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中国才会“冒”出“学术大师”来

作者简介：颜鹏飞（1946―），男，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思想研究所所长、《经济思想史评论》主编，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唐大斌，《今日财富》杂志执行主编。

一

我国教育体制缺乏使人才“冒”出来的功能与机制。为什么我国“冒”不出人才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现实教育体制结构是一种势能结构。在这种结构之下，任何哪方面（不管是科技的、文化的或管理的）人才成长，都必须有赖于自身以外的势位势能的推动。但要获得这种势位势能，是需要自身花费精力与时间的（仅这一方面，往往就使人花费了一生或大半生的时间与精力）。而达到了某种程度，希望不再去花费这种精力与时间、只埋头做学问的人还是有的。但由于缺乏应有的势位势能的支持，就算做出了天大的成绩，也无人过问，甚至连发表文章也难。又有谁还承认他是什么“大师”呢？

同国外一样，任何人才，都要在“社会的承认通道”上，经过若干“关节点”的认同，最后才能达到“大师”的境界。不同的却是：我国教育体制结构决定的这条“人才承认通道”，是一条单通道，且与我们的“行政通道”是一致的，即同一条通道或称“行政通道”的附属通道（如我国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都是附属于某行政部门的）。而国外，它是多通道规则：“行政通道”就是“行政通道”，“科研或大学”的“人才承认通道”都是“自己的运行通道”。“学校之所以变成了不是以做学问为第一要务的地方，那是因为，它不再是一方净土了，它成了行政的附庸。行政有行政的规律，学问有学问的衡量标准，将行政权力凌驾于学问之上，学问就失去了研究的动力、施展的空间，做学问的人，更是功利了、虚假了、猥琐了，蝇营狗苟，乃至争权夺利会成为校园生活的主题，从这样的一个主题中，无论如何结不出学问的硕果来。任银子流水一般花下去亦然。尽管资金保障确实是学问能做得下去、结得出硕果来的基本前提，但学问的高塔，却断断乎不是完全凭借金钱就砌得起来的”。“学校一日不真正成为做学问的地方而不是行政的附庸，国内名校就根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的名校。”

在我国，“官本位意识”实在太严重了，如：我国历届“人大、政协”都要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设一个副委员长、副主席的席位。让这些当惯了“科学”首脑的人去当一当“政治家”。其实，这只是一种“权力化”的待遇。这样做，在毛泽东时代是可以的（因他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这样做了之后，就等于承认这些人的“革命性”）。现在，我们早已转换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还有这种必要吗？有人可能会说：这些人熟悉“科研、教育”，让他们进入“人大、政协”是让他们继续发挥作用。真是这样吗？为什么关于中国“人才战略”这样的重大的问题，不是由这些人提出来的呢？而是由一贯谦虚谨慎没有这些官位的钱学森先生提出来的。因习惯于现行机制下运行的教育首脑，反而看不出教育体制结构的弊端。让首脑进入“人大、政协”事小，但弘扬“官本位意识”却事大了。为什么现在这种意识越来越严重了：如本来应该进入科研、高校等单位的博士，“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了公务员”。他们还不是想：“既然学术单位附属于行政部门，还不ฬ如直接跨入行政部门好了。”就算“科学院”的首脑，应该受到嘉奖或补偿，可以从物质（含资金）与名誉方面去考虑，甚至可以“延长任期”嘛，也算是一种“嘉奖”。当然，现在的教育体制结构下，在只有一条承认人才的通道的情况下，也只有先让这些人当当副委员长、副主席了。

总之，只有与“行政”形成“两个通道”，从而形成ธ“两种评判标准”，才会摆脱学术研究的附属（行政的）地位。只有在这之后，学术人才（包括“大师级”人才）才会较普遍地“冒”出来。

怎样才能出人才，“冒”大师，人们的讨论已经很多、很多了，但所有这些讨论，都需要我们对教育体制结构进行改革。南京大学原副校长董健教授指出：“进行教育深层改革，克服教育政治化、官僚化弊端，大学才能走上正路”。并提出：“要实现‘大学办学’而不是教育部办学”这样尖锐的问题。丁国强先生在《学术泡沫泛滥的道德追问》中指出：“在混乱急躁的功利背景下，学术资本积累和攫取的欲望被空前放大，学术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被搁置。“จ官本位”、“钱本位”侵入学术评价系统，使得学术评价的独立性大打折扣。从我们前述诸文可知：这些阻碍我国产生“大师”出现的原因，都唯有进行教育改革才是一条出路。

二

既然，“官道”如此好走，又能“统治一切”，“学道”如此艰辛，又被“官道”统治。“官道”也就自然成了现在教育结构体制下的一条迅速“成才”的捷径。只要这种结构存在，这条“捷径”就存在。大约明知“捷径”不走，而硬要去另辟蹊径，独成什么“人才”的人是极少极少的。

（一）历史，绝不能重蹈覆辙

杨荣、邢宇皓同志在《唤醒“人”的力量》中说：“仅仅在300年前，中国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为富庶繁荣的国家，是全世界敬仰倾慕的圣地；而短短150年后，便迅速沦落为殖民者眼中耻笑与嘲弄的对象。何以至此？著名汉学家艾蒂安．包拉日曾感慨道，中国曾经最有希望成为现代国家。他认为，中华帝国的最终没落缘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对任何创新都表示怀疑，任何非奉命提出和预先经过批准的倡议都不会被接受，这种抱残守缺的气氛不利于自由探索的精神’。可谓一针见血。痛之越深，悟之愈彻。”

汉学家是对封建社会的批评，但我们现在毕竟是社会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主要不同之点至少有如下四条：1.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所在。“从本质上讲：所谓改革，就是要寻找一种能够很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体制结构。而它的经济、社会的运行、控制、稳定性、有序性及信息传输的可靠性等功能与机制比封建社会结构要好得多的体制结构。”2.有先进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我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党的利益就是全国人民的利益，就是全国人民利益的集中反映。”不像清王朝的统治者（如慈禧太后），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不允许把封建社会的结构，变革为资产阶级的结构，并残酷地屠杀了“维新”派人士。3.有实事求是、稳扎稳打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如近期处理的贵州“瓮安事件”及云南“孟连事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胸怀及勇气，就令人佩服不已。4.人民，吃苦耐劳、努力奋进的人民。特别是经过了30多年改革的洗礼，尝到改革的甜头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一日千里地奔向改革的必胜之地。所以我们说，历史，绝不会重蹈覆辙。

（二）使中国“冒”出人才的体制探索

本文给出两个范例，属于建立教育结构体制的范例，不足之处请大家补充，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供讨论。这也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一种尝试。供科研院（所）参考。

1．公办学校的范例：

（1）学校党委的建立：上级主管部门不指定任何人（也不暗示），当然，在党委产生前，调派任何人来学校工作是允许的。纯粹由学校基层党组织提名2―3人作为代表进入学校党委选举。每一个党代表都有选举与被选举党委成员的权利（只要代表中有若干人提名即可成为候选人）。党委会书记及副书记（人数由代表大会确定），由党委成员提名（要求一定人数提名即可），由党委全委会选举产生。党委书记兼任学校校产委员会主任。除书记、专职副书记等外，党委成员一般不离开他所在的原部门。

（2）教授委员会（简称授委会）的范围要适当大一些，学校校长由教授委员会提出两名以上候选人，报给学校党委。学校党委提出其中两名候选人交全校职工代表大会进行最后的选举。校教授委员会主任兼任校学术委员主任。

（3）校长在校内组阁（包括副校长及各政管部门），也称校委会。但副校长及各部人数由党委确定。选举完毕后，校长应做就职演说，并提出任期内（一般是五年）的工作计划等等。校长每年向党委、教授委员会、职代会做一次工作汇报。校长若有临时动议（一般要达到某级别的），可以分类报请授委会、职代会或校产会通过。

（4）全校职代表，人数比教授委员会还要大些。主要作用有：选择校长，经三分之二的人数通过撤换校长（每年校长汇报工作后表决），给党委提建议，是否撤换由党委认可后确定，关注教职工的生活福利待遇、学校后勤，校长是否对现其承诺等工作。如果撤换了校长，新任校长仍然按上述程序进行，原校长的组阁则自动解散，所有组阁人员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

（5）授委会的责任，主要关注学校的教学、科研及推选校长候选人等方面的工作，在校长一年一次的汇报后，也要决定该校长是否留任的问题（也是三分之二多数决定校长免职）。然后向党委汇报，校长的去留，仍由党委定夺。

（6）校党委书记，是当然的校产委员会主任，校长应该把校产状况与未来计划等汇报给党委会，并每年一次地接受党委会的去留意见，党委认可后确定。校长去职，也要三分之二以上党委成员通过。校党委在接到授委会或职代会或校产会的免去校长职务的建议后，最多有三次否决权力，即该校长可以有三次不被免职。

（7）党委会、校委会、授委会、职代会、学术委员会、校产会等，都应有一批专职办事人员（他们一生几乎没有职务上的提升，只有工资的涨级），这批人在党委会、校委会等工作时间相对稳定。

2．混合所有制的范例：

（1）若公有资产在这种混合制比例中占多数的（如40%，其余60%的非公有资产的每个股东中，都小于40%的比例），此时，学校书记兼任学校董事会的董事长就行了。

（2）若公有资产在学校中已不占相对多数，则由出资最大者任董事长，但董事会只管理学校资产，校长应向董事会报告校产状况及未来计划，每年汇报一次校产状况等。董事会也有权（也要三分之二以上董事通过）建议学校党委，撤换校长职务等等。

（3）其余状况如上述。

3．关于学校招生的工作，一般也由学校自行解决，原则是宽进严出。

4．国家对学校的经费负担，暂时如前，由教育部门下拨。

5．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教授委员会主任、职代会主任、董事长等五人名单，由学校上报教育部门备案。校长的就职演讲与工作计划等，也必须上报给主管部门，成为主管部门监督管理学校的第一次依据材料。而学校党委书记、教授委员会主任等，可以定期（一般一年一次）向主管部门作工作汇报，并成为主管部门下一年对学校拨款的一次凭证。当然，主管部门也可以平时派人调查了解学校情况，等等。

这样，就很好地形成了党在17大提出的：“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人才也可以在这种体制下“冒”出来了。

三

“土壤”是什么？大学的灵魂是什么？中国科学院院士沈善炯先生最近指出：“科学上自由思想，独立思考的精神建立不起来，这是致命的。……我们向西方引进了科学的种子，却没有把适应科学创新的土壤引进来。光造点房子、买点设备，给“长江学者”们投点钱，不可能产出国际一流水平的科学成果。

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指出：理想的大学什么样？“就是：独立、多元化、开放。”刘校长所说的“独立”，就是作为社会元素的“大学”，在体制结构上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多元化”的本质，仍是体制结构以达到“民主治理”的方式，而“开放”的子系统，最重要之点，是“学校”子系统的领导制度的“开放”：指只要是真正适合的人才，就能合法地流入该系统，“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仅选用忠于自己的人”，不适合的“人”，也会合法地流出该系统，不是因“属于忠于自己的人”而流不出。也不像一般系统论那样，把“开放”仅仅定义为看该系统有无物的流动。这样的“独立、多元化、开放”都涉及体制结构的类型问题。故要想实现刘校长的理想，根本之点也是要改变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结构，真正建立起刘校长的“理想大学”来。否则，只有“坐而论道”、说说而已了。

“一个社会有没有凝聚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有没有公信力。在现代社会，有三种基本的公信力，即由政府代表的国家权力的公信力，由媒体代表的社会良知的公信力和由学术代表的民族理性的公信力。”“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学术腐败导致学术界不能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那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理性公信力的丧失，人们也不能获得对自身的理性理解。”“一个不能获得对自身的理性理解、对自己的理性能力没有信心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她并不真的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究竟该追求什么、该怎么做以至于该如何生活。她只能跟着感觉走，而感觉却个瞬息万变的东西。”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公信力的成长是需要“土壤”的，这块“土壤”也跟人才生长的“土壤”一样，从学术上讲：是由相应教育体制结构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建立现代的教育体制，才会有强有力的、长期的、持续不衰的民族理性公信力的存在。

大学的灵魂是什么？温家宝总理给出了答案：“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要想实现温总理的想法，也只有我们上述的教育结构改革之路了。即“大学的灵魂”必须生长在适宜的“土壤”之上。没有“生长的土壤”，也就生长不出“灵魂”。

产生“学术自由”的土壤是什么？美国西北大学已有159年的历史了，如其中的商学院，甚至超过了哈佛商学院而荣膺冠军殊荣。记者袁晖近期专访了该校校长夏皮罗。夏皮罗认为：我们“成功的关键，在于学术自由，极少的政治约束以及校长与教授合作的管理机制等。”而“学校管理者与教授是合伙人的关系，我们共同组织一个管理委员会来对学校进行管理。”

在中国人看来，随便一句“国情不同”就把上述讲话的积极性全部抵消了。不仅如此，反而会增添爱国人士的哀怨：“我们怎么学不到呢？”为探讨这个问题，一些报刊的“前沿”观点认为：我们的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需要“去行政化”来解决上述问题。但主编们根本不懂“权力结构及分类等”概念。他们也不知道我国“行政化”的根源何在？如何才能真的去掉“行政化”？等等。致使一些高校把“去行政化”仅仅理解成把校长控制下的“学术委员会”改成校长不参加而已。但权力结构仍旧没变（只是在结构上多了一个元素――学术委员会。若“学术委员会”本身不能做到“权为民所授”的话，它本身也可能又成为“教授们”难以翻越的另一座“新大山”）。这叫做保持旧结构体制下的“重新分权”，不叫“去行政化”。因校长与教授形成“合伙人关系”的关键是校长的“权为民所授”。显然，只有进行结构的类型转换，才能真正形成“合伙人关系”，也才能真正“去行政化”了。总之，“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

同样，产生“学术自由”的土壤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教育体制结构，不需太多的行政约束就会形成新的秩序、新的稳定性，并产生新的促进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

刚看到《为大学护道》，文章希望“教授是真正的主角”，校长是“真正的校长”，至于怎样实现这一点，文中完全没讲。说实话，在现实的教育结构体制之下，没有校长等的“权为民所授”，这一切都不过只是“梦中说梦”罢了。

参考资料：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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