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后的贵族女子
贵族在我们这个年代已经消失了。在老贵族们依然为现在世道中日益消失的特权忿忿不平的时候，真正的贵族还保存着凭谁也拿不走的东西，那就是蔑视苦难的洒脱，接受命运的从容，享受贫穷的勇敢，超度罪行的宽容。
老上海的人都知道，她是被人们称为“上海的金枝玉叶”、旧上海著名的永安公司郭氏家族郭标的女儿――四小姐郭婉莹。1909年，郭婉莹出生在澳大利亚悉尼。她的英文名字叫Daisy（戴西），在她六岁那年，她的父亲郭标应孙中山的邀请，和兄弟郭杰一起举家回到上海，开办上海当时最新潮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而当时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先施公司（上海首家百货公司）则是婉莹妈妈家族――马家的产业。
Daisy从小就是个标准的淑女，但这并不代表她懦弱可欺。她在悉尼上小学时，也曾因为同学们乱叫她名字而逃了学，并且理直气壮地对校长宣布，要是同学们不改正的话，她就永远不去学校了。
原本郭家可以在条件优越的悉尼一直过富有的生活，但当时正值华人资本被大量引进，上海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Daisy的爸爸郭标作为华人富商，应孙中山先生的邀请，和弟弟郭杰举家来到上海，开办了后来最流行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
骄傲的女生
上海原本是个滩，而后成了村，成了镇，成了城……终于在20世纪开始风光起来。那时的上海就像一位淑女一样优雅精致。
初到上海的Daisy还是个无知的小女孩，因为生活环境不同，上海的很多东西在她眼中都是那么新鲜有趣。在住进延安路的大房子前，她住在永安公司对面的东亚酒店里。那是她妈妈的家族――马家的产业，马家当时已经在上海开了先施百货公司。透过酒店的玻璃窗，Daisy生平第一次见到了雪。洁白无瑕的雪从天ภ空飘落，落到了上海这片土地上，然后融化，最后渗进了土里，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Daisy也如这融入土壤的雪花一样，从此与眼前这个陌生的城市结下了终生难解的缘分。
来到上海后，Daisy上的是广东人开办的一所小学。可是从小就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她连一句上海话都不会说，更不要说广东话了，甚至连中文名字都没有。学校里的老师给她起了个中文名字，并且写在了纸条上。可是当她把纸条丢失在了回家的路上后，这个名字就被她彻底遗忘了。在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实在无法适应这个中文环境时，他们被父母送进了教会学校。从此，Daisy开始了她在中西女塾的新生活。
Daisy正式在中西女塾读书那年，它已是一座有着28年历史的美国基督教女子中学，并在当时上海的新式学校里享有盛名。它主要面对上海上层阶级的女孩授课，宋庆龄和宋美龄都是从这里毕业的。它是一所名副其实的贵族学校，高额的学费和严格的管理制度以及优良的校风使它成为培养淑女的首选地点。甚至很多中等水平的人家都愿意节衣缩食，让自己的女儿来这所学校读书，接受熏陶，以便以后可以“飞上枝头做凤凰”。
中西女塾的校训是“成长、爱人、生活”，风格是贵族化的，该校采取美国式的教育方法，对学生的许诺是要让她们一生年轻和愉悦地生活。Daisy在这里不仅学会了音乐、科学，阅读了许多图书馆里的英文书报，培养了终生对体育运动的爱好，还学会了如何做个称职的宴会女主人，在这里就连Daisy只会说英文的缺点也成了优点。她的聪明、美貌和富有几乎让她成为了学校里最快乐的孩子。
学校的英文剧是当时最有特色的，Daisy曾出演过莎士比亚的名剧《驯悍记》，还曾留下过模仿婚礼照片的有趣剧照。在照片中她那张稚气的脸上没有婚礼照片上新娘的媚态，而是流露出了小女孩少有的沉着和淡定。
Daisy行事的一贯风格是比较随意、不受拘束的。上中学时候她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字――郭婉莹。她决定叫这个名字只因为喜欢当时走红的作家谢婉莹（即冰心），后来这个名字就成了她惟一的中文名字了。
随着她父亲事业的蒸蒸日上，他们一家搬进了延安路旁一栋带花园的很美的西式大房子里。贵族家庭的孩子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劫匪绑架的对象。于是，为了预防绑架事件的发生，他们出门的时候不得不加强防范措施，并且只跟很少的几个家族来往，宋家就是跟他们家关系比较密切的家族之一。宋家的孩子从小就经常吃住在郭家，相约去游玩。
那时的Daisy带着青春的笑脸沐浴在20世纪灿烂的阳光下，挥洒着灵动的光彩。中学毕业时她已经完全出落成一个站在上海时尚前沿的新式淑女。她自信、公正、博学、自尊，从小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却并不鄙视东方文化。
从中西女塾毕业后，Daisy性格中倔强的一面逐渐显露出来。因为不喜欢，所以她放弃了学习钢琴。她变得更坚持更独立了，她知道自己要走的路，并且有勇气按照自己的选择走下去。
通常情况下，在中西女塾读书的富家小姐们毕业后不是嫁入豪门就是赴美留学，Daisy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因为不想出国留学，她便在父亲的安排下与一个赴美留学的富家子弟订了婚，他叫艾尔伯德。但是最终Daisy不惜以死相逼也要解除婚约。原因是他在送给她美国玻璃丝袜的时候说：“这袜子真结实，穿一年都不会坏。”她怎么能嫁给这样一个乏味的男人？
解除婚约后Daisy有了更高的目标，她决定到燕京大学心理系深造。上大学后的她依然热衷于体育运动，还曾经是华北女子网球队的队长。这种爱好使她受益终生。
郭家的女子有着家族遗传的美貌，姐妹几个都是受人追捧的美女。Daisy的三姐安慈是第一位美貌与智慧并重的“上海小姐”，她凭着来自家族的美丽与优雅和从新式学校里学来的先进文化获得了众人的肯定。中西女塾的教育给了她出众的气质和淑女的修养，她曾做过宋美龄婚礼的女傧相，许多年后她的美貌和那种安适而活泼的气质仍然没有消失。在安慈参加“上海小姐”选拔的时候，Daisy正在燕京大学读儿童心理学，她并不喜欢姐姐的这种做法，还写信回家劝姐姐不要参加这种无聊的游戏。也许很多人认为以她的思想，她很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以后的很多年中她却一直是被革命的对象。 那时的Daisy不愿一味地追赶潮流，更多的时候她喜欢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做自己想做的事;她不愿再听从别人的安排，更多的时候她都是自己选择今后要追求的生活。她可以轻松地说：“没什么理由，因为喜欢，所以做了。”
初为人妇
25岁的Daisy在取得燕京大学毕业证书后，即将嫁给清华大学毕业的吴毓骧。
吴毓骧是林则徐的后代，出身书香门第，曾经是清华大学的公派留学生，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主修机电工程，辅修工商管理。他是一个玩各式新鲜流行花样无师自通的人，最爱棒球。
如绝大多数待嫁的少女一样，Daisy在婚礼前半年就已经开始忙着准备礼服、采购物品、订购家具、布置新居，等到所有事情准备妥当时，自己也瘦得只剩88磅了。
盛大的订婚典礼如期举行，郭家摆了几百张桌子大宴宾客，庆祝美丽富有的小姐即将嫁为人妇。她一生都不能理解为什么社会上的人把挣钱看得那么重要，更别说想到要嫁个有钱人了。婚纱照中的Daisy皮肤白皙，细长的眼睛优雅地扬着，眼中流露出欣赏和喜悦的神情，礼服的贴身裁剪衬出了她凹凸有致的身段，像极了童话中的公主，手捧的鲜花和她的美相比也略逊一筹。
婚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是相当幸福的。那时的Daisy是个会因为想尽量完美地做出婚后第一顿早餐而手忙脚乱的小女人。就这样，两个彼此还有点儿陌生的人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吴毓骧是个很有趣的人，有相貌、有才气，在当时可谓人见人爱，他可以让Daisy的生活充满乐趣。但通常这种男人都是那种不会只满足于居家生活的人。婚后不久他们的爱情就出现了危机，生性风流的丈夫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寡妇。那个年轻的寡妇是Daisy一家的旧识，如今却成了破坏他们婚姻的凶手。那晚在朋友的陪同下，Daisy亲自来到了那个寡妇的家里，把她自己千挑万选的丈夫找了回来。但Daisy并未将此事张扬出去，因为她有着旧式女子的温柔与体贴。
已嫁为人妇的Daisy渐渐厌倦了只在家里当家庭主妇的日子，生来“不安分”的她选择了与姐姐们不同的生活道路。她和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张海伦合开了一间专门为顾客订做礼服的服装店，叫做“锦霓”时尚沙龙。这家由Daisy和朋友精心经营的小店开在了寸土寸金的国际饭店里，她们专门为客人量身定做独一无二的礼服。直到1937年“锦霓”时尚沙龙因为战争停业前，Daisy已经凭借自己的智慧把这家店经营得蒸蒸日上了。后来她的丈夫也因为战争失业了，如果说先前开时尚沙龙只是兴趣使然的话，那么她现在不得不再找一份工作，为的就是用来贴补家用了。她的第二份工作是帮中医学会的杂志拉广告。她的很多朋友都已嫁人，过上了悠闲的少奶奶的生活，每天不是逛街购物就是闲聊打牌。在她们看来Daisy是不幸的，没有挑好丈夫，结了婚还要抛头露面挣钱养家。可Daisy却不以为然，在她看来工作也许比少奶奶的无聊生活更有吸引力。不久，她因不愿与日本人共事而再次失掉了工作。他们的生活每况愈下，直到1939年，她因交不出房租，带着全家回娘家住。
吴毓骧是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他梦想着一夜致富，从此一劳永逸。他十分热衷于玩乐，甚至不惜抛下难产时的妻子，也要跑去跟朋友玩牌。Daisy的单纯渐渐被生活的挫折改变了。
太平洋战争后，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吴毓骧通过负责德国人在沪资产的管理工作实现了自己快速致富的梦想，吴家的日子渐渐富裕起来。Daisy又做回了家庭主妇，儿子被养得白白胖胖，漂亮的女儿静姝跟着白俄老师学跳芭蕾舞。日子越过越好，一家人又恢复了幸福富足的生活。
此时的Daisy已是一个优雅高贵的中年美妇，她的丈夫也已经是个持重的中年富商。1951年到1954年是上海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生意越来越红火，他们仍旧保持了多年前在周末举行聚会的习惯。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Daisy第三次成了职业妇女，她在公司担任英文秘书的职务。
他们的公司――兴华科学仪器行与国家联营后，他们一家收入渐少。为了增加收入，吴毓骧与犹太人做起了非法生意。事发后他被捕了，Daisy也被找去问话。多年的生活已经教会了她处世的圆滑和随机应变，她开始用她的智慧与来自周围的威胁斗争。不久传来了吴毓骧被划为“右派”的消息。初听到这个消息时，Daisy几乎要晕倒了。尔后她被派到上海东北部远离市区的江湾正奔路外贸农场劳动，在那里喂猪。后来她甚至还在农场拌过水泥，吃尽了苦受尽了累，Daisy从此开始了炼狱般的生活。
命运的转折
1961年，吴毓骧由于心肺系统疾病，在提篮桥上海监狱医院去世，Daisy失去了这个曾经背叛过她却也给过她许多快乐的丈夫。她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劳动，还要靠微薄的收入独自抚养两个正在成长的孩子，日子十分艰难。后来她又被派到青浦乡下的劳改地工作。
经过了两年的艰苦生活，已经快到法定退休年龄的55岁的Daisy又被派到了打字员的位置上。她本以为就快要退休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过了不久，她又被调到外贸职工业余大学去教英文。她的生活尽管艰苦但还勉强过得去。那时的她也一定不会想到她以后还会遇到更困难的情况吧！
佛家说人生是苦海，成、住、坏、空为一劫，人生要经历万劫。Daisy的人生饱尝了忧患苦难，但苦乐原是相对的，有苦就有乐，苦在哪里乐就在哪里。尽管生活是如此艰辛，可乐观自信的她还是可以从繁重的劳动中发现乐趣。如果Daisy当初随亲人逃到国外，也许就不会经历万般苦难，而是过着她四小姐的生活一直到老。这种生活固然优越，但优越的生活也往往会使人变得浅薄。而且如果那样的话，她将一辈子也不会知道她原来是一个可以在腥臭的河塘里用她那双弹钢琴的白皙的手指挖河泥的坚强女人。
在崇明农场的日子，清洗马桶是每天必做的功课。每天有一个同住的人帮Daisy把沉重的马桶抬到粪池边上去。然后，她要倒马桶，把它搬到小河边上去洗干净，最后把马桶搬回宿舍去。搬又大又重还没有把手的马桶对于Daisy来说真的很困难，所以有几个同在农场的年轻人很替她抱不平。但其实最可怕的还不是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也不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
为了在凶险的环境中生存下来，Daisy决定做些事情来更好地保护自己。而且那必须是一件讨好干部，但不伤害任何人的事。于是，她向干部保证要好好学习中文，争取用中文学习毛主席著作，看中文报纸，用中文写交代材料，以证ก明她不是“洋奴”。尽管她的材料中有近一半的错字，可她不放弃，仍然经常问干部一些生字，结果她的进步得到了干部的赞扬。
1971年，Daisy终于结束了她那艰苦的劳改生活，从农场退休了，还拿到了一张同所有退休工人一样的光荣退休证书。原本有关部门认为她是资本家，不同意发给她代表正式退休工人的那一纸证书。她找到有关单位的领导，对他们说她在公司里一直都只是英文秘书，并不是资本家，并且从以前公司的同事那里得到了证明。她通过努力终于说服了单位领导，得到了这张来之不易的光荣退休证书。
这时她辛苦抚养长大的一双儿女也已成家。在北京的静姝嫁给了一个出生在上海的平民家庭♀的足球运动员。儿子中正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凤阳当工人。因为他的师傅很同情中正的遭遇，也喜欢他的为人，所以就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了他。不久之后中正就跟他师傅的女儿结婚了。
退休以后，Daisy花去大部分时间到凤阳去帮助中正照顾他的孩子媚，到北京帮助静姝照顾她的孩子¿锋锋和丫丫。当她到北京去的时候，常常也会把媚接到北京去，减轻中正的负担。在困难的岁月中一家人团结在一起，互相依靠。事实上，媚几乎是跟着奶奶长大的。虽然Daisy自己的孩子是由保姆照顾大的，但她的孙子孙女则是由自己亲手照顾长大的。温柔的Daisy像所有老祖母一样照顾孩子们的生活，陪孩子们玩，教他们学习英文。她赢得了他们的敬爱。在媚心中奶奶是与众不同的，她是那么亲切迷人。
回归平静
也许是上天对这个美丽的女子有所眷顾，Daisy在晚年的时候迎来了她一生中最后一段恋情。她与多年的老朋友、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生汪孟立结婚了。从此以后生活又开始有了乐趣，他们不停地聊天，日子比起一个人的时候要热闹得多。他们时常结伴旅行，时常与老朋友聚会。汪孟立虽然不如Daisy的第一任丈夫那样精通各式流行花样，但却更真实。可惜几年后，汪孟立不幸死于癌症。从此以后Daisy一直独身，直到去世。
自从被打成“右派”以后饱受屈辱的Daisy，在68岁时被恭恭敬敬地请到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教英文。在这里她真正受到了一个优秀英文老师应有的尊重。
社会的变迁和生活的拮据使她不得不放弃很多已有的习惯。她不再有机会骑马、弹钢琴、打网球，取而代之的是挖河泥、挑水泥、洗马桶;她不再有机会穿着做工精良的裙子、旗袍，取而代之的是街上随处可见的蓝色的粗布衣裤;她不再有机会坐在豪华的餐桌前用成套的刀叉吃家里厨师做的菜，取而代之的是小摊上8分钱一碗的阳春面。但这一切并未改变她的优雅和她的品位。晚年的Daisy梳着一头卷得很整齐的银色短发，虽然穿的是颜色单一、款式普通的布衣裤，还是掩不住她一举一动流露出来的优雅与高贵。没有了贵重的美式烤箱，她仍可以用铝锅蒸出美味的蛋糕，仍可以用铁丝烤出松脆的面包片。她一直保持着喝下午茶的习惯，她的朋友们知道她的喜好，所以经常在看望她时给她带来从国外带回来的蛋糕、巧克力。瑞士巧克力仍然是Daisy的最爱。
经常有朋友劝Daisy写自传，记录下以前的生活，她也曾为此特意上了老年人写作班，规范自己的英文。但她最终也没完成那些回忆录，因为每每回忆起以前苦难的生活她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抱怨，而乐观自信的她不爱抱怨。
晚年的Daisy独自生活在上海的一间小屋子里，靠给别人补习英文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她没有依靠任何人――包括她在北京的女儿和在美国的儿子。她活得很庄严，这也许是她作为坚强的郭家四小姐的骄傲吧。
她曾经三次被送进医院，医生认为她有可能中风，可什么也没有发生。她的儿子中正多次要求接她去美国，可她宁愿独自在上海的小屋里等待着中风，也不愿意接受儿子的照顾，住在收费昂贵的病房里，因为独立的她一直否认儿女对她有赡养的义务。
她一生都没有成为别人的负担。
让我们听听她自己怎么说的――
“要不是我留在上海，我有的只是和去了美国的家人一样，过完一个郭家小姐的生活。那样，我就不知道，我可以什么也不怕，我能对付所有别人不能想象的事。” 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问起她劳改情况，她说：“劳动有利于保持体形，不在那时急剧发胖。”
美国著名新闻主持人华莱士采访她，希望她亲口说出在大陆经受的磨难，她拒绝了。她说：“我不喜欢把自己吃过的苦展览给外国人看，他们其实也看不懂的，他们是想把我表现得越可怜越好，这样才让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得十全十美。”
“现在的人，为什么那么喜欢钞票，到处在说钞票。”“我是有过的，后来又没有了，我真的不觉得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从来不觉得钞票就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要知道1968年的时候，她连1角3分的咸菜面都吃不起，只能吃8分钱一碗的光面条！
让我们再听听别人是怎么说起她的――
“她从来不像别的老太太那样站成一堆说闲话，从来不像老人那样不注意自己的美。”“她最多的是告诉我，人一定会遇到许多事，那时一定不要怕，什么也不用怕。”她的孙女这样回忆。
她的茶房松林“文革”后又找到了她，在她最后的日子里，一直照顾她直至她去世，最后是他为她擦掉了眼角的泪水。当松林被问及他和郭婉莹是否属于两个阶级的，他说：“这是看人的，不是看阶级分的。”
“直到最后一天，她仍旧很优雅，这是她至死不肯丢弃的。”她的朋友回忆说，“从没听到过她的抱怨，她的女儿和儿子也没有听到过。”她要的遗像是一张她工作时的照片，因为这张照片证明她在工作，她葬礼上放的是莫扎特的音乐，最后她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国家。
从历史和社会角度看，“解放拿去了她的生活方式，反‘右’拿去了她的丈夫，‘四清’拿去了她正常人的生活，‘文化大革命’拿去了她的房子和家里几乎所有的东西，以及她的家庭。”从她个人生活角度看，“经历了爱情和对爱情的失望，经历了为一个风流男子的妻子、为一双曾经十全十美的孩子的母亲，经历了独自度过的难产之夜，经历了在陌生的监狱停尸房向自己不能相认的丈夫尸体走去的下午，经历了在江南薄淡的阳光下目睹一窝小老鼠在劳改资本家的棍棒下惨死，经历了一个富家女子在大时代中动荡起伏的漫长人生。”
晚年回顾往事，Daisy说：“要是生活真的要给我些什么，我就接收它们。”经历过乱世繁华，洗净铅华后，面对苦难，依然能保持优雅的姿态，将波涛汹涌化作心底深处的平静，这是真正的贵族。
“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花开花落，上海的金枝玉叶――郭家四小姐婉莹金枝玉叶不败。”这是Daisy的亲友在她的葬礼上送的挽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