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宗教思想对太平天国的影响

[摘 要]洪秀全属于清朝农民起义的领袖，其所率领的农民起义达到了我国古代农民战争的巅峰，太平天国与其他农民起义活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洪秀全已经在表面上摆脱了传统的宗教思想，将西方宗教思想用于表面，实际则仍是运用孔孟思想，开辟了一条较为独特的道路。本文主要针对洪秀全宗教思想对于太平天国的影响展开探讨。

[关键词]太平天国；洪秀全；拜上帝教；清朝

一、引言

清朝属于一个★少数民族掌权的朝代，在满族统治的整个历史进程当中，各类型的起义、反抗斗争屡屡发生，从乾隆年号后期开始，农民起义运动更是接连不断，而在此之后农民起义运动的鲜明特点在于采用宗教作为精神依托。乾隆后期、嘉庆年间，有关“剿匪”和“教匪作乱”的历史记载非常常见。比如：“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丙寅，谕国泰严治山东冠县义和拳教匪”、“嘉庆元年湖北枝江、宜都教匪起”、“十八年九月河南滑县八卦教匪李文成纠众谋逆”、“三年己酉，张诚基奏江西西宁州教匪作乱”、“二年庚午，观成奏四川教匪徐添德侵扰达州、东乡”、“己亥，湖北当阳教匪起”，有关的诏书也比比皆是。尽管表面上清朝处于“天朝盛世”当中，但在其统治下的抗争、起义活动也在不断进行着发展。

虽然清政府一直针对各种起义运动实施倾力镇压，然而这些起义运动在道光年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起义势力已经涉及到福建、山东政治台湾。这里必须要说的是，道光年间我国出现了一件前所未有的转折性事件――鸦片战争。因为清朝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及附约，使得清朝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的悲惨☯社会当中。在此之后，国人对于清政府的抗争变得更为激烈，同时展现出新的特点。

洪秀全所率领的太平天国运动正是基于“中西合璧”指导思想的农民起义抗争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从1851年的“咸丰元年六月癸亥在广西桂平县金田起事”发展到“三年甲戌”占领南京、安庆等重要城市，一直到1856年打败清朝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已经占领江苏、湖北、安徽以及江西等半壁江山，发展势头迅猛，完全达到了与清政府相同的高度[1]。然而，天平天国仅仅维持了八年就宣告失败――“三年六月曾国荃军克金陵外城获贼酋洪仁达、李秀成，江南平”。太平天国这段历史当中，始终贯穿着领导者洪秀全的宗教思想，这当中具有非常多的问题值得研究。

二、洪秀全宗教思想的起源

1843年，参加第四次科举的洪秀全落榜，这时的洪秀全阅读了传教士梁发的《劝世良言》，他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ธ鸣，洪秀全仔细品读《劝世良言》之后，感觉自身已经获得了上天堂的真路，随即皈依基督。《劝世良言》对于当时难以找到出路的洪秀全来说，犹如一盏明亮的导航灯塔对于海上的一叶扁舟。可能洪秀全最初接受《劝世良言》并不是为了之后的起义，但是，《劝世良言》当中所宣教的“人死后能够进天堂”与“耶稣这个神仙”的信仰给予了洪秀全非常大的启发，再加上当时清朝当中非常激烈的阶级斗争，最终导致洪秀全萌发了进行革命的思想。《劝世良言》犹如一把钥匙一样，开启了洪秀全进行起义、斗争的生涯。

恩格斯曾经提出过：“任何的意识形态一旦产生，就会与现有的材料观念实施有机的结合，同时还会对这些材料实施深入的加工发展。”拜上帝教属于一种意识形态，其正是洪秀全立足于现实阶级斗争的需求，吸取之后在进行改革现有的思想材料以后创建的。洪秀全作为一个长时间受到我国传统思想影响的封建知识分子，其自身所固有的思想根本不会因为《劝世良言》这本册子发生彻底的变化。洪秀全前后撰写的《原道醒世训》与《原道救世歌》等相关的作品当中，把基督教的教义与孔孟的思想进行整合，洪秀全所创建的拜上帝教实际上是充分吸收了基督教原有的形式，而内容则完全充斥着民间封建迷信的“本土化宗教”与传统的孔孟道德原则[2]。

仅仅依靠一个教派，难以有效发动大规模的农民参与。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当中，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运动或者团体的最高领导，必须要具备与众不同的能力，甚至可以称作为“神力”。而洪秀全作为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当中的落榜知识分子要怎样才能让自身具有资格呢？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劝世良言》又发挥关键作用，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洪秀全想起来自身1837年的“丁酉异梦”，洪秀全将这次梦与自己后来两次到广西活动的事迹进行了联系，向广大农民宣称自己属于上帝的次子，被封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受到天命来到社会“斩邪留正”[3]。这就是充分利用“君权神授”的封建迷信形式宣告了洪秀全的领导者权威，而仅仅依靠这点，还不能满足发动农民参与拜上帝教、进行起义的充足条件，这里必须要与清朝在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联系。清朝政府在那个阶段出现的各类型苛捐杂税、无数管理的腐化贪污、各种高利贷横行，致使本来生活就很困难的农民雪上加霜，而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的赔款与战费导致清朝政府的搜刮更加严重，大多数农民都难以维持生计；而1846年～1850年间，长江黄河流域爆发了非常严重的水旱灾害，两广区域蝗灾、水灾、旱灾频频发生，导致农民的反抗情绪不断上升。约・阿・克雷维列夫曾经提出过：“宗教是在其成为必要同时又可能的状态下产生的。之所以必要，源头在于人们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在当时那种天灾人祸不断的状况下，宗教所产生的麻痹性安慰效果就非常有效。拜上帝教正好能够给予当时的农民一种美好天国、人人平等的景象憧憬，使得农民有着美好的期盼。“自今以后，凡晓得在皇上帝面前悔罪，不拜邪神，不行邪事，不犯天条者，准上天堂享福，千年万万载威风无了期”。虽然这种说教的内容非常空洞，然而因为广大农民对于平等的极度渴望，再加上对于科学知识的极度匮乏，拜上帝教借机成为广大农民所信服的宗教，同时迅速获得壮大与发展。

无论任何一种统治力量都绝对不会允许存在威胁到自身统治的势力，清政府自然也是如此。拜上帝教规模的不断发展，导致其产生的影响力不断增长，与当时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开始逐渐从反对神权的斗争转变成为政治性的斗争。一些历史书籍当中记载，洪秀全自身“本不欲反，无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这种可能性也非常高，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洪秀全自身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推翻清朝统治的目标，广大农民群体加入拜上帝教并不是因为其是一个反清的组织。李秀成当时提出过：“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图为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宫承相秦日纲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以外，并未有人知到（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然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群体非常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在特定状况下，“拜上帝教俨然成为了农民群众进行革命的兴奋剂”，洪秀全当中审时度势，采用现实主义的措施，领导广大农民“教徒”与当时清政府这个“恶魔”进行战斗，共同建设“人间天国”。 太平天国从1851年金田起义开始，仅用时两年多，就占领了江苏、安徽、两湖、浙江、广西六省，同时定都南京。之后，又开始了长时间的西征、北伐，于1856年击败清政府江南与江北的大营，占领长江中下游区域，获得了辉煌的革命成果。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迅速的发展势头，当中拜上帝教的凝聚力与号召力必不可少。

三、拜上帝教与孔孟思想的整合

拜上帝教其实是西方基督教与中国儒家结合的一个“混血儿”，并且“混血儿”有着基督教的面孔和儒家的思想。洪秀全对基督教的“神”与中国经书中的“上帝”、“天”进行糅合，对于拜上帝教在中国的传播有很大地促进作用。他利用这一点，用儒家思想改造基督教。基督教“人人都是上帝赤子”、“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经过他与“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儒家思想的结合，成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教义[4]。拜上帝教的教义基本用儒家经典充实，甚至指名道姓地将孔子作为具有正气的正面人物的表率。

首先，他这个政教合一政权的政治原则和宗教原则基本是以道德原则为基础。“善”“爱”“真”与“恶”都是以现世的伦理道德的标准来规定，用天父、天兄、天道的口气和要求来决定对“教民”的规定，“予今苦口诲谆谆”，“只将正道觉斯民”[5]。同时利用“正直”和“邪曲”的对立来号召、动员农民与清政府斗争。洪秀全说：“邪就是妖妖可恶，曲便是鬼鬼余辜。”将清政府比作“妖妖、阎罗妖”，将清政府的学说和宗教偶像比作“鬼鬼”；并且提出“天卜是一家，凡问皆兄弟”，“量宽异国皆同国，心好异人皆族人”的口号，这对于相当愚昧、同时又有着比较原始道德的农民来说自然很具有号召力。最重要的是洪秀全将“忠”的思想与“为公莫为私”的思想提出来；道“有志顶天忠报国”，用宗教的力量要求人们忠于太平天国革命，忠于天父、天兄、天道，达到促进与清政府战斗的现实目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大同世界的提出，对于渴望获得生活、生产资料，摆脱剥削、压迫的农民阶级来讲，意味着雪中送炭。这些都是洪秀全成功利用儒家思想加以基督教形式来推动起义斗争的体现。

总体来讲，洪秀全虽然打着拜上帝教的旗帜，他却从未对孔孟儒学思想进行实质性批判，更未和其决裂。他号召众教徒“为尧、舜之孝弟忠信，遵孔、孟之仁义道德。”将儒学中利于农民理解接受并有利于打击清政府、建立天国政权的内容，附会以宗教语言和形式，揉入拜上帝教。经过洪秀全精心“打扮”，拜上帝教在起义的前期成功加速了运动的进程。

四、拜上帝教希望的破灭

拜上帝教迅速发展和运动前期推进迅猛的原因是它给贫困中的农民带来了希望，可是这个“混血”宗教本就存在的狭隘性与虚伪性迅速暴露，再加上领导人的自私、腐化，大部分“教徒”的希望逐渐破灭，它的号召力也就消失了[6]。

在与清政府的斗争中，洪秀全号召全体将士“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为了鼓励大家英勇战斗，奖励英勇杀敌、处罚临阵退缩之人，天国颁布《记录功罪诏》以行赏罚。这在初期基本可以秉公执行，取得很好的效果[7]。但是，在政权建立、逐渐稳固，以及部分领导人集权严重后，裙带封官、贪赃枉法等行为开始发展，许诺的“天国”化为了泡影，农民自然没有了继续斗争的积极性。

最为严重的是“天京事变”的发生，这是天国运动由盛转衰、最终失败的关键性因素。杨秀清与洪秀全的权力斗争，使得整个领导集团四分五裂、分崩离析，曾经给人们带来希望的拜上帝教由于事变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发生了动摇、甚至破产，有言“诱山洞蛮野之徒则可，今至金陵，虽三岁孩童，亦知其诈[8]。”最终到了“天父杀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的地步。天京沦陷宣告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失败。成功的原因也成为失败的导火索。

五、结语

冯友兰先生曾经就提出过“倘若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统一了我国，那就会将我国拉回到西方国家的中世纪”、“将我国的历史拉向后退的方向。”暂且不论冯友兰先生这番话是否概括全面，但是其中鲜明的提出了太平天国运动的落后性质与失败的必然性质。洪秀全自身对于传统的孔孟思想无法割舍，导致其与外来思想之间存在着极为深刻的矛盾，拜上帝教思想在理论与政治方面的优势逐渐被丧失殆尽。广大农民本来出于针对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奋起反抗，有着打破旧世界平衡的力量和勇气，然而太平天国运动落后的组织领导、现实的生产模式以及传统的思想根基注定其难以战胜旧世界，获得最终的起义革命胜利。

洪秀全所大力宣传的上帝与宗教，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群众来说，其也许能够起到“兴奋剂”与“催化剂”的作用，然而，当这种作用有效的效应消失以后，太平天国这场农民运动最终的结果必然走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