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反思
摘 要：通过回顾两个世纪以来世界比较文学经历的三次危机，“窄化”、“泛化”、“浅化”三种对“比较文学”的错误理解是导致该学科命运重大转折的根本原因。“窄化”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可比性的过紧限制和狭义理解上；“泛化”体现在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的进攻以及对“比较”方法论的妥协性放弃上；“浅化”体现在“X+Y”式浅层比附、话语独白，以及缺乏对“世界文学”在新语境下作为学科理想和研究方法论的双重认识上。
关键词：比较文学危机；“窄化”；“泛化”；“浅化”
作者简介：卢 婕，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225）
引 言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学界承认已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从第一阶段法国学派基于实证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到第二阶段美国学派对跨国与跨学科文学的平行研究，再到目前第三阶段中国学派对跨文明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变异研究和总体研究，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几经沉浮。然而，每当这门学科被各种危机逼入死角，它就积极地自我诊断，为自己开出治病药方。总的说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遇到过三次大的危机，包括由克鲁齐（Croce）对该学科的比较方法论和缺乏科学性的指责而引发的第一次危机、由对比较范围过度限制和过分强调“国际文学关系史”而引发的第二次危机以及由目前的文化转向和泛文化研究引发的第三次危机。为了应对第一次危机，法国学派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加以严格限制，但却因此使其陷入“一潭死水”的第二次危机中。然后，为了解决以法国学派压抑和狭隘的学科格局为特征的第二次危机，美国学派提出对没有实际关系的文学进行平行研究，打破了原来法国学派画地为牢的人为设限。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世间没有什么处方可以永保安康，也无包治百病的灵药。虽然美国的解药成功地缓解了该学科的一时之疾，但是，它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引发了新的隐疾。虽然，必须承认，在韦勒克（René Wellek）诊断出该学科“旷日持久的危机症状” [1 ]之后，他在1958年《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中所开出的解药――“文学性”――的确将这门学科从第二次危机中拯救出来，使比较文学研究不久恢复健康并砸断“关系”这个脚镣手铐而发现一片更自由且生机盎然的处女地。然而，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肆意发展之后，这个曾一度恢复健康的学科变得臃肿不堪，甚至因超出其学科框架而导致了第三次危机：一次由学科范围过大和规范过于松弛而引发的危机。事实上，目前的第三次危机来势汹汹，其威胁丝毫不亚于之前的两次危机。该学科的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这次危机：1984年，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提出比较文学身处“永恒的危机” [2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提出比较文学“气数已尽” [3 ]。1995年，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在《多元文学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中的序言标题名为《比较的焦虑》（The Anxieties of Comparison） [4 ]。2003年，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出版《一门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 [5 ]。同年，苏源熙（Haun Saussy）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提交第四个“十年报告”，报告名为《噩梦醒来缝精尸：论文化基因、蜂巢和自私的因子》（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Of Memes，Hives，and Selfish Genes） [6 ]。从顶级比较文学学者的口中和笔尖涌出的“危机”、“焦虑”、“死亡”、“尸体”等词语听上去如此令人震骇以至于不久就引发了全球范围关于比较文学命运的又一次大讨论。在最近二十年里，国际比较文学学者就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作为危机与批评的加拿大比较文学：朝向比较文化研究》（Comparative Canadian Literature as Crisis and Critique：Towards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Cavell，Richard A，1994）、《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危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tudies，Moser，W，1996）、《比较文学身处危机中吗？》（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 Crisis？，Miroslav Beker，1998）、《比较文学准备好迎接21世纪吗？》（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ad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Kushner，Eva，2000）、《失败的预言过时的药方》（Failed Prediction and Outdated Prescription，Cao Shunqing & Wang Lei，2009）、《永恒的危机，比较文学能否或应该在历史、理论以及区域研究中继续存在？》（The Permanent Crisis，Or Can，Could or Shoul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Survive？ Between History，Theory and Area Studies，Pospisil，I，2009）、《对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Liu Xiangyu，2010）、《危机或未来？德国比较文学》（Crisis or Future？ The Germanic Compared Literature，Roloff，HG & Pabisch，P，2010）、《比较主义与文学研究的危机》（Comparatism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tudies，Pokriv■ák，Anton，2013）等文章。W界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命运的讨论不仅广泛而且经久不衰。 从以上例子来看，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明显地分成了两大阵营。部分学者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命运持悲观态度，另一部分则相反。有趣的是，还有些学者在这两大阵营中改变立场或游移不定。比如，在其异见者的启发或压力之下，2006年，危机论首倡者之一的巴斯奈特写了一篇名为《21世纪比较文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论文。她在文中承认其先前断言比较文学将被翻译研究取代是不妥的 [7 ]。最近，她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了她观点变化的原因：“变化总是令人不解，有时还令人痛苦。但是没有变化就没有成长和进步。” [8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พ是否正濒临死亡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时代而异，也因个人而异。就比较文学学科而言，“警钟为谁而鸣”这个问题无疑值得学界三省其身。回顾比较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发展和总结不同学者对该学科前途命运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而通过鉴古知今和贯通中西我们可以看到警钟正为三种错误理解比较文学学科含义的研究者长鸣：那些将比较文学研究“窄化”、“泛化”与“浅化”的人。
一、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窄化”
众所周知，尽管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被公认为是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事实上这门学科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当由英国学者波斯奈特（Posnett，H.M）撰写的第一部比较文学专著《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于1886年出版时，他详细地从氏族文学、城市文学、世界文学以及国家文学等角度阐释了他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他以宽广的胸怀和自由的心态容纳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种范式，外部和内部文学特质两种研究对象。可见，这门学科的理论在史前史阶段是相当自由开放的。
不幸的是好景不长。在意大利学者克鲁齐对该学科比较方法论和缺乏科学性发起猛攻之后，法国学派中的一些著名学者，比如巴尔登斯伯格（Baldensperger）、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基亚（Guyard）率先扔掉比较文学实践中倍受诟病的“任意性”而试图获得当时在所有学术领域都倍受推崇的“确定性”与“科学性”。这门学科因此开始从原先广阔的研究领域撤回而退缩到一个狭窄的封闭小圈子里。法国学派放弃了开放自由研究的良好开端和研究对象多样化的优秀传统，把自己投身于“国际文学关系”的研究中。研究对象的窄化成功地使该学科避开了克鲁齐的攻击，却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对研究对象的过紧控制极大地限制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尽管作为老牌文学强国的法国在影响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这种研究模式对于其他在文学方面而言相对不那么强大的国家来说得益不多。尤其是对于当时在政治经济领域已经崛起但却并无傲人文学传统的美国而言，这种研究模式更无任何可取之处。把研究对象窄化到仅仅包括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实际影响与关系，令该学科很难在法国以外的地方繁荣，这引起了美国学者的极大不满。除此之外，对比较方法论的抛弃又使该学科与名称不合，导致圈外人的误解。还有，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获得了“科学性”，但却剥离了这门学科的文学性与审美性，而这正是文学相关学科的本质以及韦勒克“内部研究”中的核心元素。当韦勒克在《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批评史》（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中所提出的文学性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文学艺术的本质” [9 ]这一说法被广为接受时，法国学派仅以实证的外部关系建立学科理论和对研究对象的人为设限就日益让人难以忍受。除此之外，巴斯奈特的观点也颇具代表性。她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曾研究过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对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的影响。在最近谈到影响研究时她直言：“作者的话并不可靠，他们都是一些观点的表达，有时还存在刻意的欺骗。影响是可以被加工改良的。” [8 ]在从对“文学性”的重要性的提升与对“实证性”的可能性的质疑两个方向发起的猛追猛打之下，法国学派基于实证范式的影响研究最终被从比较文学研究的王位推翻而结束了它的专制。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的命运为那些试图对该学科研究对象不当设限的人提供了教训：对研究对象的过度窄化无疑会导致学科的发育不良。
事实上，窄化不仅只存在于法国学派，尽管美国学派的研究对象比起其前辈更为宽泛，它同样也犯过窄化的错误。就研究范围而言，法国学派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不可避免地导致其有意或无意地把法国文学对他国文学的无处不在并持续长远的影响研究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类似的情况在美国也有发生，尽管表面上看来美国学派的研究脱离了民族主义偏见，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所提倡的平行研究虽看上去是把被比较的双方毫无倾斜地放于天平的两端，但被称量的对象却仅限于西方文明圈中的文学。换句话说，它只关注欧洲和美国的文学，西方文明圈之外的文学并不在其视野之内。甚至连韦斯坦因这样有洞见的学者都曾质疑过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学的可比性。他说：“我对于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 [10 ]我们需要认识的是，把研究范围仅仅局限于西方文明圈同邮且恢直Ｊ刂饕遄龇ā６美国学派的做法实际上只不过是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之窄化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变体而已。将比较文学研究局限于西方文明圈背离了1827年歌德（Goethe）所设立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学科目标。事实上，1993年，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就呼吁在“超国家”领域（“supernational” realm）内进行文学研究。他所言的超国家文学概念是超出国家甚至国际文学以推翻欧洲中心主义所体现的沙文主义 [11 ]。在21世纪之始，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也借着重新定义“世界文学”而倡导比较文学突破原有的局限：“这个从文学视角和新的文化意识凝结而成的术语是一种由歌德所预言而我们正身处其间的年代所正在形成的全球现代性意识。” [12 ]他的评价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21世纪的比较文学的目标不仅仅包括研究西方文明中的文学或以西方视角研究文学，还包括研究非西方文学和以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视角研究文学，以及以宽容之心接纳全世界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为研究对象。换言之，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全球化新纪元中，被窄化的学科视野是与当前现实格格不入的。只有从“世界文学”这样的宏大视野中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才能使这门学科跟上时代，得到国际学者的尊崇。 除了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窄化之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窄化”还体现在对该学科基石之一的“可比性”这个问题的理解上。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建立在“同源性”这一可比性上。如果没有不同国家文学所共有的相同文学渊源这一假设，流传学、媒介学、渊源学就如无本之木无法存在。因此，法国学派的主要成就都是通过对同一起源的母题、主题、情节、人物等探索而取得。没有了“同”这一前提，影响研究将不复存在。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是建立在跨国、跨语言、跨学科的文学作品或理论的“类同性”之上的。“平行”这个词本身就蕴含了“类比”――相似对象之间的比照或对比――的意蕴。然而，在目前这个全球化时代，尽管文学作品和理论展现出不少共同之处，但更常见的是它们呈现出引人注目的差异性。根据美国学派所建立的学科体系，既然世间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完全相同，因此差异性是不可比的。他们认为可比性应依附于同质性而不是异质性，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学派对于将研究范围从西方文明圈扩大到东方文明圈感到迟疑不决的原因。但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中的一些比较文学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证明：那些顽固地将自己局限于“同质性”研究的人很少能在自己所在的文明圈之外产生影响。而那些将目光投向与自身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异域文学的研究者则越来越获得国际性声誉。从这一方面来看，一些欧洲和美国的汉学家为他们的追随者树立了楷模并铺平了道路。在其所付出的努力的鼓舞下，在其所取得的成就的启发下，中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论创建者探索出♡一条放弃过时的“简单求同”模式而创建基于异质性为可比性的比较研究之路。2013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教授所著《比较文学变异学》（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引发了国内外对该学科新动向的广泛讨论。在书中，曹顺庆教授充满信心地宣称：“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基于实证的影响研究新视角。它客观地研究文学的动态发展，以变异来贯穿文学发展，把法国学派的实证研究与变异相结合，这可以校正法国学派的缺点，可以使影响研究的模式得到丰富和补充，也可以极大地推动比较文学的发展。” [13 ]佛克玛（Douwe Fokkema）在为此书作序时坦言：“变异学是对之前存在于法国学派单方面强调影响研究和受新批评启发的美国学派关注美学阐释的研究范式中的问题的解决之法，此二者都很遗憾地忽略了非欧洲语言文学。” [13 ]2015年，斯文德・艾瑞克・拉森（Svend Erik Larsen）在《世界文学》（Orbis Litterarum）发表书评：“这本书是对业已确立的西方比较研究方法发出对话的邀请。” [14 ]他还在书评结尾处补充到“由于世界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文类研究、政治研究、后人类研究、数字媒体和文学研究等部分研究的兴趣交叉重叠，对话的时机已然成熟。变异学可谓正逢其时” [14 ]。独特而新颖的变异学理论是基于全球范围内的比较文学学者对异质性文学研究的实践之上而建立的，它正吸引着许多比较文学学者的关注。同时，反过来，它的建立又可以为全球这一研究的实践指引方向。另外，除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发现之外，一些西方学者也已经关注到异质性这一可比性。比如，韦因斯坦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1973）中就提到：“文学模仿的例子可能比起创造性嬗变或多或少更为少见。” [9 ]曹顺庆认为这里所说的“创造性嬗变”其实“接近于变异这一概念” [15 ]。2006年，托马斯・多彻蒂（Thomas Docherty）在评论佛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用“树”和“波浪”来隐喻性地阐释比较文学其实是过分强调了“同一性”之后，他质问道：“然而，如果比较文学的任务本身就是生产差异性那会怎样呢？如果如其所是地接纳现实的多样性可能那会怎样呢？如果有一种多样性无法被规范在某种统一的标记之下那会怎样呢？” [16 ]显而易见，中西学者都日益认识到了由跨文明文学交流带来的“异质性”可比性问题。建立一个既基于同质性又基于异质性可比性的完备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东方和西方比较文学学者共同的最终目标。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泛化”
“比较文学”这个名词词组是由中心词“文学”和修饰语“比较”构成。但是随着“文化转向”的出现，20世纪晚期的人文研究学术潮流中出现了一种“泛文化研究”的现象。当比较文学学科被裹上“文化”这件大衣之后，文学曾经拥有的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开始江河日下。由于“文化”的含义如此广泛，几乎所有被一个社会所共享的知识与价值都可以被囊括其中，这导致“文学”这个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备受青睐的研究对象在与性别、政治、后殖民和意识形态等别的研究对象并列时显得相形见绌。伯恩海默（Bernheimer）就倡导在多元文化主义时代要把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从文学转换到文化上去 [17 ]。用安东・伯克利瓦萨克（Anton Pokriv■ák）的话来说，伯恩海默是提出一种与韦勒克完全不同的解决危机的方案――放弃文学的内部世界，让比较进入传媒、经济和政治等领域 [18 ]。不过，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还仍有一€些对此保持警惕的学者。比如，2006年，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比较文学何去何从？》（Whither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文中指出：“比较文学把自己从渊源与影响研究中解放出来而加入到互文性研究这个更广阔的天地――广阔但却界限不明。” [19 ]卡勒对于把比较文学研究扩张到全球文化研究将招致新一轮危机的警告并非夸大其词。2009年，捷克学者伊沃・波斯皮西尔（Ivo PosPí■Il）在其论文中总结到：“比较文学研究，可能会比以前更加被其他学科所消解，或者在更广泛的文化和区域研究框架中作为一个被紧缩的学科而发挥作用” [20 ]。抛却其论证的过程不提，仅就他的结论而言还是有些道理的。正如以上分析，如果比较文学用更宽泛的“文化”取代“文学”作为其研究对象，这门学科可能被其他学科消解的预言听上去是站得住脚的。2010年，张隆溪也表达了和卡勒同样的焦虑。他说如果没有文学，“比较文学”将失去其特性而遭遇“身份危机”。在《世界文学的来临》一文中，他断言在经历了文化研究的喧嚣与骚动之后，“回到文学去”是文学研究往后发展必须踏出的一步 [21 ]。同年，王宁也注意到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侵略性，他说：“许多原来属于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领域现在要么被文化研究学者要么被文化批u家所占领。” [22 ]2013年，安东・伯克利瓦萨克否定了用意识形态作为文学研究的手段，他认为“文学性”才是找寻在“仍然意识到文学的制度化定义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术语的文学情境化”中的平衡的可能途径。他建议如果研究文学的学者不想“自寻死路”，不想把对人类生存中的艺术手段从严格的批评中剥夺的话，“文学性”这个僵化的术语最好还是保留下来。而且他还建议如果比较文学要保留其比较的精神，并且不愿在对普世性的研究中放弃特殊性研究的话，有必要把“文学性”发展为“文学间性” [18 ]。从克劳迪奥・纪廉、乔纳森・卡勒、伊沃・波斯皮西尔、张隆溪、安东・伯克利瓦萨克等学者的观察与反思来看，被泛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打乱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平衡，由于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日益威胁和粗俗化具有特殊性的“文学”，后者在前者的阴影笼罩之下有消失不见的可能。因此，比较文学学者应该意识到文学与文化之间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关系，避免由泛文化研究所带来的新危机。另外，尽管像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等学者通过将文学研究融入更广泛的文化研究这一范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比较文学研究既不可能在完全抽离文化、社会或意识形态的真空环境中进行，也不可能在被剥离了文学的状态下进行，文化与文学研究这种相生相克的“共生”现象的复杂性导致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否属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仍然被不少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悬而未决。所谓的“界限不明”或“被消解”的新危机其实就是泛文化研究过度渗透到比较文学研究的后遗症，而这一危机绝非危言耸听。 以中国的接受研究为例，由于一些明显的历史原因，从18世纪初以来中国长期在文学“交流”的过程中自愿扮演着倾听者的角色，甚至在倾听和模仿日本、前苏联、美国的“独白”的过程中患上“失语症”。中国学者王宁最近的发言表达了对独白式影响研究的不满。他说：“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始终笼罩在西方理论的阴影之下，西方的理论可以通过翻译的中介长驱直入进入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中。虽然理论的旅行会发生某种变异，但这种旅行和变异长期以来却一直是单向的，也即从西方到东方。” [29 ]显然，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这种独白式研究模式在大多数中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者那里都不受待见，尤其是当一国的文学随着其在国际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而崛起之际。
另一种“浅化”是把“比较文学研究”等同于它的方法论“经由比较进行文学研究”。事实上，任何特有学科的研究把自己降级到其方法论都毫无意外地会导致“浅化”的恶果。就算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无论它多么强调科学性，都还仍然会保有其学科的一些浪漫主义理想。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比较文学当然不能被剥夺其理想――“世界文学”。如果比较文学者只沉浸于琐碎繁杂的比较研究而无一个实现“世界文学”的远大理想的话，他就会像书斋里的浮士德一样为自己书虫的可怜命运哀叹，就会难以坚持自己的学术生涯，就会丧失探索和在其研究领域创新的热情。“世界文学”，在歌德时代还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而现在随着文化垄断的解体，第三世界在政治上的崛起，经济的全球化，交通的便捷与信息的轻松获取，这一理想正变得越来越可以触及。如果没有“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理想，比较文学学者将沦落为迂腐的书呆子而鲜能为人类的精神做出贡献。那些对比较文学学科命运感到悲观的人就部分地是由于缺失了“世界文学”这一盏指路明灯。
在20世纪中叶，中国比较文学先驱，钱钟书的《谈艺录》序言有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30 ]。他的话表达了对于发现指导人类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共同的“诗心”的坚定信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也宣称：“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31 ]。21世纪初，佛朗哥・莫瑞提在他的著作《世界文学的猜想》（2000）中认为世界文学不能看成是文学，而是更大：“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世界文学不是对象，而是问题，需要有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因为还没有人通过大量阅读文本而找到一种方法。这不是理论形成的途径。理论需要超越，需要假设――从假想开始。” [32 ]显然，莫瑞提已经把“世界文学”从一种简单抽象的理想塑造为解决目前全球后工业时代文学研究乱象的具体范式了。捷克学者埃娃・库什纳（Eva Kushner）观察到“在整个历史中，比较文学已经内化为它自身目标的一部分，这给我们指出一个挑战：有必要重新认识它错综复杂的问题和更新课程设置来应对文化中与生俱来的文学多样性问题。” [33 ]她开始注意到学界有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比较文学研究的潜在材料的趋势。最近，2003年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2007年杜威・佛克玛（Douwe Fokkma）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2009年戴维・戴姆拉什的《如何读世界文学》（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2010年王宁的《比较文学危机与世界文学的崛起》（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Rise of World Literature），以及2012年西奥・旦（Theo D’haen）与凯萨・多明戈斯（César Domínguez）的《世界文学：读者》（World Literature：A Reader）都思考了由歌德所造的这个古老词语所具备的解开作为比较文学学科死结的可能性。现在，“世界文学”被比较文学学者作为握在手中用以加速分解“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利器。这种对“世界文学”的全新理解将使比较文学研究拥有强大的武器以击退狭隘的地方主义和虚无的普世主义的进攻。
结 论
尽管早在三十年前，季羡林就认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34 ]，十几年前，苏源熙也宣称它在西方具有了不争的合法性并扮演着“为乐队的其他乐器定调的第一小提琴的角色” [6 ]，但是我们仍有必要居安思危。回顾比较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发展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它的过去与现状，预测它的未来与发展。警钟长鸣，正鸣响给误解了“比较文学”含义的人和不能在新时期跟上这门学科发展的人听：他们是从研究对象、范围与可比性三方面“窄化”该学科的人，以泛文化研究取代比较文学研究或抛弃比较方法论而“泛化”该学科的人，以及把这门学科等同于“X+Y”的简单比附、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文学的“独白”，或者丧失“世界文学”作为学科理想，不能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使这门学科长存的人。在这些错误认识与不当尝试的警醒之下，国际比较文学学者需要从以下几点来避免陷入危机：首先，打破旧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把研究对象从过紧限制中解放出来，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全世界的文学以使这门学科具备真正的世界性眼光和国际性胸怀。第二，承认异质性的可比性，采用变异研究展现跨文明文学传播的巨大研究价值。所谓“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阳而异品”，通过挖掘中西文明在文化模式、民族品格、思维方式、审美心理、政治、经济以及地理条件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同性而异品”以增进双方的理解和共识。第三，用跨文化研究取代泛文化研究，避免比较文学被更广泛的文化研究所吞没而陷入身份危机。第四，回到“比较”中去并丰富它的内涵。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定义关键词的“比较”不应被轻易放弃。我们应该遵循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学科理论建设的“涟漪式”发展的良好传统，在其原来包含的“类比”和“对比”的含义的基础上丰富它的内涵。第五，在影响研究或接受研究中以对话取代独白以彰显被比较双方的平等地位，改变以西释中、以中就西、以西彰中等单向阐释的研究范式，真正做到中西文学交流的互释互证和互补互动。最后，用“世界文学”作为学科理想和研究方法论高屋建瓴地解决学科中的争议。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导致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的“确定性”和“中心”被消解，而“世界文学”恰好能以其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化解目前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引发的危机。 [19]Jonathan Culler. Whithe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J].Com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2006：8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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