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抑或回归:没有答案的选择

【摘 要】文章是一篇描述性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搜集到五位女工的生命故事，集结成一篇反映90后工厂女工生存状态的文本，希望对社会学或者社会工作专注该群体提供参考。尤其是开展社工服务，需要对该群体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解她们的需求、迷茫和困惑。

【关键词】90后；女工；反叛；回归

90后女工们在传统与现代的共同形塑和博弈中既遭遇了伤害又完成了蜕变，那么她们对于未来是如何选择的呢？是继续飞翔还是选择回归？笔者通过调查发现，这是一个没有定案的选择。有人累了倦了想回来了，有人在回归后同样受挫因此再次选择外出，并且每个人的选择都又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这充分体现了本文的主题：90后女工是被分裂的主体，在家庭的期望和工作要求之间，在婚姻的压力和城市生活的诱惑之间，左右为难。

一、主动选择的回归

女工进入城市打工的初衷可能有很多种，比如改变个人生活，反抗家庭的控制，帮助增加家庭收入，逃避贫困的农村生活，追求较高的工资，或者是为了获得新的身份认同和新的生活感觉。当她们经历了工厂规训权力的残酷之后，认识到这些追求根本无法实现，于是开始对工厂生活感到厌倦、疲惫和煎熬，这样她们就会渴望结婚，渴望回家。

在进城务工之初，城市给90后女工打开了一扇窗户，让她们在开始的时候以为有些东西也会是自己的，甚至还有人会误以为通过努力奋斗也将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如小A说：“身边也有人是这样的，根本不想家，过年不愿意回去，在外面很自在，吃喝不愁，甘肃和宁夏这一带的，大多是对老家的交通环境不满意，父母都很支持在外面找对象。”有些女工希望通过努力奋斗得到提拔和升职，小A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刚出来满腔热血的想闯出一片天地，我当时就进厂了嘛，就想在那个厂好好干，干到领导最高层，因为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榜样，白手起家，记得我们当时的厂长小学毕业！我只想在一个地方坚持不懈，这是城市梦吗，我也不知道……”有的女工希望通过嫁给城里人而达到自我的提升，小A告诉我：“有，我租房子的对面就有一个，她一心想留在上海，她老家是安徽哪个山窝里的，谁给她介绍本地的对象她都不拒绝，甚至是自个儿到处打听。”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天真的梦想总会遇到现实的阻抗，而使她们终于放下了“抱负”，着眼现实，并通常选择回归。小A说：“后来发现，白手起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不是我也能行的，相当困难，或许是他们ღ赶上了好年代，我现在留在这里是赚钱的需要，别的没多想……”针对有些希望嫁给城里人的女孩儿，小A说：“（嫁给城里人的希望）不大，除非那些长相很出众或很有能力的……”对于未来的工作状态，她有以下设想：“我其实还没有在咱家乡上过班呢，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个状态，但至少可以经常回家看看……”

小A何以从最初的壮志满满到后来选择回归呢？事实上，最近几年她一直在不停地思考自己的生活状态，“在家待的时间太少了，每天都过这种机械化的生活……而且这些年都是我一个人在外面，从来没个什么人陪，孤单了，寂寞了。”因此，确切地说，城市给女工们打开一个窗户仅仅是让她们看看而已，其他的什么都没给，还无情的割断了她们原有的社会基础。甚至对许多女孩儿来说，她们在外出打工后不久就意识到原来只不过是站在自家的窗户里往外望，脚下的地还是乡土的，“终究回农村，这个从一开始就明白吧，至少我是这样，打工貌似顺应着时代潮流，……”

她们或许还很快发现自己跟那个大千世界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我一直都觉得最终得回归，在那里自在，适合自己！有一次剪头发，那个女孩说从农村出来几年后看上去和城里人一样，你如果不说没人知道你是农村来的……可我不是这么觉得，骨子里的东西很难去改变的……”这番对话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含义，让人听后不免心酸。它透露出巨大的城乡差别，以及打印在外出务工女孩儿身上的乡土烙印，这本身就带有优劣的价值判断，无论是对于女工本人还是他者来说，都不断提醒和深化着这一观念――她们来自农村，农村和城市始终是有差别的♚。所以说，城市的打工生活其实在跟女孩儿们玩一场本来就胜负分明的游戏，是裹着糖衣的炮弹。女工们一边忍受着孤独和疲惫，一边又不得不承认确实体验了几年的都市生活，长了见识，还有相对较高的工资收入，即便这凝结着血和汗。

二、被动选择的回归

小B的反叛意识较明显，在她外出务工的五六年时间里几乎持续挑战着传统农村家庭的期望以及现代化工作的要求。但是，她的这种叛逆让她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父母认为，既然在外面挣不到钱，那就不要出去了；既然在外面“不成事”（没有出息，学坏）那就呆在家里好好管管。除了父母，亲戚们也是同样的看法和同样的建议：对不乖、不好的孩子就需要放在身边好好教育。于是，2013年过完年，她没有像往年一样外出而是留在了家乡，妈妈帮她在集镇上的一家超市找了份简单轻松的工作，做导购员。她对这样的决定没有反抗，太多人在她面前讲道理，她多少也意识到自己在外面太让父母操心了；另外，她也是会想家的，外面的世界再精彩可能也少了家的温暖和支持；同时像其他女工一样，她打心眼里清楚自己终究要回来，农村才是她的归属，她说：“我还是想找离家近的（指的是婚恋对象），离我爸我妈近的，我感觉还是咱信阳的男孩儿好。”前几年小B伤透了妈妈的心，虽然在有些事情上她还会跟家长对抗，但也自知这样做太不懂事，于是开始慢慢学着做一个乖乖女：即使超市的工作工资不高、单调且没有挑战性，她也尝试着每天规律的上班下班；即使集镇非常落后少有娱乐场所，她也慢慢把心从外界收回到家里；即使家务劳动异常琐碎，她也耐住性子洗衣服、打扫房间以及学习做饭，偶尔做十字绣。她正在接受传统家庭的规训，以便成为一个合格的准媳妇。

小B自己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依然策划着攒钱出去旅游，“我想去四川九寨沟，可漂亮了！”她毕竟还是接受过现代性形塑的，因此对于婚后生活也不同于传统观念，她不想做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她说：“我不想那样，才不想这样呢！你什么都不干叫人家养你啊？哪有这么好的呢！”但她又从没认真考虑过找什么样的人、过怎样的生活，传统与现代拉扯着她而她却似乎从未察觉，呈现出一种看似无忧无虑实则是没有选择也毫无方向的“顺其自然”的状态。

三、回归失望后的再次飞翔

婚后生活的不如意或者受挫使得已婚的小C、小D和小E都重新考虑再次外出打工。面对婆媳关系的不佳以及与兄弟妯娌对比中的失落，婚后的小C和小D变得更加向往自由，并希望通过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来达到在婆婆家地位的提升。小C希望通过最近几年与老公一起奋斗，攒钱买房，之后才考虑养育子女，所以外出务工。婚后3年不要孩子在农村是一个特例，通常需要顶住丈夫家人的压力以及邻居的议论，他们会在后面说闲话，例如是不是不能生育等等。但是HYY不管公婆的压力和别人的看法，她认为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就不能先要孩子❤，这是对乡土社会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小D由于是异地婚姻，所以基本上没有回老公的家乡住过，婚后多住在打工所在的城市。她一方面认为丈夫老家太穷，一方面又得不到婆婆的宠爱，于是变得更加依恋亲生父母，并希望尽快增强自己的经济能力。当女儿一周岁后，她果断选择了“重出江湖”，并一直留在上海打工，因为她的父母还在上海，她跟老公租房子依偎在亲生父母的周围。走进婚姻家庭中的小C和小D不甘回归，她们体验到婚姻尤其是早婚带给自身的桎梏，因此即便仍要面对都市的排斥与异化或者是工厂的剥削与规训，以及那些即将或已经进入潜意识的创伤被无情掀起，她们仍然要出来、要飞翔，她们从¿一种束缚逃向另一种束缚成为“主动地受害者”。

小E童年被边缘化的经历以及权威家长的形象使得她习惯了任人摆布、听天由命，她的出生在农村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与计划生育的互动中首先得罪了父母――“她是不受欢迎的”。这种不受欢迎导致了她小学毕业就辍学，然后早早的♂走上打工妹的路途。从小到大的遭遇塑造了她沉默寡言、毫无主见、不敢争不敢抢的外在性格，所以她直到结婚的生命历程几乎是被父母安排好的：为了生儿子只能将她交给奶奶照顾；学习不好回家帮忙做家务；年龄大点儿出去打工接济家里；在外几年过度放纵不听话导致未婚先孕，于是经母亲策划闪婚试图瞒天过海。当小E婚后遭丈夫遗弃时，父母又强迫其抛下孩子重新回来或者是外出打工，并把原因多半归咎于她自己的“不争气”。小E的经历正好验证了Kay Ann Johnson（1983）的观点――她们是自己出生家庭的过客，又是丈夫家的陌生入侵者。

但是小E也有她自己的生存哲学。她说她喜欢在外面打工，或许是为了逃避家庭的牵制。相比于姐姐代表的“乖乖女”来说，她是不懂事儿的，因为她太喜欢上网，并且未婚先孕。遭到丈夫的遗弃后她不愿搬回家住，是因为她一面争取跟丈夫取得联系办理离婚，一面希望能够得到至少一半的房产，她学历不高没多少法律知识，但她认为这是她应该得到的，如果直接离开什么都得不到。虽然在丈夫家独守空房，婆婆公公对她并不怎么样，还时常被当地的邻里议论，但她很少回娘家。或许在身体和思想的囚禁上，她觉得前者比后者更容易忍受。即使父母和亲戚不劝，她自己早就有重新外出打工的想法，迟迟未作决定只是因为女儿太小，她不是把女儿当牵绊，而是真正的爱女儿。她后悔的只是嫁给了那个男人，孩子是无辜的。她一面渴望自己挣钱养活女儿，一面舍不得将女儿丢给婆婆，也不相信婆婆会对女儿好。或许是因为她小时候缺乏母爱，所以她不想让自己的女儿也经历相同的伤害。因此，她不停地在心中矛盾地权衡着不知如何做决定，因为没有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她就一个人承受着，把事情慢慢放进心底。

如今，不管是家长的用心良苦奏效也好，还是她自己终于下定决心，小E已经决定跟姐姐一起重出江湖了。虽然仍然在挣扎，但在意识上她已经肯定，出去或许有一个新的未来，记得访谈的最后她说：“老呆在这儿老想这些事儿，出去见识新的东西可能会慢慢好起来……” 小E颇像一只风筝，被传统拉着放了又收、收了又放，被迫提早回归给她的身心造成巨大的伤害，她说：“我没想过结婚后是这个样子的。”像其他女孩儿一样她也曾憧憬过美好的婚姻家庭生活。但是，另一方面，现代性又何尝没给她带来创伤呢？虽然由于客观因素没来得及询问她打工时未婚先孕的故事，但这无疑也给她带来了笔者无法预知的伤痛。回归农村与家庭的悲痛经历使他重新点燃起飞翔的信心，她假设那里有希望，即便仍可能忍受现代性的蚕食，也只能无奈的坚强着。