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当代中国精神构建研究
当代中国精神的构建,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更要重视它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联系。由此,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先例、提升和拓展中国人理论视野和精神风貌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构建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的今天,无疑成为我们必须珍惜的宝贵财富和不能忘却的初心记忆。
一、人民立场:一种新型的价值信仰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哲学的党性、阶级性也就是哲学的立场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俗地表达为为什么人的价值选择问题。对此,毛泽东创造性地作出回答: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深入分析毛泽东的人民概念,同时纵向比较人民概念的历史沿革,我们会发现其中蕴含的深刻变革。
一是价值指向上的广泛性。在毛泽东那里,人民和敌人相对而言,其构成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以及政治生活内容和策略的变化而变化。相比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阶级概念,毛泽东的人民范畴更具广泛性;同时,由于毛泽东又对它始终作阶级分析,始♛终强调无产阶级在其中的领导地位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指导作用,这又使毛泽东的人民概念与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民概念区别开来。在这种历史主义思考下形成的为人民服务价值观,既是对中国传统封建主义等级价值观的批判性否定,又是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民价值观的超越,同时也是对狭隘阶级价值观的超越。二是农民和社会底层群众地位上的提升。毛泽东一生事业的沉浮、毁誉,也总是和他对中国农民和社会底层群众的认识与情感联系在一起。三是内涵上的丰富和深刻。毛泽东的人民立场观,不限于人的态度、思想和情感,而且更深刻地体现在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当中,比如群众路ถ线的工作路线、人民主权的权力架构等。以至于在阐释为什么要选择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和终极理想时,他也坚持从人民立场作出价值判断,指出因为它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
从人民立场出发,毛泽东赋予人民概念以极其丰富的语汇和形象的比喻,其中颇具特色的当属把人民比喻成上帝。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毛泽东以一个神话故事传递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中所具有的与西方上帝信仰虽不相同但也可类比的信仰特性。其不同在于,人民是人不是神,是现实的而是不是虚幻的。人民信仰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人民的全知、全能、全善ช不是信仰而是历史。其可类比之处在于:人民信仰具有上帝信仰一样的绝对性,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先进分子的绝对命令,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把人民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反复重申的政治信仰,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和政治灵魂。
二、实践观点:开放创新的观念体系
立场决定观点。坚定地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破解中国难题的过程之中,必然秉持实践第一的基本观点。什么是实践?毛泽东明确指出它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毛泽东的实践观突显如下三个方面的特性:其一,实践是客观的;其二,实践是人类所特有的自觉的能动性其三,实践具有群众性,它是社会的实践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以这样的实践观为基础,毛泽东创建了集历史观、认识论、辩证法于一体的独特的观念体系。
首先,活动与创造的社会历史观。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是人通过实践进行活动和创造的产物,这是活动的、创造的历史观。这样的社会历史观,植根于毛泽东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主张用创造力来解决问题的毛泽东,既不是凭空想象的幻想家,也不是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事务主义者,他更像是一个高明的导演,在历史提供的大舞台上尽展风采。正如毛泽东在谈到战争问题时所指出: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然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
其次,以实践为基础的、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毛泽东《实践论》的副标题为论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实为认识论却取名为实践论,其深刻之处就在于强调实践高于认识。他在《实践论》结尾总结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否则,思想僵化、停滞不前,就会如当年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所指出的: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
第三,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一般与个别的矛盾贯穿于实践的全过程,矛盾构成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和条件。《矛盾论》以对立统一规律为实质和核心,以中国革命经验为根据和参照,深刻论述了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一系列唯物辩证法重大问题,但究其目的,在于结论中毛泽东之所说: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
总之,实践的观点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 ﭢ证法、历史观于一体,重塑了中国人的观念体系,同时体现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深层逻辑。这是一个开放的观念体系,它包容创新又引领创新,成为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哲学基础。
三、哲学方法论:务实完备的工具理性
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破解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高度重视方法问题。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他提出了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著名论断,同时要求我党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应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他还留下了大量的、专门的论述,如《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矛盾论》《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工作方法六十条》,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其学说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列宁也同样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但是在他们三人那里并没有形成方法论体系。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毛泽东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并建立了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相对独立又比较完整的科学方法论体系。宏观层面的如矛盾分析、阶级分析、群众路线等,中观层面的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微观层面的如解剖麻雀、学会弹钢琴等。哲学由此从学者的书本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变为干部、群众手里锐利的思想武器。而且,由于这些方法入理契机,同时具有民族化、群众化、口头化的特点,易于为干部群众所掌握,所以丰富了中国人的工具理性,提升了中国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立场观点方法三位一体
立场观点方法三位一体,还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同时为当代中国精神的构建提供了价值信仰观念体系工具理性统筹推进的整体性思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但是,何为马克思主义,它的精神特质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次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回答。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零散的论述集中概括起来,加以提炼抽象,并提出了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同年中央还作出决定,号召全党同志学习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新贡献,也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特质。这一体系,融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于一体,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觉,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 毛泽东的哲学如何服务于当代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如何服务于当代中国人改造客观世界同时又改造主观世界的双重使命?分析和解答这样一个重大问题,需要结合如下背景:其一,多元ฎ化思潮冲击下的当代中国,需要确立自己的精神主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之所以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成为引领中国进步的精神旗帜,就是因为其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不能忘记的初心。其二,立场观点方法是相互贯通的整体,由此构成价值信仰观念体系工具理性的三维精神框架,缺一不可,否则都会造成精神性的残缺,或者因工具理性不足而跛脚,或者因价值理性欠缺而迷失方向。在重工具、轻价值的当今时代,哲学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继续发挥其工具理性作用的同时,更应注重为人们的精神安顿提供价值信仰的支持。其三,历史上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焦裕禄精神等的典范意义,就在于它们使抽象的中国精神外化为可见的符号体系,其具体形态之中内含的是由立场观点方法构成的价值信仰观念体系工具理性三维精神框架。其四,在应对诸如市场经济、长期执政、改革开放、环境变化等新挑战的过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人民立场、实践观点、求实求是方法论,需要在坚持中发展,又需要在发展中坚持。不如此,不足以从根本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