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抗战时期的群众工作思想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邓小平围绕晋冀鲁豫边区全面抗战动员的实际，创造性地贯彻中央、毛泽东对群众工作的系列指示，对群众工作的重要性、独立性和不平衡性，群众工作的内在规律和领导方法，群众工作中的“左”右偏向等，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政策、措施，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群众工作思想。邓小平抗战时期的群众工作思想具有战略性、原则性、务实性等鲜明特色，既与党的群众路线保持着内在一致，又在实践内容上有所丰富和深入。邓小平抗战时期的群众工作思想是邓小平群众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时期的群众工作仍具有宝贵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群众工作思想；指导意义

邓小平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抗战时期他先出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后来出任太北军政委员会书记、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太行分局书记、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直接领导创建了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此过程中，他坚决贯彻中央对群众工作的系列指示，并结合具体工作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政策、措施，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群众工作思想。

一、强调群众工作在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争取全面抗战胜利中的重要性

邓小平视群众为对敌斗争的力量源泉。“应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有兵团，组织新的部队，积蓄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4]1“在每一个重要的事件或敌人进攻的关头，必须足够地计算民众的力量。能否动员民众参加，常常成为这些斗争胜负的关键。”“在每次反对敌人的斗争中，民众都发挥了伟大的力量。军队、政府也依靠着民众力量，克服了许多困难。”[5]93，94将民意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4]40“离开民众，坚持敌后抗战是不可能的。”[5]91“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技术，而是人力。如果轻视民意，压迫民众，就不可能依靠民众的力量来克服抗战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等困难，也就说不上抗战的胜利。”[5]86将群众工作视为做好其他革命事业的前提。“在敌占区或敌占优势的游击区，无论对敌斗争或解决阶级关系问题，都必须着眼于当地群众的发动。”[4]58“经验证明，不彻底的解决发动、组织和教育群众的任务，其他各项任务都是很难完成的。”[6]645

在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下，晋冀鲁豫边区的群众工作一跃成为巩固发展根据地的中心工作。在群众的支持下，晋冀鲁豫边区顺利度过困难时期，边区财政收入增加，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被誉为“新民主主义的雏形”和“模范抗日根据地”[9]，成为夺取抗日战争乃至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战略基地。

二、强调群众工作要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人群的不同需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有效地动员群众？

邓小平指出，要“从群众切身的要求出发”，[6]653“不能只问人民要，还要给人民以利益”[5]378，尽可能地帮助解决民众切身的困难与痛苦。“如学生的求学，青年的特殊要求，农民、工人的改善生活，妇女的解除虐待和放足等等”[5]93。 群众的切身利益不外乎经济需求和政治需求，而对根据地最广大群众――农民而言，其要求集中在经济领域，与土地政策相关。对此，晋冀鲁豫边区一度是忽视的，在根据地不注意发展生产，在敌占区过度需索而无工作，造成1939年军队供给极端困难，根据地民生凋敝。邓小平1939年11月在太北军政委员会扩大会上批评指出：“过去民众痛苦怨顽固派之搅乱，而今日则民众怨我们了。今日是我力量削弱，敌顽力量发展，民众逐渐离开我们”。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从政策上说，党政军民各机关都未站稳阶级立场，注意民生痛苦，并以此为中心。我未行‘善政’，故未改善民众生活，反致民力枯竭，民生凋敝”[5]109。同时，中央也指示深入群众工作，“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必须实行激进的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10]191。随后，晋冀鲁豫边区做了一些改善民生的工作，“发扬民力，发展人民生产，增加与恢复畜业，开荒救灾等”。但这些还远远不够，因为没有触及到最根本的土地问题。

邓小平针对不同地区布置了不同的群众工作任务。指出在群众尚未发动的区域，马上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法令；在群众尚未充分发动的区域，继续充分发动，深入检查土地政策、劳动政策等的执行程度；在群众工作已经深入的地区，应特别注重民主建设、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建设、人民武装建设；在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以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一致对敌，减轻人民对敌负担，保存民族力量，为一切工作的主要出发点；在封建势力（土匪、民团、局子）统治的区域，不应发动减租减息斗争，而以扩大中日矛盾，扩大统一战线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8]513

针对不同人群，邓小平指出要在党的土地政策范围和目前纲领所允许的范围内，切实解决他们的不同利益需求。对地主，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在削弱的同时要使之能够生活，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保障其人权、地权、财权。对富农，要与地主相区别，削弱其封建部分、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要求他们对雇工适当增资，对国家适当负担，取消对雇工的额外剥削，按政府法令减息。对中农，不能伤害其基本利益，不能“斗好户”（富裕中农），更不能为了解决贫农土地问题侵害中农利益。对贫农，要逐步解决其土地问题，将从反贪污、反恶霸、反“黑地”、赎地、减息等合法斗争中所得的果实，全部分给贫农。对赤贫农，要领导他们开荒，加入互助组等等。

三、强调尊重群众工作的内在规律和独立性，充分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

党是领导群众工作的核心，应当掌握领导群众工作的方法。邓小平指出，最首要的，“群众运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党在指导群众运动中，必须掌握住这种规律。”他通过实际工作，总结出四条根据地群众运动的规律：“第一是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第二是在发动群众之后，立即注意整理与健全群众组织生活；第三是在发动与组织群众中注意群众的政治教育”；“第四是把群众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4]67，68

掌握了规律，在领导群众工作中，还必须解决好群众观点、相信群众的问题，以造成大规模的群众自己的运动。“过去的群众运动，包办代替的毛病是厉害的，结果形成严重的恩赐观点，使群众运动不易发展和深入。”[6]645针对这种现象，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充分发挥群众自己的组织――群众团体的作用。

邓小平指出，群众团体是团结民众、坚定民心、发扬民力的有效方式。冀南유民众动员的成功经验，就是“由于把广大群众组织在各种‘救亡’团体之内，并运用这些组织进行了民族教育，提高了群众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这些救亡团体不是形式的官僚主义的机关，而是由群众自愿加入的组织，由群众选举出他们自己信仰的人来当他们的领导者，许多工作都经过了群众的讨论与决议。在这样的民主方式下，更加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与这些组织的效能”；“由于这些组织是在战£斗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从不断的参战动员中锻炼了他们，使他们特别富于战斗性。”[5]68因此，“要把一切民众分别地组织在各种民众团体之内，如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学生救国会、商人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儿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等。”“要善于运用和经过这些群众组织，对广大民众进行抗战教育，动员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自觉自愿地协助政府和军队”。[5]92，93 党在领导群众团体工作时，要尊重群众团体的组织独立性。“今后的群众运动，应做到由群众团体特别是农会去出面领导，党务工作干部、军事工作干部去从事群众运动时，可以群众团体面目出现，或经过群众团体的介绍。只有这样，才能培养起群众自身的组织观念，培养群众团体的威信，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群众的领袖。”[4]73为了防止党对群众团体包办代替，邓小平特别强调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不能随便调动群众团体干部，特别是经过选举或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不能直接干涉群众团体内部的生活；不能直接下政治命令，只能经过群众团体的党团。群众团体要“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地去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群众团体的工作，应由群众组织自己去讨论和执行”。“群众团体的经费，应逐渐做到自给，政府给以足够的津贴。今后群众团体的经济开支，可以自己负责，不必由政府审核。”[4]66，72，73

在尊重群众团体独立性的同时，邓小平又针对有的群众团体和群众团体的党团向党闹独立性的问题，指出群众团体的独立性有一定的限度，即必须遵循几个大的原则：第一，不能违背党委的方针路线。不能因为强调独立性而提出与党的方针相违反的工作方针。第二，不能将群众工作与其他工作分离与孤立起来。群众团体“应该依照党的全面工作来布置自己的工作”。第三，不能脱离党的政治领导。“建立群众团体的独立工作，并不等于群众团体的党团向党闹独立性，也不等于群众团体可以脱离党的政治领导。群众工作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因此，党委领导下的整个群众工作，只是党委领导下的全盘工作的一部分，而青委与妇委，以及其领导下的青年和妇女工作，只是党委组织的一部分，只是群众工作中的一部分”。[8]549-550尤其是不同群众团体之间，当时存在着互相争会员，各自强调自己工作重要性的现象，邓小平要求不同群众团体之间要协同配合。要根据各种不同的具体条件，确定以某个群众团体为主体，其他团体应积极配合，不能单独强调自己的工作。[8]550-551

四、强调群众工作要主ฐ客观结合，注重防止“左”右两种倾向，尤其是“左”的错误

抗日战争时期的群众工作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群众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进行的。为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群众，使群众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既要防止过“左”的倾向造成打击面过大，无法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又要防止“右”的倾向造成不能最广泛地发动群众，发展进步势力。

对于群众工作中反复出现的“左”右偏向，邓小平强调，“我们过去考虑问题，常常只从政策一面出发，不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群众切身的要求出发，所以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但是如果超出了毛主席所说的‘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的范围，亦即是党的政策和群众要求结合的范围，来考虑群众运动的斗争纲领，也要发生错误。”[6]653前者是“右”的落后于群众觉悟的慢性病偏向，后者是“左”的超出政策许可的急性病偏向。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从根本上说，“主要的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6]653。

怎么样才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呢？邓小平认为，首先要仔细研究理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完整的思想是我们要学习的理论。“从群众工作方面来说，毛主席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我们解决了立场问题、群众观念问题和方法论的问题。新民主主义论，中央土地政策指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给我们解决了在目前内外条件所许可的斗争纲领问题和策略指导问题”。[6]653“当我们对于中央、北局指示了解不够研究不够贯彻不够时，我们就一定要发生错误和偏向。”[8]509因此，“每一个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于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必须精细地研究，并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4]44

其次，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即群众路线的方法。“党要站在群众之中之前，而不要站在群众之上之外”，党的政策要以是否“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不仅与群众目前利益相一致，而且和群众的永久的利益相一致。“群众常常容易看到目前的利益看不到永久的利益，这就需要党的领导”。党要将“运动的好东西加以发挥，加以贯穿，用以指示运动，对于不好的东西加以抛弃，因为从群众中来的东西好的东西最多，但不完全是好的东西”。[6]654这就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原则，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邓小平指出：“大胆放手作为克服包办代替错误的一定时期的口号是对的，把他提高为领导方法是不妥当的，把毛主席完整的领导方法概括于这四个字之内，尤其是错误的。”[6]654只有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既大胆相信群众，又发挥党的指导作用，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对于在工作中如何纠正“左”或右的偏向，邓小平提出了具体办法。首先要从具体问题的内容方面去区分“左”右。邓小平反对笼统的划分“左”右，而是要详细到具体问题的具体方面。同一地区可能“这一问题是左，另一问题是右”；同一问题可能“此时是左彼时是右，或此地是左彼地是右”。1939年反顽斗争后“发生了严重的干部包办蛮干的左，同时对于改善基本群众生活又是右的观点”。[8]508“左”和右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而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其次要注重从思想根本上去反“左”。一般纠“左”有“组织、教育、纪律”三个办法，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多采取行政的、组织的办法，这样特别容易产生严重的偏向。晋冀鲁豫几次反“左”导致右的错误，并反复产生偏向错误，邓小平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从思想根本上去揭发左的实质和其危险性”。[8]506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用思想教育的方法去纠正“左”的错误。最后，要把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邓小平一贯强调“群众工作必须有原则”[5]45-46，要符合党的统一战线的相关政策要求。他将毛泽东处理统一战线内部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原则运用到群众工作上，认为群众工作必须遵守一定的法令政策，要有利于人民的长期利益和抗日战争的全局利益，要有节制地将运动严格限制在法令政策范围之内。在这个过程中，党的准确领导尤其重要。他指出“群众左不可怕，只有当我党能够及时掌握与恰当。纠正这些左的现象时，才是不可怕的，如果发展到破裂统一战线的地步，那是值得可怕的。”

邓小平多次在群众运动出现偏向时及时指出问题并加以纠正，虽然有时他的指示未能得到及时贯彻，如对黎城会议后右的偏向，同年9月的北方局高干会议就进行了纠正，却未能落实；但整体看来，他纠偏的努力还是取得了明显效果。邓小平在1943年北方局高干会议上纠正右的倾向，使边区群众运动围绕减租减息大规模开展起来；他1945年在组织干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纠正“左”的倾向，使过度打击地主和富农、侵害中农利益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应该说，邓小平对工作偏向的警惕保证了晋冀鲁豫的群众运动整体上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抗战时期邓小平的群众工作思想，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在晋冀鲁豫边区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中，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而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相比，他在抗战时期的群众工作思想更为成熟，也更为丰富，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是战略性。邓小平始终将群众工作放在抗日战争的战略全局中来考虑。他不是就群众工作谈群众工作，而是高屋建瓴，将群众工作与争取战争胜利、创建抗日根据地、做好各项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承认矛盾的同时，更多地看到群众工作与其他工作服务于抗日大局的内在一致性，因此，他能够从全局高度，统筹兼顾，有的放矢地处理好群众工作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统一战线的关系。

其次是原则性。邓小平始终站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把握扩大中日矛盾而不扩大阶级矛盾的原则，严格注意防止群众工作中出现的偏向，尤其是“左”的偏向。因此，他能够在看到群众强大力量的同时也看到其破坏性的一面，强调党对群众工作的准确领导，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对群众运动加以约束。

最后是务实性。邓小平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讲究决策的实际效果。他始终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考虑群众工作，对群众工作所作的指示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操作价值。因此，他虽然严格遵守原则但能实事求是地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切身需求，妥善处理群众运动中的各种问题。

总之，邓小平在抗战时期形成的群众工作思想，是理论与实践、上级决策与本地环境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有效地指导、促进了晋冀鲁豫边区群众工作的发展，而且对新时期的群众工作具有宝贵的借鉴和指导意义。邓小平抗战时期的群众工作思想既是对他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群众思想的总结和提升，也为他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群众思想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源泉，成为邓小平完整的群众思想乃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