志《新小说》，接着其他的杂志相继出现，有《绣像小说》（1903）、《月月小说》（1906）、《小说林》（1907）等。
清末这些开明的学者和新闻家对于通俗文学、特别是小说对社会所能够产生的影响，投注了很大的关注。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人在面临着现代世界的挑战时所表现出来的手足无措的现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传统小说；因此，这样的小说应该被那些能够激发爱国热情、传播新观念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学作品来替代。
梁启超不仅大力倡导新小说（相对于传统小说而言——在当时，尤其是“五四”时期，人们更喜欢使用的是“旧小说”一词。本文采用“传统小说”这样一个相对温文的用法），还身体力行，给《新小说》杂志写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共四章，还写了西方很多爱国志士的传记，其中写马佐尼等人的《意大利建国三杰》影响很大。
与此同时，其他忧国忧民的作家也日益以小说作为批评社会和政府的工具，把小说当作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力量和强烈的意识，认为从前的小说家♒没有能够尽到对普通民众进行教育的责任。鲁迅这一代的知识分子继续着他们的思想，在三十八岁的时候写出《狂人日记》，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接下来《呐喊》、《彷徨》等深入社会的小说集相继面世，给社会带来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