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人的本质思想
在不同时空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和论述的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思想,对人的本质及其实现形式,从不同维度进行了不懈思考和探索。这些思考和探索由久远的历史映照进鲜活的现实,正在变成当今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实践,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
一、第一维度:自由的自觉的劳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是马克思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维度出发,对人的类特性或类本质所作出的第一个定义。他所说的人的类特性即人的本质;人之为人而异于他物的特殊规定性,就是人的类本质。所谓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就是指人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活动,是主体按照自身的需要、价值取向以及对于客体属性规律性认识所构成的目的而进行的感性物质活动。这种感性物质活动,就是人的对象化活动,这种对象化活动就是劳动。简单来说,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劳动。可见,这里是说劳动是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是劳动。所谓劳动是人的本质,是指劳动是一切人所共有的一般本质。马克思之所以这样界定人的类本质,在于他认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人作为类存在物,在于相较于动物而言,人在进行生产劳动。人的生产劳动是自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并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动物不进行生产劳动,其生命活动是本能的、无意识的,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直接统一。自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从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的角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人区别于动物,除了自由自觉的活动外,根本标志是能制造并使用生产工具从事生产劳动,以获取自己所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这种根本区别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人在使用工具改造世界的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根源于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不同,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作为这样一种动物,人能够凭借自己制造的工具改变自然界的物质形态和自身生存的自然环境,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使其适合自己的生存。恩格斯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们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这清楚地说明,动物的生存方式是通过改变自身以适应环境,而人却通过创造性活动让环境适应自己;在此过程中,动物是消极被动的,人是积极主动的。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劳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只有通过劳动,人才能逐步完成进化为人的各个历史阶段,才能最终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
就人和动物生存的类区别而言,马克思认为,动物只有群体性,而人有社会性。动物群体中的各个个体之间的联系是本能的、无意识的,属于自然联系。人在制造和使用工具从事生产劳动的过程中,自觉地、有意识地互相依赖、互相合作,结成一定的相互关系。动物不知道把它的群体当作认识和改造的对象,而人类则自觉地把自己的相互关系、自己的群体作为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总之,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或类特性就是自由、自觉和自主的生产劳动。人类的自由、自觉和自主性不能脱离人的生产劳动而存在,它内在于生产劳动。之中,又通过生产劳动的对象化显现于外,通过生产劳动得以存在和发展。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所以,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这些话表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的类的规定是沿着生产劳动这样的思路的,是被了解为人的实践的生命活动的性质。正是在劳动中,人的存在得以确证。
然而,在分工、私有制、商品经济和雇佣劳动存在的情况下,人的对象化劳动变成了劳动的异化即对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原本意义上,美的享受来源于对象化过程中的自由性及对象化存在对自身确证的快乐,而在劳动过程、劳动产品、人与类、人与人异化条件下,人的本质追求、愿望被压制,不可能真正达到自由自觉的活动。只有消灭私有制等导致异化的原因,才能真正实现自由自觉的活动。所以,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类本质,作为人应该具有尽管尚未具有但有待于具有的本质成为理想的价值旨归,是人的应然本质也就是理想本质,体现的是人对自身生存发展状态的本质追求,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只有在社会发展到相当程度才有可能自然地或由人推动地加以实现。正如习近平在中外记者见面会发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要依靠辛勤劳动换来,是劳动创造了历史,是劳动才能改变一切。整个人类应该并且可以为实现自己的本质追求和应然本质而坚持付出不懈的努力。
二、第二维度:社会关系的总和
自由自觉的活动揭示了人的类本质,由于没有描述到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对人的本质的影响,人的类本质并不能区别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因为,人既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其存在还具有社会属性。
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人与动物的区别探讨人的本质不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体现了马克思探讨人的本质的两个不同的维度。论述强调了人的本质与社会的有机整体性;社会关系是人的社会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根本区别。这一界定,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包括了不同时代的人、同一时代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之间的区别。所以它讲的不是一切人所共有的一般本质,而是不同的人所具有的不同的本质,即人的具体本质。由于人的具体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它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不是单个人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形成的;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此,马克思是从人的具体性和历史性的维度来界定人的本质的;这实际也就表明社会关系具有具体性和历史性。
社会关系的具体性,是指每一个人都处在一定的具体的客观的社会关系之中,最基本的是生产关系,还有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团体关系、阶层关系、阶级关系、思想关系等等。这些有机综合的多方面关系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交错、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最原初、最基本的关系是物质的社会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它既主导支配、决定制约其他关系,又统一和整合这些关系。这些既定而客观的社会关系是单个个体活动的前提,每个人都不可能超越这个前提。而不同的社会关系规定了个人在生产劳动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在劳动成果的占有和享受上具有差别性,从而形成了每个人特殊的劳动方式,产生了个人特殊的人格和个性特征。因而,现实的个人,只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从事某种劳动,在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中才获得自身区别于他人的本质规定。人具有什么样的本质和特性,是同他们的劳动的联系方式直接相关的。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也就是说,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人才具体地作为真正的、真实的人而存在和发展。
社会关系的历史性,是指社会关系处在不断的历史变动过程之中,它并非一成不变。在社会中,每个人都要面对由前人的活动所形成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交往方式等的总和,并以这些无法避开的历史总和作为自己活动的出发点、立足点和现实的前提与基础,以此获得跨越时空界限的进一步存在与发展的人的本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的每个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人在这样的现实前提和基础面前,有被制约和受动的一面,无法主观超越。然而,马克思也认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获得,或迟或早地,生产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具体社会关系都会发生改变;由此决定的人的社会本质也会发生改变。因而,人的本质也必然是历史的和变动的,没有抽象的永恒的人类本性。所以,尽管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包括既得生产力,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正是在这样的舍弃与继承中,人类得以相伴而生,一代代走过自己的历史,前后相承,相循而来。
三、第三维度:人的需要
继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之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简单地说,就是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虽然学界有人认为不能把需要当作人的本质,但在笔者看来,联系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我们仍然可以视需要为人的本质规定。道理其实比较简单:人为什么要活动?活动的根源和目的就在于有需要。需要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因,人有什么样的需要才会有什么样的活动,有什么样的活动才显示出什么样的人性或人的本质。人性体现在活动中,活动则植根于需要中,人的需要是怎样的,他的本质就是怎样的。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构成了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根据和存在方式、人进行劳动创造活动的内在原因和根据。也是人进行实践活动的原动力;实践目 シ的的根源和指向以及实质内容应该说都是需要。离开了人的需要,人的劳动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就说不上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因此,可以说,人的需要是人的劳动和人的社会关系形成的深层动因,是把人的类本质和社会本质贯穿并统一起来的纽带。人们的需要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关系,而人们的社会关系一经形成,又反过来决定着人的需要的性质,使人的需要具有社会性。马克思在不同的文本中,不仅赋予需要以前提性,而且赋予它以普遍性、永恒性和能动性。以此,我们才能认为马克思科学地揭示出人的本质的物质性、实践性、社会性和历史性,人的本质的全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也才能因此获得进一步的观照和统摄。
四、综合维度:本质追求与本质属性的应然与实然之统一
由是观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思想,肯定了人的存在方式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与此同时,正是在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活动即现实的生产劳动中,在人和人结成的各种各样现实的社会关系中,人的本质得以彰显和确证。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可以看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类本质类特性,也是人作为人的一种本质追求和价值向往,人类正是在这样的动力作用下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进发,不断突破自己的实际既有状态,向着自己应该有的状态不断靠近,实现着生生不息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以期达到自身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现实性上,在各种需要的推动下,人在向着应然状态进发的过程中,在进行社会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和过程中,彼此间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同时表现着人内在的本质属性。人的本质追求体现着人的本质属性,人的本质属性寓于人的本质追求之中,二者一体两面地、完整融合地表现着人的本质;在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劳动之中,人的应然追求不断地超越人的实然状态,以此实现人类利益与需要的一代接一代的历史承继和付诸实现。在摆脱物的依赖、人的依赖后,人类社会最终实现《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时,人的应然本质因此能够和实然本质达成完美和谐的统一。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去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在这种制度下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侧实际上,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和学说都是围绕着如何使人摆脱剥削、压迫和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来展开的,他把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视为无产阶级和人类奋斗的理想和目标。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也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价值追求完全一致和吻合。
在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并切实落实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与需要,努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这体现了承认人是目的,不仅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且是一切工作的目的。习近平同志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现实的广大中国人民及其客观实践所创造的,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真诚回应人民所思所盼所需,是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思想在当下中国的继承和彰显,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通过自己的执政实践把人的应然本质变为实然本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最终指向,其实质都是在集体主义基础上,希冀个体生存、发展得更为理想、更为完善,从而更趋近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描绘和设计的人类美好生活的蓝图与愿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考如何在基本国情中与℃时俱进地把握人的本质的科学内涵及其实现形式是当代人类社会不可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溯源而上,我们现在再去回顾与分析马克思ฏ主义人的本质思想,有助于我们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关注当下又着眼长远,以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