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亚文化风格之争社会学探究

摘要：当前，我国青年文化生机勃勃，并发展出众多亚文化部落。而在青年亚文化的发展中，则会出现围绕亚文化风格的争议。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非主流”与“杀马特”就是两个在青年文化内部引发过风格之争的亚文化群体。本文通过运用伯明翰学派和布尔迪厄对于风格的考察，基于对亚文化成员主体性的重视，再议这两个群体为何会兴起，为何会遭受污名，以及为何走向衰退。结论为，“非主流”与“杀马特”本质是部分青少年为了表现自我而试图参入青年文化时尚场域所造成的文化现象，而此种尝试则遭到了时尚场域内主流风格群体的贬斥并难以为继。最后，本文指出，我国亚文化研究必须更多关注各种亚文化风格对亚文化成员的意义，以及对青年之间关系性的影响。

关键词：亚文化；风格；场域；污名；文化社会学

一、引言

随着中国在现代化整体进程中消费社会化及情报社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今的中国青少年已成为了市场上重要的消费群体及新媒介的中坚使用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得到主流社会及主导文化的积极承认。正如近年来学界对中国青年文化所做的一系列整体分析所总结的那样，在这个新媒介崛起的消费社会时代，年轻人的主体性力量得到了解放。他们的文化建构，文化反哺能力在大大加强。可以说，我国当代的青年群体及青年文化获得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宽松的生存及发展空间［1］。在这种背景之下，现在的青年文化内部呈现出了部落化的特质。具体来说，不再有一种文化或趣味能够代表着所有年轻人的喜好，但也正因如此，如今中国青少年的文化实践既可以选择不停地在青年文化各种高度独立的亚文化部落里自由穿梭，也可以选择持久性地深入参与一个亚文化部落的各种活动。由于中国青年文化的内部变得部落化，且主流社会及主导文化与青年文化也已经呈现出了相互包容的趋势，因此，在我国青年文化研究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笔者：以下简称为伯明翰学派）的经典分析视角对当今的中国青年文化还是否适用，就成为一个问题。正如对伯明翰学派的一些主要批评意见所指出的，由于伯明翰学派过于强调青年参与亚文化的政治抵抗性或对主流社会“霸权”的挑战，着重分析亚文化符号的对抗意义，却相对看轻了青年参与亚文化的主体性意图，并且也不重视女性对亚文化的参与，因此，面对如今青年亚文化的新特质，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模式的理论局限性也就彻底暴露了。部分学者也因此提出，青年亚文化研究进入了“后伯明翰时代”［2］。然而，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今青年亚文化的整体环境确实早已不再符合伯明翰学派全盛时期所处的政治语境，我们依旧可以利用伯明翰学派的一些亚文化分析方法去分析消费社会及情报社会时代之下，中国青年文化发展中的一些重大事件或亚文化现象。尤其是伯明翰学派特别看重的“风格”一词，依旧是理解当今中国青年亚文化的重要道具。为何风格一词对当今中国青年亚文化如此重要？这不单单是因为中国青年亚文化现有风格的丰富多彩，能够彰显中国青少年的特质及青春风采。笔者想指出的是，在21世纪中国青年文化突飞猛进的17年里，尽管青年文化的部落化或多元化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青年文化内部的各个亚文化部落之间并不总是相安无事的。各个部落之间的风格差异时不时就会形成风格的对立和有关风格的斗争。这种风格之争在帮助我们分析当今中国青年亚文化的特征时，有重要的价值。笔者在本文中关注的便是两种由于其强烈的风格而引发了风格之争的中国青年时尚亚文化。它们就是一度获得大众媒体及知识界高度关注的“非主流”文化与“杀马特”文化。笔者将首先简单地整理介绍“非主流”文化与“杀马特”文化的发展轨迹，在比较它们的相似点与不同点之后，试图在本文中分析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为何“非主流”与“杀马特”群体都追求极度吸引眼球的夸张时尚风格？第二，为何“非主流”与“杀马特”的风格都受到了外集团青少年的抨击或讽刺，背负了污名？第三，“非主流”文化与“杀马特”文化都曾受到社会瞩目，却又相继归于沉寂，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两种时尚亚文化与中国青年亚文化的关系？在分析的方法上，笔者除了运用伯明翰学派对于英国战后亚文化风格的经典解读和研究成果，还会运用另一位关注风格的文化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的理论。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分析摆脱了主观/客观的二元论，强调了行为者既受到社会客观结构的影响，却又依旧持有充分的主观能动性，能在具体环境下积极地采取行动。这就使他的文化社会学避免了伯明翰学派过于强调阶级层面对亚文化的影响，而忽略了亚文化群体参加者的主体动机所导致的理论缺陷。在布尔迪厄的重要著作《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里，他屡次提及了不同群体的生活风格造成的群体区分，以及风格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这与笔者对于“非主流”文化与“杀马特”文化的关注层面是一致的，能够作为伯明翰学派亚文化风格论的有效补充。

二、“非主流”与“杀马特”：争议新风格的潮起潮退

对于“非主流”文化的具体生成时间很难做到精准地把握，但通过对过ฑ往报道、同类研究和网络论坛帖子的查证，基本可以判定，“非主流”最早是在2005—2006年开始逐渐扩散的一个形容中国青少年时尚新风格的概念词。而“杀马特”文化的诞生时间则更为明确，根据媒体对“杀马特”之父罗福兴的报道［3］，“杀马特”一词可能是2008年在深圳打工的农村少年罗福兴在网吧上网时创造的概念，“杀马特”三个字本身则是他根据带有时尚之意的英文单词“smart”的读音所做的一次创作。通过报道的采访内容，我们可以得知，罗福兴作为“杀马特”文化的发起人，最初就持有一个明确的思路—以更加强烈的时尚风格超越当时已经开始流行起来的“非主流”概念。从网络论坛的一些帖子则能看出，当“杀马特”文化出现以后，“非主流”文化的参与者也排斥将自己与“杀马特”文化的参与者混为一谈。比如在2016年天涯论坛娱乐八卦版里《说实话，你有没有跟风当年的非主流，哈哈哈》的一贴中，发帖者就提醒回帖者们应当区分“非主流”与“杀马特”。因为“农村洗剪吹杀马特，当时是被非主流嘲笑的对象”［4］。这也点明了“非主流”与“杀马特”在参与群体上的一个明显区别。“非主流”文化的成员一般指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的“80后”及“90后”，而“杀马特”文化的成员尽管在年龄上与“非主流”人群相仿，但一般被视为非都市出生，选择进城务工的青少年群体。从以上情况来看，有相关研究把“杀马特”文化直接视为被贬斥的“非主流”文化或是“非主流”文化的一种发展结果是不够精确的。由于“非主流”文化与“杀马特”文化成员的自我认同和成员的社会身份均有区别，笔者认为，“非主流”文化与“杀马特”文化的明确区分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笔者也承认，“非主流”与“杀马特”的很多文化特质与作为亚文化的发展轨迹却又确实是极其类似的。具体来说，有以下五点类似之处。第一点，这两种文化都是依附于消费社会中的青年时尚文化，都试图用脱离大众时尚的新风格的发型、妆容、穿衣搭配等展现自己的个性。换句话说，“非主流”与“杀马特”都是力图与主流时尚产生明显区别的时尚亚文化。第二点，这两种文化在建构属于自己的新风格的过程中，均大量借鉴了欧美及日本的亚文化中的符号或元素来帮助自己与中国当时的主流时尚产生区别。“杀马特”之父罗福兴的发型是模仿日本著名少年漫画《龙珠》主角孙悟空的发型，文身则是模仿日本视觉系摇滚风格的吉他手Miyavi（石原贵雅），还通过网络吸取了朋克等摇滚元素。而在关于“非主流”文化重要代表人物沉珂的报道中，也提到其深受哥特及重金属摇滚的影响［5］。用伯明翰学派的术语来说，“非主流”与“杀马特”群体均使用了将各种元素重新组合而创造属于自己群体新风格的“拼贴”技术。只是这种拼贴不再如当年英国亚文化群体那样是主要利用本国文化或移民文化的元素。“非主流”文化与“杀马特”文化的“拼贴”是一种基于全球化时代和网络社会背景的“拼贴”。第三点，这两种时尚风格亚文化均有强烈的集团属性。一些既渴望交友又渴望表现自我的年轻人会通过选择加入“非主流”与“杀马特”集团而起到一石二鸟的效果。但由于他们需要通过明确风格去维持群体的团结意识，而他们的风格本身又是超越性的，这就导致这两个群体与集团外部青少年的区别越发明显。例如常常和“非主流”与“杀马特”联系到一起的“火星文”，便是一种青少年亚文化集团为了防止外部侵入而又保证群体内部交流的专门符码。用同类研究的话来说，这两种时尚亚文化都具有闭合性［6］。第四点，这两种时尚亚文化在网络上逐渐成名，并形成了分散在各地的同类风格的亚文化实践集团之后，两种亚文化及它们的成员都持续遭到了集团外部青少年的刻薄调侃或辛辣嘲讽。网络上将“非主流”取其谐音而称为“肥猪流”的言论，或把其时尚风格称为“脑残”行为的相关段子均曾在网络上经常出现。至于“杀马特”，以一种猎奇的心态描述“杀马特”群体的网络热帖《冒死卧底一年，揭露你不知道的杀马特家族》在各大网站论坛以各种形式被反复传播，而2014年某微博大V账号将“杀马特”青年直接称为病毒，则掀起了世界范围对于“杀马特”与中国阶层分化之间关联性的关注［7］。第五点，“非主流”与“杀马特”两种时尚风格亚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本身，其声势都均已大不如前，曾经掀起的关注热浪也已经退去了。笔者进入了门槛最低，比较能够反映新加入群体基数和成员活跃度的百度贴吧的“非主流”与“杀马特”相关贴吧，尽管关注者并不少，帖子总数更分别在千万及百万以上，但最近的新帖发帖频度则明显变低，回帖数也不多。或许现在“非主流”贴吧的标语最能代表一种亚文化的凋零—“停下你的脚步给非主流一个重生的机会”［8］。在青年研究方向的相关文章中，学者们对“非主流”文化或“杀马特”文化为何会形成，“非主流”或“杀马特”为何沦为被嘲弄的对象，以及该用何种态度看待“非主流”或“杀马特”，这几个论题方向均有涉及。随着中国青年研究对亚文化的重视和对亚文化成员主体性的愈加尊重，可以看到这些文章大都关注到了参加亚文化与自我觉醒或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看到了他们求新求变精神的正面价值，而不是全面否定这些另类时尚亚文化的内容［9］。在有关“非主流”或“杀马特”被污名化问题的分析中，相关研究精准地指出了和“非主流”挂钩的“90后”群体有被网络媒体恶意歪曲的问题［10］，而“杀马特”被污名化则与我国城乡二元格局存在密切关系［11］。但把同为时尚亚文化，且发展轨迹类似的“非主流”和“杀马特”结合在一起来分析的文章还比较缺乏。另一反面，精英文化与杂草文化的雅俗冲突，或城市身份与非城市身份的阶层冲突尽管确实都是解释这些时尚亚文化被污名化的合理原因的一部分，但是这种整体社会背景之下的二元对立型分析脱离了青少年文化参与者的主体，依旧带有伯明翰学派一样脱离参与者的主观动机去分析亚文化的倾向。事实上，很多并非精英文化型的普通青年才是同时批判“非主流”和“杀马特”的主要群体。一段时间被视为90后代名词的“非主流”文化恰恰也是很多90后都在批判或撇清关系的文化。此外，也绝不是所有乡镇青年都憧憬“杀马特”文化或想借此完成城市化。本文将通过回归“风格”一词来整体性地探讨“非主流”文化与“杀马特”文化以及它们的成员。

三、作为自我表现的风格：时尚亚文化的游戏主题

“杀马特”的时候，必须解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非主流”和“杀马特”都致力于追求一种强烈的时尚新风格，完全脱离了当时中国青少年主流的时尚审美。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理解“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所坚持的风格的意义。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去超越当时主流的时尚风格，哪怕会因此背上污名。各种青少年亚文化群体所持风格的意义，以及亚文化成员表现这些风格的技术，正是伯明翰学派在亚文化研究中一直关注的重点问题。某种程度上，受到欧美及日本各种亚文化影响的“非主流”或“杀马特”风格与伯明翰学派以前着重关注的英国朋克风格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运用了拼贴的技术，将各种先前的亚文化元素和生活物件打破常规地结合在一起。其结果是，它们在视觉效果上充斥了各种引人注目的元素，也都激起了部分人的谴责。伯明翰学派的其中一位代表人物赫伯迪格因此将英国的朋克风格视为一种为了表现混乱而存在的风格，是一种无产阶级青年的越轨，是以工人阶级青年为主的年轻人对主流价值和制度的反抗。这种亚文化风格对于某种支配文化持有反抗性的强调也很明显影响了中国学者们对“非主流”和“杀马特”的分析。可是，赫伯迪格自己也承认，亚文化成员在看待学者们对亚文化的同情式解读时，常常表现出冷漠和藐视［12］。一些学者在分析中提及的种种对立未必能够反应亚文化成员的本身动机。比如“杀马特”之父罗福兴就对任何媒体或学界的分析毫不在意，他采用拼贴技术创造自己的“杀马特”风格的明确理由是，喜欢被人注目的感觉。我们也很难想象当年“非主流”带起来的自拍热潮一定与抵抗有关。赫伯迪格在对英国朋克风¢格做介绍的时候首先也强调了朋克文化的成员们打扮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看［13］。因此，笔者认为，在我们考虑“非主流”和“杀马特”的风格之时，已不能把风格仅仅当作意识形态符号或抵抗的符号。而是要在考虑青少年的阶层和生活环境的同时，琢磨在青年文化特有的语境中，时尚文化及时尚风格意味着什么。青年文化自身是一种鼓励表现自我的文化，而随着现代化和消费社会的发展，时尚文化则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青少年表现自我的有力途径。实际上，无论“非主流”和“杀马特”的参与者是何种身份，他们的最明确动机首先是通过风格去完成一种自我表现。夸张的发型、对身体进行的部分改造（打耳洞、文身等），或脱离常规的服装搭配虽然超出了普通时尚的惯用表现手法，但从性质上来说，却依旧符合青少年与时尚的关系。通过符号去表达自己让“非主流”和“杀马特”的参与者首先是作为青少年时尚文化的参与者而不是抵抗者的身份出现。那么，“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的相关时尚风格的过激性应该如何解释呢？在这里，布尔迪厄基于场域理念的风格论能给我们一个解释。在布尔迪厄看来，各种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明确主题，持有一个明确主题的文化范围可以说是一个场域。我们可以认为青年亚文化中通过时尚风格表现自我的场域是一个时尚场域。然而“非主流”和“杀马特”的成员由于其年龄、阶层等因素，一方面，很难通过坚持购买已经获得青少年时尚场域承认的主流文化符号（如知名潮流服装、名牌运动鞋等）去表现自我。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太过大众化的时尚风格也无法帮助自己突出个性。这就使得“非主流”和“杀马特”的参与者们必须积极地创造新风格和新符号使自己在时尚场域获得一席之地。而国外先行的各种前卫亚文化和摇滚明星形象就自然成为他们借鉴、模仿的对象。总而言之，他们为了尽快确立自己在场域中的身份，不是采取跟随时尚场域老玩家的策略，而是ฃ以作为新玩ฐ家与老玩家的风格做区分，积极地与已有风格产生差别。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活动有一种“寻求差别的法则”，然而场域本身的主题对场域内部的玩家又依旧是有效的。新的风格并不是完全否定老风格，而是一种对同时代固有风格的有意偏离［14］。换句话说，“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并不是一种明确致力于抵抗或摧毁主流文化的新文化，而是想要进入青少年时尚场域的两种新的时尚亚文化。他们通过对新风格的塑造、对新风格的投资、对新风格的集体信仰，来表现自我。

四、风格之争与污名：“非主流”与“杀马特”的风格合法性缺失

虽然“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的参与者在时尚文化场域中只想通过新风格的确立使自己获得一种安定的身份，但从这两种文化的发展轨迹来看，“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从与主流时尚文化产生区分的文化，变成了与主流时尚文化产生差序的文化。他们被污名化，频繁遭遇来自同龄人的“网络暴力”。在分析“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为何被污名化的原因上，“90后”的被妖魔化和乡村青少年的受损身份标签确实都是重要的因素，但笔者想要补充的是，如果我们继续把注目点集中在风格上，就会发现对“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的污名建构，本质上是时尚文化场域中主流时尚风格的玩家对作为新风格的“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的压制策略，是风格之争的一种必然结果。我们依旧可以结合伯明翰学派和布尔迪厄的理论来考虑污名问题。在亚文化被污名化的问题上，伯明翰学派认为这是统治集团对亚文化进行收编的典型策略。简单来说，统治集团和主流社会对亚文化感到震惊和困惑，为了压制亚文化，他们会对亚文化中的越轨行为贴标签，尤其是借助媒体或司法系统大力渲染，要么把亚文化的参与者渲染成民间魔鬼，要么把亚文化的参与者描写得平淡无奇，用将亚文化歪曲化来压抑亚文化的生命力和抵抗意义。应该说伯明翰学派对于亚文化是如何被收编的分析在考虑“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的污名问题上仍然有借鉴价值，但是根据当代社会的语境，我们至少要考虑几个新的特点。第一点，“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的被污名化并不是被统治集团或媒体首先带动起来的。一开始对“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贴上各种标签的是网络之中的普通青少年。媒体的报道可以说是被网络所带动的。并且媒体对这两种文化抱有同情或理解态度的报道也一直存在。也就是说，对“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采取污名化态度的主导群体不是阶级层面上的统治集团及大众传媒，而是同为青少年文化参与者的外部青少年。第二点，“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的参与者本身也不断在利用网络新媒体去展现、宣传他们的风格。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也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一种免费宣传。尤其当“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都对表现自我风格的兴趣远远大于抵抗的时候，成员们与统治集团的冲突是没有那么激烈的。那么，为何这两个亚文化集团以外的一些青少年要执拗地攻击这两个集团的成员呢？如果用布尔迪厄的理论来考察，这关乎风格的合法性问题。布尔迪厄认为，在一个场域中，必然存在着关于这个场域的核心所进行的斗争。比如知识分子会在知识场域为了知识的合法性进行斗争。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时尚场域则会对一种时尚风格是否能够获得合法性产生争议。一直用主流时尚风格展现自我的青少年与发明新风格的“非主流”或“杀马特”群体必然会产生一场时尚文化领域里的风格合法性之争。无论“非主流”文化或“杀马特”文化的成员多么用心致力于发展其文化影响力及创造内容，一旦他们的文化需要合法性，这就变成了一个能否获得本集团以外的他者承认的问题。换句话说，这恰恰要求时尚场域的老玩家们承认他们的风格作为时尚风格的合法性。而实际的结果是，老玩家们将这两个群体的新玩家们贬斥到极为边缘的地位，甚至压根否定他们的风格作为时尚的可能性。他们对“非主流”文化或“杀马特”文化的污名化、标签化，是把这两种文化驱赶出时尚场域的策略。在这一点上，罗兰巴特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剖析也能够放在持主流时尚风格的群体上。他们是无法想象他者的人，他们要么把他者平凡化，要么把他者视为小丑和奇观［15］。时尚场域里的主流青少年们恰恰正是通过巴特描述的样子去建构有关“非主流”文化或“杀马特”文化的污名，不给“非主流”风格或“杀马特”风格成为合法时尚风格的机会。布尔迪厄认为，场域中一些个人或群体的被污名化不可避免，想要反驳这些片面认识，“就只能拿出自己最好的属性，以便确定自身，并且更普遍地进行斗争”［16］。然而，由于“非主流”文化或“杀马特”文化的封闭性使他们的话语倾向关注如何坚持自我风格和维持友情，所以既缺乏对主流时尚风格成员的有效反击，也缺乏产生商业效应的机会，不足以去争取自己风格的合法性。这种比起抵抗更接近坚持的新时期的亚文化特点在亚文化集团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无优势的前提下就很难产生强大的文化资本［17］，改善亚文化集团的局面。作为时尚风格的合法性缺失，一直困扰着“非主流”文化或“杀马特”文化的发展。

五、总结：

风格之争带来的启示由于“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都长期遭受污名化，也缺乏作为时尚风格的合法性，因此为了满足自我表现需求而加入“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的新成员在不断减少。此外，随着内部成员年龄的增长和中国青少年文化的越发多样化及新媒介的丰富化，也不断有“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的成员选择退出，转移到其他亚文化部落里。虽然时不时依旧会有从各种角度涉及“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的报道，但作为青年亚文化的“非主流”和“杀马特”已经逐渐变成了过去时。从“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的潮起潮落，我们可以看到，想要在当代中国青年亚文化内容多元化的时代对其内容做出解读，我们就必须关注内容所表现的风格。在这一方面，伯明翰学派的风格研究方法论依旧对我们有重要借鉴价值。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考虑传媒环境的改变，全球背景的改变，以及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各种宏大叙事已经消逝，我国的主流文化不断与青少年文化靠拢的现在，单从对统治集团或意识形态做抵抗的角度考虑亚文化的内容及风格是不够的。在这个强调自我，且自我表现方式越发多样化的时代，我们必须从各种亚文化的参与者的主观动机去考虑风格问题。我们必须去考虑，参与者从中想要获得什么，以及亚文化集团内部的成员关系是如何维持的。而最后，这又不能是一种完全忽视经济、政治等外在因素对现在亚文化影响的考察。“非主流”文化和“杀马特”文化所受到的污名必然也有关参与者和批评者的各种社会因素，但这些因素和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不是能以收入水平、出生背景等纸面上的因素就做出准确划分的。一种有关亚文化各种场域内部的主题和各种风格的差异而产生的青年文化上的群体分布正在生成。比如说，这种复杂性在“屌丝”群体等网络流行语文化上也能明显体现。所以，如何把青年文化参与者的主观动机和实际影响参与者的社会结构作为一个有力的整体去分析，是“后伯明翰时代”谈论风格的关键。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借鉴布尔迪厄关注文化场域里每种群体的风格是如何被区分的思路，以及像他一样考察具备不同习性的群体是怎样对待合法性文化或新文化并从而影响社会的，是当今文化社会学的中国青年研究有必要持续开拓的新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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