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乐记》关于音乐本源的思考及相互联系

与古希腊时期一样，中国先秦时期也开始了关于宇宙本体的讨论。其中儒道两家关于宇宙本体的讨论主要♥表现为：儒家以天作为宇宙本体和道家以道作为宇宙本体。儒道两家的两种不同宇宙本体观在其代表作《乐记》和《庄子》之中均有所涉及，且基于儒道两家的宇宙本体观，二家亦有与之相应的音乐美学思想。

一、《庄子》以道为音乐本源

庄子认为道乃宇宙本体。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庄子继承老子思想，亦认为道乃宇宙本体。具体反映为三个方面的思考。

第一，道孕育万物。《庄子》记：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1]此处，成玄英《疏》：二仪赖虚通而高广，三光资玄道以运行，庶物得之以昌盛，斯大道之功用也。故老经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万物得一以生，是之谓也。在庄子思想中道才是宇宙万物的孕育者。

第二，道非具象且充盈于天地之间。《庄子》记：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乎其不可测也。[2]庄子认为道作为宇宙本体，其最大的特征是充盈于天地万物之间的，无处不在。相应地，庄子对于音乐的看法亦是受此影响。一方面，乐，乐其所自生，好的音乐由道所生。另一方面，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3]借此老子认为大音希声，好的音乐还符合道不可言说、简单质朴的特点。庄子崇尚简单质朴的音乐形式，以及对自然之音的欣赏，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所以庄子才会有鼓盆而歌的典故。

第三，道乃宇宙万物运行规律。《庄子逍遥游》谈到鹏和鴳二者虽大小有别，但是均缘道而生，且需按道而行。郭象《注》：各以得性为至，自尽为极也。庄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最高法则。由此，庄子认为游的境界乃是得道的境界，即得至美而游乎至乐（《庄子田子方》）的境界，也就是一种艺术人生的生存之境，这种人生是自由而且审美的人生。就此，庄子音乐美学思想中认为，音乐创作和欣赏中要秉持人的本性，更需要除去主观的杂念和功利心，即心斋，坐忘，无己、无功、无名。

二、《乐记》以天为音乐本源

《乐记》中关于音乐本源的思考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感物说，《乐记》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4]二是乐由天作。两种说法看似矛盾，但《乐记》关于音乐产生模式的看法应该是：天心乐。蔡仲德认为：值得注意的是，《乐记》的音乐本源论与黑格尔思想有某种近似之处。黑格尔曾说：音乐的基本任务不在于反映出客观事物，而在于反映出最内在的自我。又说，作曲家作乐是一种返回到他自己内心世界的过程，一种反躬内省的过程，音乐的本源就是主体内心生活（《美学》第三卷上册）。这种类似是一种巧合但并非偶然，它说明《乐记》的音乐本源论与黑格尔思想在唯心论的本质仁是一致的。[5]

《易传》记：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系辞上》）《乐记》借用《易传》观点，《乐记》喜欢将天地二者并举。认为乐属于天、乾、阳和神的范畴，而礼属于地、坤、阴和鬼的范畴。《乐记》记载：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6]礼由地所生和礼具有的独特作用。一方面，礼的作用对象是万物的具体物质存在，即成物。另一方面，礼者别宜，礼可以用于区分万物。阳则对应神、天、乾。我们需看到天的始物力，天才是孕۵育万物的根本，天显然才是真正的宇宙本体。由此《乐记》明确提出乐由天作，天即是音乐的本源。

三、道与天二者的关系

孔子问道于老子之事，除《庄子》各篇有所提及之外，《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礼记曾子问》和《史记孔子世家》等文献同样有所记录。班固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起，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亦相成也。[7]

天和道分别作为儒道两家宇宙本体，以及对音乐本源问❥题的最终回答，加以比较可见，道家的道既是孕生万物的宇宙本体，又是宇宙运行的规律；而儒家并承用道家道既孕育万物，又是宇宙规律的观点，儒家认为天是孕生万物的宇宙本体，而宇宙规律则是命或天命。但是天、命、天命等概念仍然和道有着相当大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在受道家哲学思想的启发下形成的宇宙本体思考。孔子曾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巧合的是，这一年孔子恰好问道于老子。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天即孕育万物的宇宙本体。之所以莫之为，正是因为天的存在。这不正是老子所讲的无为吗？无为是因为道的存在。由此，可以看到道即是天，孕育万物；道也是命，是宇宙运行的规律。

第一，天与道相同，孕育万物。《乐记》记载：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8]郑玄《注》：言乐法阳而生，礼法阴而成。《乐记》中的天属于阳，孕育万物。

第二，《乐记》提出作乐以应天，认为如果礼乐明备则宇宙万物可以各行其道，保证社会稳定。《乐记》记载：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9]天地之道即道和命，就是宇宙运行的最高法则，天地之道是宇宙运行的规律，无形之中支配着宇宙万物运行。当礼乐与宇宙运行规律相符合的时候，才能起到正面的作用，促使万物按道而行。由此，《乐记》所谈的天与道仍有相同的意义，乐记谈作乐以应天，正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庄子天下》）

第三，《乐记》看到了道的不可言说性。《乐记》记载：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10]庄子认为道具有不可言说的特点，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与之相似，《乐记》亦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天同样不言而信。

综上可知，儒道两家分别以天和道作为的宇宙本体，二者虽称谓不一，但是作为宇宙本体，二者的哲学内涵和本质特征和上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乐记》和《庄子》更是很好地继承了各家对宇宙本体的探索成果，将两家对于宇宙本体的思考沿用到了对音乐☭本源的探究之中，讨论了音乐的产生和审美等一系列问题，对我国古代音乐思想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