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音乐角度看汉魏六朝乐府诗的发展
摘 要: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一直以来与音乐息息相关,乐府诗(歌诗)作为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的体式,与音乐的联系尤为紧密。乐府机构的设置,异域音乐的引入,俗乐、雅乐之分,演唱方式,乐曲基调等等都在从不同方面影响着乐府诗的创作。本文试从汉魏六朝这一阶段乐府诗与音乐的关系入手,管窥中国文学中诗乐离合的流脉。
♂ 关键词:乐府;音乐;汉魏六朝
作者简介:朱印(1990-)女,汉族,山东淄博人,硕士研究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文学从发源始就与音乐密切相关,最早见于《尚书》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二十四个字便将诗的起源与音乐联系在一起。乐府的发展与音乐的流变尤为紧密,而乐府诗所属的音乐机制、特点与具体曲调的音乐特点、表演方式对乐府诗产生的影响等等方面还没有得到深入地研究。乐府学实际上就是诗乐关系的问题,乐府在诗、乐、舞三者关系上密不可分,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全方位的诗、乐、舞表达更容易感荡心灵,引发美感。
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ฏ》里明确吧“不歌而颂”的“赋”与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诗”分为两种不同的文学门类。从作品是否歌唱角度出发,分为“歌诗”与“赋”两大类型,并辑录了“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作品。“歌诗”就因为可以歌唱这一特点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个特殊体裁,“歌诗”又称“乐府诗”。歌诗(乐府诗)是诗与乐相结合的阶段。
汉魏六朝至唐代是礼乐制度对诗歌产生影响的最重要阶段,汉承秦制,设立乐府,对汉代以后诗歌产生重要影响。诗句为“乐府之心”,声律则是“乐府”之体,“徒诗入乐”考察乐府的音乐性。按周代传统,国家的郊庙祭祀音乐为雅乐,但是汉武帝却进行了革新,让乐府承担国家祭祀典礼音乐的职能,让李延年为之配置“新声变曲”,李延年的大力创新,使得中国古代的审美风尚在此发生了变化。早在高祖刘邦时代,就把奉常的职能扩大而使之兼及非雅乐的倾向。
此时,雅歌已为有声无辞的音乐。汉初歌诗主要是楚声。“汉兴好楚声” “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好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萧管。”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诗一组祭神敬祖的乐歌。陈本礼《汉诗统笺》引刘元语“格韵高严,规模简古,VV乎商周之颂。”可以看出楚声作为当时的雅乐有着十分庄重和谐的演奏效果。由此可见,汉代雅声的主要特点是庄重古奥,但与前代不同的是,采用新声。
汉代的俗乐主要是指鼓吹曲辞和横吹曲辞。西汉中期以后是横吹鼓吹兴盛的时候,《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第一次融合了异族文化的成分,吸收了北狄和西域音乐的影响,逐渐发展出以胡乐为特色的诗乐艺术,异域歌舞的输入,对汉文化发展有很大影响,这种新乐的乐器是以中原之铙、鼓与北狄西域诸国的鸣笳、箫与胡角为主,在语言形式上,完全摒弃了诗骚体式而采用杂言体式。
而东汉则是相和歌兴盛的时候,相和曲是中国传统音乐,以丝竹为主,后逐渐产生平调、清调、瑟调、楚调、大曲等其他样式,写作主体是那些无名的专业艺人。在这一时期,语言艺术并没有被单独提取出来进行欣赏。《宋书・乐志》曰:“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又云:“但歌四曲,出自汉世,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
曹魏时期,“汉末大乱,众乐沦缺” ,虽致力于乐府音乐的重建,使魏代宫廷音乐颇具规模,魏代的典礼、祭祀、仪仗等乐,主要是继承汉乐,同时修复时又有很大变化,用其乐而改其辞。以旧曲,翻新调,建安时期最流行的音乐是清商乐,清商乐特点是抒情性强,适合汉魏之际流行的新士风。“清商乐,一名清乐。清商乐,九代之遗声,℉其始即相和、三调是也,并汉魏以来旧曲,其辞皆古调及魏三祖所作。” 并且,魏晋宫廷音乐文化中既修复传统雅乐、又吸收清商俗乐的文化政策,使雅乐与清商俗乐相互交融,清商俗乐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地位不断提升、扩展,还成立了专门管理清商乐的机构――清商专署。清商乐歌辞创作也得以兴盛繁荣;同时,清商乐的不断雅化,也导致其逐渐僵化,并最终走向衰落。
乐府在西汉时期反映的是民间和宫廷趣味,东汉时期,文人群体形成,文人创作俗乐也渐兴起,有为旧曲调谱新词,有制作新曲新词。主要反映的是ฒ这个阶层抒情艺术的特点。到了建安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并对创作有着极大热情,乐府更加文人化。曹植是乐府文人诗重辞意的开拓者,并且从曹植拟乐府开始,诗乐有分离的倾向。朱光潜在《诗论》中分析诗中音义离合时有三个阶段:第一是诗“有音无义”时期,第二阶段是诗“以义就音”时期,第三阶段是诗“重义轻音”时期,第四阶段是“诗中文字本身的音”时期。从曹植开始有过渡到第三阶段的趋势,由集体创作转变为个人创作,辞采更为华美。文人乐府在修辞、结构等方面更为讲究,更加精致化,乐府自此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晋代基本沿用魏乐,有“太乐署”、“黄门鼓吹署”、“清商署”三种掌管音乐的机构,西晋乐府多模拟之作,大多无灵气可言。八王之乱后,政局不稳,音乐散失,人心惶惑,颓靡无聊的心态导致纵情恣欲的心理。虽然格调不高,但还是大多可歌,这点可以在陆机《文赋》中“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中得到证明。
南朝《清商》虽源自汉魏,但是历时已久,经永嘉之乱,声制散乱,已不见当日面貌。雅乐正盛是汉魏旧曲,只为少数好古之士欣赏,一般社会则采撷新声웃创造新调。民歌入乐者全在《清商曲辞》此部。南朝乐府民歌大致分为《吴声歌》(三百二十六首)《神弦歌》(十七首)《西曲歌》(一百四十二首)三种。有关吴歌,《乐府诗集》云:“《吴歌》,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吴声歌在在江南民谣上发展起来,后在宋齐阶段在文人阶层流传,曲调也变得复杂,经过了陈后主、隋炀帝等人的改造后,吴声歌曲渐渐文人化而失去民歌原有特色,《西曲》多集中于荆郢樊邓之间,因其“音节送和”,与《吴歌》不同,所以被称之为《西曲》。 北朝时期,中原板荡,戎狄交侵,北朝乐府,大概分为虏歌、汉歌前后两期。可知当时所用乐曲为虏音。后魏以来用汉人语言文字发表的歌为汉歌,汉语歌曲发达在魏孝文前后。《隋书・音乐志》:“魏氏来自云朔,肇有诸华,乐操土风,未移其俗。至道武皇始二年,破慕容宝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又《魏书・乐志》:“太祖初,正月上日_群臣,兼奏赵燕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时_会亦用焉。”
综上,乐府的发展与音乐息息相关,诗乐间的关系是构建现代意义上的乐府学你的基础,但不是自始至终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乐府诗与音乐聚散离合的关系值得进一步去探究,从音乐角度看乐府诗的发展流脉不失为一个较好的角度,对乐府的研究应突破以往有关作家群体、创作形式、风格等方面的单一方面的考察,而应打开思路,并还原“乐府”,从音乐角度对乐府的发展流脉作一个新的梳理。
注释: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2](汉)班固:《汉书・礼乐志》
[3](梁)沈约:《宋书・乐志》
[4](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清商曲辞》
参考文献:
[2](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
[3](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梁)刘勰著,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
[5](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6](清)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
[7](清)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8]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余冠英:《乐府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10]王运熙,王国安:《乐府诗集导读》,成都,巴蜀书社,1999
[12]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5] 张永鑫:《汉乐府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